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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大学演讲，经常会有女学生问我：“余教授，一个男人的第一魅力是什么？”
我回答道：“责任。”
演讲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先是女生，再是男生。
在另外一些场合，有职员问我：“一个企业家的最佳品质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社会责任。”
也有学界朋友问我：“在你的心目中，一个行业性领袖的最高素养是什么？”
我回答道：“有人文责任。”
责任，总是责任，而终点是人文责任。
人文责任，是对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需要、又最容易失落的，以人性、人道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主动承担。这话有点长，缩短一点，也可以说：这样的领袖，把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压到了自己肩上。这样的领袖如能成批出现，那么，一个社会的质量就会快速提升。
对此，我特别重视欧洲的经验。在欧洲，社会质量的快速提升，有赖于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文艺复兴是怎么起来的呢？是靠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他们吗？但这些艺术家怎么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画很大的壁画、去做很花钱的雕塑、去造既花钱又花时的教堂呢？如果没有力量做这样的大事，他们又怎么有可能唤起民众围绕在自己周际来集体地享受和推进人文主义发展的呢？答案是，在他们背后，有财团支持。
当文化、财富、权力三者结合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就成了事实。这中间，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
佛罗伦萨财团，已经被写入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册。现在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文的需求出现了。这种需求，企业家本身最迫切，因为他们不知如何离开了人文目标来处置自己的巨款财富。无法处理，就会像肥胖的躯体，或营养过剩的湖泊，对人对己都造成不便和伤害。而人文目标则是一种坐标，足以使自己的财富进入伦理，获取尊严。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的自我完善过程，恰也是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多数成功的企业家总能很快摆脱个人的物质目的而进入公共的精神建设，那么，公共的人文责任，本是他们乐于承担的。
4年前美国开过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经济行为和人文责任的关系。各国专家认为，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全在人文，或者说，用货币方式达到非货币的人文目的。他们说，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要摆脱贫困是不难的，难的是，获得了足够财富之后问一声为什么。为什么要致富，而且富了还要富？很多企业家会讲一些为了企业的表层目的，但当逼问到深层，触及的个人企望，那就会出现多重的赚钱目的。有的是为了安全，有的是为了荣耀，有的是为了幸福，有的是为了自由，也有的是为了慈善——这里不管哪一条，都是人文目的。
因此，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迷魂阵，绕来绕去，身心俱疲，但最后的出口只有一个。我希望企业家在这个迷魂阵里绕得少一点，力争早一点走向出口，而商业领袖，则是走出了出口的人。他们肩上的人文重担，已经超过商业重担——这一点，正是区别商业领袖和一般企业家的重要分界线。
说到这里，我想，这次被评为最佳商业领袖的人该进一步明白自己是谁了。由于说到了人文目的和人文责任，那就还要顺便告诉商业领袖，我们所说的人文，并不是现在文化界流行的那种吟诗作文、谈古论今、咬文嚼字的附庸风雅，而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沉淀历史，又面对未来；立足本土，又面对世界，而它不变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责任。(余秋雨/文 著名文化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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