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企业的成功改革 自古以来,“改革”就是一件最头疼的事儿。只要是改革就一定会有受害者,无法恰当地平衡利害关系,轻者受害方会极力抵制,重者还会引发的双方的对立、冲突、流血,其结果往往是以改革的失败而告终,而改革的发起者之下场也如同改革一样的惨烈。 然而,如果组织在面临方方面面的阻碍却不进行改革的话,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组织将会面临强烈的暴力变革,有可能是“起义”,有可能是“兵变”……总之,或者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对于企业而言,或者是破产,或者是被兼并,那么企业究意如何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呢? “外施儒术,内修黄老”,这是中国大多有作为的君主们奉行的管理哲学。从理论上讲,要对天下人要讲“仁义”,要去阻止一切不行仁义之举,督促臣工们遵此行事;然而,他们骨子里却讲求“黄老”之术,讲求一切随其自然,讲求水到渠成,讲求无为而治。他们这些看起来圣明的皇帝们留给子孙的江山却是千疮百孔。康熙将整顿吏治腐败这样得罪人的事留给了雍政,让雍政皇帝为忙活了10年,积郁而终,乾隆享受60余年的清福,又把这个包袱留给了嘉庆,由于这两位皇帝丰功伟绩背后的龌龊,使大清王朝在起起伏伏中,终于走向了没落。 什么是无为而治?是将得罪人的事都留给别人就是无为吗?总是回避关键问题,明哲保身就是无为吗?一切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就随其自然是一种无为吗?好像这根本说不通,黄老思想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认为真正的无为应该是一种“有为”中的“无为”,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这里。 处事哲学,决策人的处事哲学是企业改革是否可以成功的关键。在外人看来的无为的背后,有很多双手在背后做着“有为”的事情,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天衣无缝,而实际早已“暗渡陈仓”了,这才是改革成功的真谛。那么,这些手是怎么在背后操作的呢? 首先,要弄明白改革的必要性,改革要做哪些事情。这些改革的措施与事项不要那么着急公布于天下,只要极少数人知道就可以了,这种行为只能是在“密室”里进行,否则必然引来骂声一片,非得是阻碍重重不可。 其次,要找到将要做的这个事情的党派利害关系,找到平衡利害的策略。比如,进行事关利害的人事调动,或者其它动作来维持这种平衡的局面。在人事任用上,一定要让利益既得者去担当重任,逐步让利益受损者靠边站,调离岗位,转移利益归属。 再次,将要实施的项目,分步骤地,一个一个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实下去。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有争议的理由,或者利害冲突非常非常小的项目落实下去,一定不能让利益受损者清楚地知道这些项目最终极用途是什么。待到东方大白之时,木已成舟,新生力量已经足够应付眼下的改革时局,改革也就取得了成功。而利益受损者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得到新的任命,或者不再需要纠缠这里的利益在企业中生存了,矛盾化解后的改革,就成为了一项正常的企业管理活动。 很多企业失败原因就是动作太大,大刀阔斧不可能不伤筋动骨,必然会触动各方利益。即使受损者是无声抵抗,阴奉阳违也会对改革有制命的阻碍,他们一定会伺机“反扑”,失败再所难免。只有这种真正的“无为而治”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君不见,历史上的大刀阔斧者几人得以存活?这就是他们学史而不懂得吸取历教训的原因啊。 为什么汉武帝的改革成功居多?商鞅却会被“车裂”?邓小平成功实施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却会失败?全在于改革者的哲学思想的不同。我所讲的“有为”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中国政府所讲的“软着陆”的概念,也就是说“软着陆”与“无为而治”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 我要说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实践问题。 一个人形成哲学思想的渠道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别人强加于的。比如宗教用一些神话,或者是伦理、六道轮回等,威慑性地灌输哲学思想,再比如现代教育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制性的灌输,还有说服别服信奉的某种哲学观点等等。然而这种灌输方法看似有效,却非常经不起推敲,受训者会很快改变对这种思想的信奉。这就是每一位大学生都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教育,但却很少能有真正信奉与使用马克思主义,很多持戒的僧侣与居士却不能遵守荤戒、色戒的原因。另一种是受存于世间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实践结果来总结或印证某些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这深深的哲学烙印,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了信奉与遵从。这是根本性的信奉,这种信奉可能是至死不逾的。 笔者与大家介绍的这种使企业改革能够得到成功的方法论,并不是单纯地讲一个思想,讲一些故事,而是希望赞同者能在工作中去实践它,通过实践去印证这一观点,或者得到更为先进的方法论,从而,让其真正的长期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