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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注定激起波澜。 一则书评尖刻地说道，《货币战争》是以“农业社会的眼光”看待金融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因为人们的迷茫和不理解，却无力抗拒这股洪流，只好将“谜团和失败归结于一个无所不在、势力庞大的敌人”，以这种“封闭心态”处理金融问题，反而会真的引来一场风暴。 即便是温和的批评，也把宋鸿兵提出的重回“金本位”方案视为“开历史倒车”。而宋提出的“各国中央银行都是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们手中的工具”，简直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成了傻瓜”。 还有人质疑宋鸿兵理论的原创性。他的书署名是“编著”，一些分析者认为，宋只不过在重复欧洲的一个古老的“阴谋论”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曾经被纳粹利用，把欧洲带入一场浩劫。 赞同者的口吻，却把《货币战争》看作漫长黑夜之后晚到的黎明之光。“它大大地降低了金融寡头对金融知识的垄断权，社会公众前所未有地获得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它“延续了《资本论》的神髓，是长期以来揭示金融寡头资本主义最深刻的书籍”；它“打开了中华智慧精英挑战国际金融寡头话语垄断的想象空间”。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可能的？ “美元就是强盗”？ “我赞成《货币战争》的分析逻辑。”长期进行货币史研究的吴闻对本报记者说，以前人们把货币问题理解得过于简单，认为那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上的“一张皮”。“这不够，马克思谈‘异化’概念时就说，资本原来是人创造的，结果反过来控制了人”。 这位货币专家认为，这本书畅销说明一个宏观事实：中国经济参加全球化的进程，正由贸易、国际分工层面，进入金融、货币体系建设层面。“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多深不知道，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到了中间会不会有风浪？都是问题”。 或许宋鸿兵评书式的讲述方式减弱了他理论的可信度。他从历史大剧本中抽取了几个片段，还不足以支撑其结论。“那些戏剧化的故事，并不完整，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不只一位专业研究者持有这种判断。 比如，美联储(FED)是否真是完全私人化的银行？也许早期由私人发起成立，而今天，它更大程度上在执行公共职能。“即便是由美联储负责货币发行，但形成的铸币税收入，大部分是给了美国财政部。” 吴闻强调，书中对国家利益和政府作用考虑的较少，政府好像完全成了国际金融家牵着线的玩偶。过于夸大金融利益集团的能量，这并不符合民族国家仍为基本竞争单位的世界现实。 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否开启了美元泛滥的历史，更需要精准的历史考察。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就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中，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两难”：一方面，各国经济体都需要“硬通货”美元，美国用贸易赤字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持续增多，美元发行过量，开始贬值，大家反过来又可能对美元失去信心。 这就是说，二战之后，美国挟战胜国地位和强大经济实力，与各国签订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本身就是为了确保美元做为世界货币地位。到1971年，美元已经超量发行，如果各国都用自己手里的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能让美国这个“世界黄金银行”关门大吉。所以，美国人开始赖账。尼克松不再让美元兑换黄金，让金价自由浮动去了。就像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咒骂：“美元就是强盗。” 没有谁甘愿被别人骑在头上。在1971年，一个不守信用、违背契约的“不道德行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在一片咒骂声中，就这样被默许了。这仅仅是历史的诡谲吗？ 有人吃肉，有人喝汤。“很多时候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是在“坏和更坏”之间选择”，吴闻对记者说，“这就是现实。” 知名汇率问题专家向松祚，支持《货币战争》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可以用数字测量这种全球性的“货币疯病”的严重程度。 1970年，全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约400亿美元，如今已达到5万亿美元。储备货币只是基础货币，加上银行体系乘数效应的货币创造，全球广义货币供应增长以数十万亿美元计。“难道37年时间，人类的真实经济活动或真实国际贸易增长得如此之快，需要如此巨大的储备货币来融通？” 另一个数字，现在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外汇交易之规模，每天超过3万亿美元，每年超过800万亿美元。加上债券、股票和其他金融市场之交易，虚拟经济规模是实物经济规模的数十倍(全球年GDP不过50万亿美元)。 这已经回到宋鸿兵提出的“全球性通货膨胀”问题的本质。而向松祚，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的得意门生，却给当今世界货币体系现状起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名字——“美元霸权”。 如果给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的全球货币格局画一张草图，线条只需两个：其一，美元本位。美元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而90%以上的贸易、金融交易使用美元；其二，浮动汇率。其它国家的货币，以美元为标杆，上下自由浮动。 “如果你把全球看成一个国家，美国就如同历代王朝的皇帝一样。他印几张纸出来，就能四处买东西。他如果穷兵黩武，全球驻军，就滥发货币，通货膨胀则由全球人民来承担。” 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一段时期来黄金、石油价格暴涨，而美元指数却不断下跌。钱印多了，“绿票子”毛了，东西自然就贵起来。当世界货币被附着在一个无法克制自身膨胀欲望的符号上时，灾难似乎就在不远处。 不过，因此就认为可以推翻美元霸权，并试图取而代之的说法，则有些不切实际。“霸权货币体系是一个结果。它意味着这个货币符号背后，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完善的教育和合理的制度。” 日元曾经想挑战美元霸权，被美国人修理了，一蹶不振。欧元创立确实给美元带来有力的挑战，但欧盟不是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这个松散的联盟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缺乏凝聚力，短时期内恐怕也无力改朝换代。 向松祚说，美元霸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玩几个金融花招变出来。美国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经过百年磨砺。“谁不愿意当皇帝？喊喊口号就当上了吗？” 怎么看住钱袋子？ 最早把金融危机和货币博弈，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的研究者不乏其人。 曾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爆发、被誉为“中国兵书”的《超限战》就曾设想：未来有没有一种可能，用金融打击的方式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伤亡人数不多，却给社会造成不亚于一场战争的巨大破坏力？ 可以想象，当看到宋鸿兵建议中国政府应建立“金融反恐法案”，针对跨国热钱及对冲基金等投机分子实施“金融反恐战争”时，《超限战》作者乔良和王湘穗，为什么会产生“知音”般的认同。 而发生在战略层面的“货币战争”，则是世界各国对于“货币的流通域”的明争暗斗。一种货币，所能涵盖的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越大，获得的利益就越大。一定程度上说，这里隐含着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玄机。 在乔良看来，“美元霸权”格局更多体现着一个独特的事实——“全世界，只有美国人打仗能挣钱”。美国本土的实物生产已大多向海外转移，“产业空心化”加剧，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不可扼制，必须维持资本项目下的净流入。如果把“热钱”定义成国际流动资本，那么美国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建立在“热钱”充沛流入的基础之上。 “美国打仗就像驱赶羊群，是为了给其它地区制造混乱或局部战争，驱赶资本和热钱，回流到相对安全的美国。”这种把自身繁荣建立在别国灾难之上的“货币战争”，如同吸毒上瘾，一旦战事不利，资本不能按照操纵者的意愿流向美国，资金链条断掉，整个国家就可能遇到麻烦。 今天的美国，外部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而内部被房地产市场危机所困，美元持续贬值，似乎已透出几分气喘吁吁的败象。 但国际货币的博弈仍远未到胜负分明之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把当下的世界经济，看成一个围绕核心货币的利益与分工的“面包圈儿”。处于核心位置的是美国，依托美元收取铸币税，并拥有定价权。“这块肉最好吃了。不用更多搞物质生产，只要通过金融服务、高科技专利、品牌等虚拟经济，直接收取利益。” 这块肥肉，中国人暂时却还吃不到。原因很简单，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角色，仍是个“打工仔”。“存在就是合理的。刚进城的打工仔，本事没学好，就想马上闯进高档写字楼里当老板，谁会答应？” 这位和乔良一起在《超限战》中主张“彻底做一回马基雅维里”的战略学家，在为中国经济和货币战略开药方时则相当谨慎：当好制造业大国，看住钱袋子，坐稳你的板凳，不要跳起来发言。 即便认为“美国的衰落已经可以预见”，对美元霸权持鲜明批判姿态，而谈及战略，乔良也赞同他同伴的意见——中国不需要“没有来由的唱对台戏”。 这位空军少将的设想是，借助中国经济持续上升的势头，推进强势人民币，提高人民币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和流通率，为将来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打下坚实基础。他甚至对中国参与构建“亚元”这种区域货币也不热心，“如果你相信自己未来的实力，就不要自捆手脚。” 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现实国情。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中国更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是发展实业。正如向松祚强调的，“是真实投资，而不是投机买卖。” 货币洪水淤积在股市、楼市的堤坝里，无法有效分流；而真正亟需资金的科研、教育、医疗、社保、城市及农村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领域，却饥渴待哺。向松祚把这称为“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这与全球范围内不平等、不合理的货币格局有着强烈的相似性。 他反问：“什么叫流动性过剩？中国不是钱多得不得了，没地方去了，而是那么一点儿有限资金，流不到该流到的地方。” 你是合格的玩家吗？ 即便在美国，类似货币博弈、罗斯切尔德家族、美联储的秘密等话题，在主流舆论中也不多见。一则流传在金融界小圈子里的故事很说明问题。 格林斯潘刚当上美联储主席时，召集了第一次会议。与他后来20年任期中的习惯性“模糊语言”不同，这位美国货币当局的最高首脑，以明确的口吻，宣布了一条纪律：“先生们，在美联储的大楼里，我们可以谈论一切，只是不能谈论美元。” 欲控制世界，必先控制金融；欲控制金融，必先操控货币。这是个行规，而对后来者和新人，却成了秘密。 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历任财长，都或明或暗地为美元完全支配国际货币制度推波助澜……这样就不用担心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服务和商品，他们只需回报对方一些纸币。” 向松祚对本报记者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他觉得，就算把《货币战争》的阴谋论放在一边，人们也需明白，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密切配合，让美国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军事战略“非常奇特、异常高效、令人生畏”，“这是美国制度的巨大优势，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恐怕就是一个巨大威胁”。 与单纯遭遇“热钱”攻击相比，他感受到的中国货币危局，更在于跨国资本和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业高端人才和高端客户的抢夺。“一旦这个制高点失守，我们可能就被釜底抽薪，不攻自破了。” 但是，在这场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以及每个老百姓“钱袋子”的货币战争中，应对之策的力度和分寸如何把握，可否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显然不是一本畅销书能解决的。 王湘穗则委婉地对记者说：“金融事关国家命脉，要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 而乔良少将认为，如果意识不到国际银行家这些“国际货币的大庄家”的阴谋，就是“极其的天真”。 他说：“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能对别人玩儿的阴谋有所警惕，另一种是你得有阴谋的能力，去和别人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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