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并购年会暨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实录

qihaitao

与会嘉宾云集一堂

　　新浪财经讯 2003年4月20日，2003中国并购年会暨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新浪财经将为您直播本次会议。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嘉宾，感谢各位从四面八方聚集与此。最近这几年全球的并购热潮急剧下降，但是中国并购的热情就象前几天，好象今天上海的天气一样，温度上扬。2003年中国并购从理论层面不断向操作层面深入发展，2002年像卫留成、马富才、李东升、张涌这样的
中国企业家，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并购领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和行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次并购年会由全球并购中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英才杂志社、经济观察报合力推出，下面有请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代表，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教授为我们做关于全球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主题发言。谢谢！

　　刘吉：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应该代表全球并购中心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各位来宾的光临，特别是2003年十位并购人物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想简单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今日中国这样一个并购的新态势。要谈到中国并购的态势，首先要说一点全球并购的态势。并购在二十世纪发展，经历了五次的浪潮，现在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面这么一个新的浪潮，这个浪潮的特点可以叫做战略并购，这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份战略并购就是以建立全球经济竞争优势为战略目标进行并购，这样并购的企业都是一些全球企业在进行的。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标志是由跨国公司变成全球公司，也就是整个生产要素中的配置是在全球范围中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九十年代出现了第五轮的并购浪潮。由于世界经济形势不好，可以说在九十年代末期并购开始走向低潮，在中国这几年正在兴起，所以是西并东渐，西方的并购逐步到中国来了，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和企业都有所发展，同时中国加入了WTO，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竞争，跟国际进行接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处于低潮，中国经济可以称为一枝独秀。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并购转移到中国来了。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结论是与全球并购交易逐渐下降的一种态势相反，中国的并购交易正显著地增长，已经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反周期的现象。在国际处于低峰的时候，中国处于高峰，所以被称为反周期现象。实际上全球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在2000年达到5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对美国的投资，这500亿美元的外资投资中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并购形式进行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建立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这些中外合资企业近几年来普遍有外方来收购中方股权的情况，所以转为了控股的局面，也形成了外资新一轮的洗牌，在中国的态势是很明显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第一次来评并购人物，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有两个基本的发展战略，一个是西部大开发，一个是走出去。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中国的企业就必须要做成航空母舰，这也就表明了中国企业本身必须要参加这样一个并购，因为并购这种方式在资本的发展或企业发展过程中是一种非常简便，而且成本很低，效益最好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国将来迎来一个并购的高潮，这种高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也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至少是初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们召开这样一次会正是为了迎接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第二，并购是一门大学问。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有关停并转，那个比较简单，政府下命令就行了，但是在今天市场经济竞争的形势下来进行并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是说有钱就能够很好地并购，并购会碰到很多难题，这些难题正说明了它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首先你如何去找一个合适的并购对象，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并购了以后如何加以有效整合，产生一个巨大的经济效益，那是更难的事。过去报纸上也常常有很多宣传，但是宣传的结果并不是所有都是很成功的，比如说我们的并购为非是四种情况，强强联合，以强吞弱，弱弱联合，以弱并强。即使强强联合，中国企业强强联合做成航空母舰，这是一件很值得赞赏的事情，但实际上很难整合，因为常常强强联合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愿的结合，而常常是政府行为，就是市场经济的联合也还是很难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联合了以后谁来做主导，两个人都是强者，双方都是强人体系，既然是强人体系就有权力之争，即使大家权力分配得很公平，但是每个企业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一样，一山不能容二虎。即使人能合起来了，也有资源优化的问题。两个大企业合作起来，是混合起来的还是有机结合起来，如果是混合起来的话发挥不了优势，必须把它加以把握，在结合的过程中间也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拳头和力量是不一样的，两种组织不一样，列宁说习惯的势力是可怕的势力。最后还有一个品牌之分，强强联合，也有很多联合一半又分手的，或者勉强联合了产生不了效益，那等等没有意义。所以以弱吞强同样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并购有这么多复杂的难题，中国并购第一个就是因为很多并购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下进行的，这种拉郎配往往是政府的一种骗局。我这个企业现在要扭亏为盈，我把十个亏损企业强行并购到一个大的企业去，本来这个大企业每年的利润可以达到一个亿，十个亏损企业一并进去利润降低到一千万，实际上亏损了九千万，但是报告出来，已经有十个企业扭亏为盈了，亏损企业消灭了。这种情况很多，比如上海很有名的华生电器，华生电风扇曾经是非常有名的，当时他们每年的利润将近一亿，强行并入了十个亏损企业进去，最后当年利润就降到一千万，第二年就亏损，但是报告中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是在这种并购情况下消灭亏损企业，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弊病。第二种是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并购是假的结合。比如说上海的企业并购了外面的企业，比如洛阳或者其他地方的，比如过去上海的永久牌自行车或者凤凰牌自行车并购了很多其他的企业，但是并不能起作用，因为整个地方保护主义，政企是不分的，这些外地企业实际上还是渗透本地的主管单位，任何强龙也敌不过地头蛇，开始你去兼并他，非常欢迎，一旦把钱送过去以后，那就把你吃光了为止，这可以把很多大的企业拖垮。

　　当然我们还有法律不健全或者有法不依的情况，但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并购还是很缺少这样一个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中国要迎接这样一个并购高潮，就必须要进行改革，必须要政企分开，必须要健全市场经济法制，总书记在十六大提出来，要改革必须要有新的突破，要为并购扫清障碍来迎接中国企业并购的浪潮。

　　第三，并购和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这里我想讲三个小题，第一个是主要矛盾正在转化。

　　我们积极主张中国参加WTO，因为参加WTO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如果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就会被边缘化，被边缘化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当时我们极力主张中国参加WTO，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国家的安全问题，是否参加WTO的问题，哪个是主要矛盾，当然是参加WTO是主要矛盾，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中国人不顺着这个潮流前进，不作这个潮流的弄潮儿，那就要落后，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经济全球化所获得的利益。现在我们参加WTO以后，新的矛盾产生了，那就是我们如何来防范由于参加WTO，参加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我们参加WTO以后必须积极地去应对并购，外国人来并购我们，我们也可以去并购他们，在这中间取得国家的利益，但同时并购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也就日益突出了，所以矛盾正在转化之中，我们呼吁我们的国家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们，要高度关注在并购中间的经济安全问题。

　　怎么会产生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呢？从理论层面讲，它有三个方面表明了我们有安全问题。第一，所谓的全球公司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它本质上是反对国家干预的，因为它是全球公司，所以它的要求是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要求各种各样的自由化，他不反对国家的干预，所以经济全球化本身必然要带来国家主权的削弱，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主权削弱并不只是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以后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我们是弱势国家。第二，全球公司的并购实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并购操作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们的许多并购，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的战略并购中间，在并购交易中间，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商业经济范围，实际上是影响到政治的。比如说2000年的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它的并购资本额超过了1800亿美元，这超过了当时香港当年GNP的1600亿美元，波兰一个国家GNP也就1500亿美元，这样的并购表明了它的实力超过了一个国家，这样巨大的力量绝对不是单单的商业交易问题，这确实影响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第三，全球公司一般都是有高能量的全球金融来支持，同时利用全球资源或市场这样一个善用的全球资源市场来规避或转移全球风险的能力。全球公司为了自己利益来规避转移风险能力很强，这样就常常和我们国家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当全球公司的资本战略与国家的金融战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发生危机，如果和国家的产业战略有冲突的时候也就会带来国家的潜在的产业风险，如果全球公司公司的战略和中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矛盾的时候，这就会带来危机，因为它的实力太强了，所以它的来去、它的资金转移都会给中国整个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所以从理论层面讲有三个潜在的风险。

　　从操作层面来讲。发达国家依据全球公司的要求制定的战略，对它们是有利的，其中有些在我们发展中国家看来是不合理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忍让妥协。由于大多数是合理的，但是这些合理的东西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不一定很知道，反正中国企业历来认为这种事情政府会考虑的，反正由政府来解决，但是政府有几个人了解这些东西呢？即使了解了，靠这几个人来主持国家总是不行的。所以是不懂得游戏规则加上不了解国际行情，最后就导致了我们在并购中间出现了一种贱卖贵卖，外面的公司可以把我们国家的企业很便宜的买来，然后在国际上很贵的卖出去，这种贱卖贵卖使我们中国的资产产生了流失，这也可以讲是国际性的剥削行为，发达国家这些大的企业，利用他们资金、技术、管理上的优势和我们进行不平等的交易，这是在第一操作层面上发生的事情。

　　第二，全球公司并购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并购的形势非常隐蔽，我们过了多少年以后才发现，不知不觉地上了当或者是被兼并了。比如说他们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吞噬我们中国企业，过去有一家合资企业，开始时很好，中方占51%的股份，但是因为合资了以后，经营由外国人经营，因为外国人管理得好，他的经验丰富，开始第一步经营就使这个企业严重亏损，亏损以后怎么办呢？外资提出来我们双方要追加资本，这时候中国企业的资本一下子拿不出来，或者能够拿出来也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结果只好我们出的少一点，他们不断追加，最后彻底被兼并了。当时现在直接是在并购中间利用换股收购这种交易，这种交易方式简便也是非常隐蔽的，可以在很大规模中间低成本收购。常常有同志说，洋鬼子进村了，用持股、控股的方法，不知不觉地就把握了中国产业的制高点。

　　还有一种并购方式，利用中国政企不分这样一种地方格局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滞后经济，这种滞后经济非常有利于外资的垄断经济并购，要到安徽或者四川并购一个企业的话，双方政府之间都要干预的，即使并购了以后往往是讲并购了五个企业，很可能由地方格局分而食之，非把它弄死不可，但是外资来了以后各个地方都是热烈欢迎，实际上是外资分而食之，同样收购饮料，在上海收购饮料换了别的地方一样是这家公司的饮料，实际上这些饮料都是一家公司在收购，在各地都受欢迎，实际上隐蔽的是中国的饮料可能就被一家企业垄断起来了，外资是统一的，这是一种垄断性质，这种性质除了饮料行业，在化工行业等等都在发生。外资很重视收购中国的销售网络，或者叫代理人来收购这个销售网络，开始进入WTO的时候，报纸上讨论了很多，狼来了带来这样的危机这样的危机，什么产业有危机，比如汽车或者农业，经过了一年发现很好，没有什么危机，很得意，其实不知道，外资进来之后并购你这些产业是次要的，问题是他没有很好的销售网络，所以他会高价收购各种销售网络，一旦销售网络形成以后，它的大量产业就进来了，那时候才是真正的狼来了，现在不过是一个腿进来，所以万不可大意，说狼没有来，狼不过是腿伸进来了。

　　另外还有是静悄悄地收购我们的人才，用高薪收购我们的人才，外资是两千美金起，中国的一些处长局长都去了，这样中国的优秀人才都到外资去了，中资企业靠什么来竞争，中国政府靠谁来管理，当然我们还可以靠爱国主义，但毕竟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假设中国的企业一个月给一千美金，外国企业给两千，这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中国企业给两千人民币，外国企业给两千美金，这差了八倍，怎么爱国主义得起来？现在人才的并购是静悄悄进行的。

　　当然还有很多，由于地方格局也并购了中国很多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水、电、气等等，这些都在吸引外资，本来是中国垄断性的资源，慢慢变成外国的垄断性资源了，所以当可能使国家在产业高端上特意建立的安全防御体系。外国资本利用他们的资本技术管理优势来打压中国一些重要产业的潜在发展机会。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中国本来是有发展机会的，但是在管理上没有优势。特别是我们中国企业一种小政权的意识，各自称王，都愿意自己当龙头老大，而不愿意联合起来跟外资企业竞争，甚至宁可让外国人吞并，而不愿与中国企业联合，比如中关村的计算机输入技术，前几年不知出现多少个，王码、赵码、李码，几乎每一个姓都有个高招，我们看了很兴奋，现在全部被微软击垮了，现在这些码都销声匿迹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的航空业、中国的CPU生产。

　　在理论层面存在着国家安全问题，在具体操作层面已经出现这样一些形势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对策，应该呼吁国家和社会高度注意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当然我们不是再重新回到闭关自守，不参加WTO，那就是落后，我们应该在开放的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来实现我们的对策。比如说我们应该极早制定反垄断法，这个反垄断法不仅是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更重要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的全球公司，他们用各种分公司或者是其他子公司以各种形式来垄断我们中国的企业，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刚刚王巍跟我说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在中国不是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来打仗，现在是大的外国公司以中国为战场来打仗。就像上上个世纪日俄战争一样，日本跟俄国打仗结果在中国打，最后他们打仗中国人吃亏，现在我们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比如美国的柯达或者是日本的富士，他们在争夺中国这个市场，中国许多小的胶卷产业都是先进的，实际上我们的胶卷产业只能是吃点剩饭，或者是陪着他们在竞争，实际上是他们在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防范，不仅要防范，还要打破过去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垄断。我们要建立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这种机构并不是说随便兼并谁就可以的，还要看看有没有损害我们国家经济安全利益，这是很重要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美国就是有这么一个机构来审批并购，而今天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并购的研究机构，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就是这种研究机构，要研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全球企业并购的动向，发现问题及时提供预警报告，逐渐我们要把并购作为观察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现在在全球经济指标中，GDP、汇率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很重视，但是对于并购这件事情我们还没认识到，其实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就需要专家进行研究，但是仅靠专家是不够的，还需要跟企业家结合起来，所以要有更多的并购机构来研究。当然还需要我们的政府实行政策来支持中国的企业实现并购，建立联合舰队，也要支持中国的企业如何更有效更抓紧商机地去并购外国企业。过去在中国有很好的机会，比如说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人民币很坚挺，很多企业想去并购东南亚的企业，但是没有外汇，政府不支持，外汇国家控制很严，所以就错过了很多机会，好的机会都给美国企业并购过去了，所以中国应该给予很多政策，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能够去并购外国企业。

　　我们国家缺乏并购人才，并购是新形势下的产物，是一个新事物，同时又是一个学问很大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专门的人才来进行并购业务的话，当然是无法参加全球竞争的，今天中国国家真正懂得并购业务的人才是很少的，所以必须要大力加强培养。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准备办并购的EMBA，来培养并购人才，和并购的短期培训，使我们企业在并购之前能够了解国际规范。将来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面对并购企业去使用这些人才。

　　归根到底，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经说了，武装斗争也没有人才，既没有昔日中国国防大学毕业的也没有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将军来指挥，有的只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也不过是个短期培训，毛主席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首先是打响战斗，然后在战斗中学习战争。”我想今天我们也是这样，首先我们要打响并购竞争，然后我们在并购中间学习并购。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批勇敢的战士已经站起来了，今天我们要提出的就是十大并购人物，他们就站在并购的前列，他们现在还谈不上是并购元帅并购将军，可能是并购少校、中校，没关系，有了这么一个开头就要开始总结他们的经验，把专业人员的知识和实践的企业家们结合起来，总结经验，以利于我们更好地来迎接中国发展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购。这就是今天主持这个研讨会和表彰会的目的，希望大会顺利完满。

　　主持人：谢谢刘吉院长。安全是今天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的企业如何迎接WTO之后全球并购所带来的挑战，刘吉教授给了我们他很好的思考和提示。有人说并购就像结婚一样，它追求结合之后的价值最大化，也有人谈并购像离婚，因为它在不断制造变化和重新组合。下面我们要请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夏斌所长，为我们作《共同下好金融并购这盘棋》的主题发言。请大家给出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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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下面把话题转向另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TCL去年在欧洲的一次收购。上次李总在中国领袖年会上就有大量人在关心这个问题，首先请李总把最近几个月来收购之后的运作情况和你的期望值能做一个比较，能给我们阐述几分钟。谢谢！

　　李东升：TCL是一个实业公司，所以并购也是围绕整个企业发展战略展开的。比较引起业界关注的就是去年我们收购欧洲的施耐德。事实上TCL在过往七八年的发展过程中，前后有十多个的并购，当时主要发生在国内。施耐德的项目刚刚开始，正常来讲一个项目并购进行整理，重新按照发展规划实施，看到效果，一般来讲要12—18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对施耐德项目的整个规划也是按照这么一个时间安排的，现在只能跟大家说这个规划在进行中，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发生。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简单谈谈在并购方面我们的一些体会。刚刚提到过往的七八年，我们前后并购了超过十个项目，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总结七八年这十多个项目并购成功和失败的体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要说这个项目做得成功，我觉得有几个原则是要把握的，一个是兼并并购这一块一定要和你公司发展战略吻合，跨行业去并购一些项目，纯粹为了产生并购利益、产生并购效益去做的，往往成功可能性是比较低的。第二，必须是自己优势的延伸，这个并购项目可能和你的发展战略是吻合的，但是你并没有这种优势去管理好这种项目，这样的话你也可能失败。第三，本身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文化和你并购项目是不是能够融合。这一点我讲得直白一点，其实并购中的所谓强强联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必须是一个强势企业去兼并一个弱势企业，你把你的理念输入到下面的企业理念去，如果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这种合作在中国的企业当中成功率是比较低的。第四，资产并购要产生增值的效益，有些并购进来之后政府就来刮你的皮，实际上这种情况有，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和当地这种原来股东企业和你并购员工的支持，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并购之后的价值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如果能够做到这四点，这个项目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大。从我们来看，做到这四点的就成功了，做不到的或者有部分做不到的就失败了。

　　王巍：谢谢李总，按照刘吉教授的标准，李总去年的并购相当于少校级的。少校级的并购有战略性的思想，他有理论化的战略。所以请梁能教授作一评论。

　　梁能：谢谢王巍主席。今天开会时刘吉院长讲并购中有安全问题，夏斌博士讲并购中有体制问题，许小年博士讲并购中有制度问题。我提一下并购中的管理问题，在企业的角度，我持一种非常赞赏的批评态度。在企业中有很多并购活动，尤其是海外并购，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这么多企业走向海外去并购，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同时也表示了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展望，同时也表示了我们企业家的实力。但是从管理角度来说从理性分析来说，我基本上持一个批评的态度。这些批评态度不会针对企业家的，而是媒体、中介机构，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分析报道可能有误导。比如这次的并购人物中有很多是资源性并购，这个报道中讲很多，如果一个上游企业一体化，后面的资源性企业，第一是可以以低价提供原材料，第二可以在物资紧张的时候保证供给，还有可以下下游企业的利润纳入囊中了。这种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一个并购要创造价值，肯定并购整体要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价值，如果并购以后上游的石油企业和油田不改变经营模式，仍然是一个产油一个买油的话，那么这两个企业整体不会增加太多的价值，也许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得到廉价石油，但那不过是两个企业之间的转移，两个企业总体不见得会有很大的价值。总体来说在世界范围内看一看过去几十年，资源性行业，在原材料行业的投资总体是价格大起大落，投资回报很低的行业，如果不改变原来的经营模式，仅仅是改变所有制结构，不会增加价值，这样即使保持了效益，也是企业在低弥行业以增加投资为代价的。

　　许小年博士讲到，资产收购中非常重要的定价问题。前面讲的并购要成功，首先并购之后要有系统协力，如果说是因为资产定价低估收购那是投资问题了。如果并购一定要有协力，即使有协力，并购以后能不能为股东为所有者提供价值，也取决于你为并购者提供的价值是不是超过它所拥有的协力。在所有财务学研究中大概很少有哪一个观点所有的财务学家都同意，在其他学科研究中也很少有哪一个观点所有的专家都同意，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并购，一般宣布被并购的企业股价大幅上扬，同一天兼并方的股价会下跌。根据美国杰森教授的统计，原来平均100块的股票要出到141块才能买来，出到200到300以上的非常多，后来成功是非典型的，不成功是典型的。

　　这里面牵涉一个管理问题，既然大家知道并购总体来说是赔钱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企业前仆后继地去并购，为什么被并购的企业会有股价高估，这里面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大家一起来做个测试，这里有十个问题。对你的要求是，你对这十个问题肯定有了解不了解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你对自己的只是有多少了解程度，请你给出上线给出下线，作兼并的时候有些时候不需要准确结论，但也要八九不离十。只要结论落在你的上线下线之间你的题目就算是做对了，我给大家的要求是八九不离十，最后不要错两道。你给区间越窄你的判断越精确，但你的风险越大。第一，旧约的章节数目。第二，月球的直径。第三，亚洲象的怀孕期。第四，北京到伦敦的距离。第五，马于.路德遇害的年龄。第六，中国2001年经济生产总值。第七，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数目。第八，美国对外贸易利差。第九，2000年全球经济总额。第十，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总额。这个实验是兰德公司对总裁的判断能力作实验时做的，题目我改过了，从哈佛MBA到电脑公司经理、医生、科学家，对不同问题作的问题的结论，从理想目标到实际中，大家可以看到从8—80%之间的误差范围。经理人在并购的时候即使对有系统协力的项目也往往出价过高，这种出价过高跟经理人对自己的能力估价过高有关。

　　并购以后的管理问题非常复杂，打一个简单的比喻，并购以后两个企业都在运转，要在运转中实现并行，大量的并购都是一次性的，事先不可能彩排，谁都没有经验，这种情况之下要成功非常不容易，就像两辆汽车，一辆四缸一辆八缸，在运行中要改装成一辆汽车，十二缸，这非常困难。波士顿有一个分析，全世界的并购中十例中有八例没有详细的计划，事后发现人事计划不合拍、信息系统不合拍，采购完以后才发现技术人员走掉了。从中国情况来看，2001年中国的出口总共是230亿美元，劳务输入110亿美元，说明中国在世界上的跨国投资无论是规模来说还是经验来说，在刚起步的阶段到海外去进行收购，难度非常大的一个管理任务，还是在陌生的海外环境，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非常谨慎。

　　王巍：谢谢梁教授，我想大家会印象非常深刻，至少我的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李东升：我原则上同意梁教授的观点，我把施耐德的并购和相关事情简单说一下。我们并购施耐德项目的时候我们同时在研究根德，根德的规模相当于施耐德的二十倍，在欧洲市场拓展的作用更大。我基本上赞同梁教授的观点，并购的风险一定要有评估，所以我们放弃了根德的项目，购买了施耐德，施耐德只有820万欧元，根德需要2亿欧元，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没有买，台湾的申邦进去了，后来知道这种并购失败了，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家对并购的难度一定要有足够的评估。

　　并购领袖的作用，我不是太赞成。并购要成功更要强调一个企业的系统管理能力和他的文化整合能力，这两点可能比领袖个人作用更重要。

　　王巍：谢谢李总的补充，我正好要提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并购有公司的并购、有资产的并购，其中资产的重要一块就是人，很多企业在并购当中会涉及到人的流转，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对于有一定行业影响力人物的并购，进来或出去对整个公司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可能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是类似TCL、创维都出现了很多明星式的领袖进入，然后离开，我也可以把它诠作一个并购，想请李总讨论一下TCL如何评价这样一些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的并购。

　　李东升：管理人员的进出看作是并购，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说法。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在国内企业当中是非常高的，而且已经高到不太合理的程度，作为个别人员的进出我认为是正常的，在这里我不方便讲太细。

　　王巍：人才也是公司的资产。最后我们把问题转向张涌总裁。张涌总裁做了十年的一系列并购都不为人知，他可以说是一个潜水艇，是海军部队，去年他作了一个大的决定，收购安然的一个资产，由于安然去年有了一些重大新闻，所以使得出现了双倍的效应，张涌一下子浮到水面，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我想请张涌先生谈一下，您如何判断对安然集团的收购，特别在安然集团出现重大财务丑闻之后，你如何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价值。

　　张涌：谈到对安然资产的准确把握和评估，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首先是针对这个项目，从项目来讲的各项指标来看，也是业内人士比较公认的，从指标上来看也是比较满意的。当时安然破产，我们通过四川的省委省政府介绍，当时电厂效益比较不错，正式建设投产后已经运行了两年了，每年大概有几千万美金的分成红利，成都市的三环路以内安然负担着电网负荷中心，装机容量34万千瓦。从它的效益来讲，通过各方面的深入了解，最后我们认为是不错的，所以就进行了合作。

　　王巍：昨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张总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进入安然的资产之后，发现安然在中国的管理是非常粗放型的，但是社会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收购一个跨国集团，尽管安然倒下了，瘦死的骡子比马大，您在哪些迹象上判断安然的管理和林凤集团管理相比是非常粗放的。

　　张涌：安然的能源建设涉足的是电力和燃气，但是在它的后期实际上进入了网上竞价为主的活动。从一个产品的投入产出整个系列的运作过程来看，我们进行了一定的调查之后，发现它的财务费用比较高，我们进去之后光这一手就发现每年也存在几千万的差价，因为它的管理模式和我们国内的企业，尤其是我们这种比较讲究集约化经营的企业来讲，我们感觉从管理上、从它的财务成本、管理成本等各方面来讲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可调性非常大。我们不太认同他以前的管理方式。

　　王巍：谢谢张总，刚才张总和李总都介绍中国的企业都在收购国外的企业，应该说去年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不仅是国内的企业，包括中国的政府，收购一系列国外大的资产，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走在全球市场，我们也预祝这些企业能够逐渐把中国的这种管理价值，中国的一些国情或者是非典型，能够在这样的市场上体现出它的特色价值来。今天到此为止，我们感谢三位并购人物和三位嘉宾，也感谢所有到会的同仁一起参与讨论。

　　去年评了十位并购人物，今天为几位到场人物颁奖。有请宋女士。

　　主持人：2002年底全球并购中心为了彰显为中国并购业界的领军人物。下面请全球并购中心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教授，宣读获奖者名单。

　　刘吉：刚刚主持人提到领军人物，什么是领军人物？就是首先分得中国第一杯奶酪的人物。中国的并购还方兴未艾，只能授予他们中校水平，但是我相信他们中间将会产生中国的并购将军、并购元帅，因为还有来年、后年。这十位并购人物是，中国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先生，TCL集团董事长总裁李东升先生，中国林凤集团董事长张涌先生，联华超市董事长王宗南先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裁卫留成先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富才先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苗圩先生，中国网通公司总裁田溯宁先生，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周林先生，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我们向这十位领军人物表示衷心的祝贺！

　　主持人：下面请出刘吉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国华教授，夏斌所长，为2002十大并购人物获奖者颁奖。

　　感谢今天上午大家的参与，相信社会各界对并购的热情一定可以将中国并购的非典型事件发展成为典型的成功模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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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休息过后，下一场的活动即将开始。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消息要宣布，有一批长期推动并购交易活动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会计师、财务顾问、证券专业人士，他们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并购联盟，现在要请主要发起者，中国并购联盟副主席潘跃新先生向我们
介绍联盟的情况。

　　潘跃新：感谢大会主席。我向大会宣布一下并购联盟成立的情况。

　　中国并购联盟是由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倡导发起，由国内一批著名的从事并购活动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证券公司以及一些投资咨询管理公司和大型企业的内部投资银行机构共同发起设立的。在昨天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发起人会议。

　　中国并购联盟的定位是论坛式的一个组织，今后每年开展定期活动，发表一些定期的并购方面的消息。中国并购联盟的成立旨在推广并购业务在中国的应用，提高并购相关服务行业的水平，推动中国相关并购服务业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购行业标准，组织开展并购行业的职业教育和举办相关的讲座，进行并购活动的国际交流。中国并购联盟的第一任主席为夏斌先生，今后中国并购联盟在活动当中还希望得到与会的各位代表以及并购行业相关各位代表的大力支持。介绍完毕，谢谢！

　　夏斌：我以个人形式参加并购联盟，我不代表任何机构。代表联盟宣读中国并购联盟诚信宣言。自古服务讲诚信，而今诚信固涉及，一批从事并购的人士今天走到一起，向我们的同行发出一个呼吁，诚信为本，服务第一，报效社会，共谋发展，我们如此呼吁，因为并购活动关乎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干弧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关乎并购市场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在并购活动中讲诚信，将对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共同认为讲诚信就是忠于法律，不昧良心，讲诚信就是合理收费，生财有道，讲诚信就是尊重客户，保守秘密，讲诚信就是公平竞争，不毁同行，讲诚信就是接受监督，有错必纠，讲诚信就是恪尽职守。中国并购联盟，2003年4月20日。

　　主持人：谢谢中国并购联盟主席夏斌所长代表所有联盟成员所做的宣言。下面请出全球并购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公司董事长王巍先生。

　　王巍：谢谢宋女士的介绍，宋女士作为大会的主持人和全球并购中心在去年经过广泛的评议选出了中国十大并购人物，内容刊登在今年第一期的英才杂志上。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几位并购人物，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经验。

　　今天到会的有几位，首先请出第一位，TCL集团的李东升董事长，李东升先生在去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并购，是并购德国的一家企业。第二位并购人员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先生，大家都知道华源集团这几年在中国业界一直以并购见长，特别是在去年大规模行业转移收购上海药业集团引起了关注。第三位，林凤集团张涌总裁，张涌在业界来说是个黑马人物，但实际上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并购，特别是他收购了安然这样一个全球五百强在中国的一块资产，因此也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另一方面请几位业界的专家，一位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梁能先生，梁能教授在并购业界经常发出一些重要论点，他的想法以及管理上的经验在业界是耳熟能详的。再一位，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史建三先生。史建三律师是中国我所知的第一本跨国并购的作者之一，在上海地区是非常活跃的律师。另外还有一位专门从相当来的李登唐先生，是香港高层集团董事总经理。李登唐是香港并购界的人物，他是非常神奇的人物，大家都知道几年前日本山一证券破产时，他代表京华用了不到一亿美金收购了山一，很多人把他称为台湾的梁伯超。

　　今天讨论的主题定位为并购人物，并购时代的领袖价值。因为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并购一般来说都是一种政府的行为，刚才许小年博士也谈到了，在国有经济下很多并购都是政府的行为，或者说是革命分工，归谁管不归谁管，条条框框来规划，只在近几年逐渐进入市场采用交易的形势，但是有的仅仅采用交易形势仍然是政府的一种分工，我想越来越多的并购将会成为一种市场的交易。我们严格用西方的观念来判断中国并购是很困难的，很多人都到，中国的市场是充满变数的不可理解的是中国国情市场，中国的国情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是非典型，非典型市场，非典型并购，在这样一个市场下，我们如何来判断中国企业的行为，首先在人物入手，因为在中国是集体主义，是团队作战，个人是非常渺小的，我们有了并购成绩主要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个人起了很渺小的作用，但事实上在今天并购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判断力，而且要承担个人的责任，而且在并购的交易当中要充分体现个人的魅力，是这样一种个人情节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想这是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特点，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开始评议中国并购的十大人物，今年是第三届。在第一届的时候曾经评出两位部长，有关部门打招呼说部长不能成为并购人物，所以实际上是八位。今年比较宽松，有一位部级领导也是并购人物，今天派了代表来。所以我想把这个主题就确定在领袖价值上。

　　首先把问题转向周总，华源集团并购比较生猛，而且在你的表现当中也有很多成功和失败，成功的比较多，特别是医药的并购，当年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华源泰马的并购，首先向您提个问题，在这么多并购当中，您个人的一些性格对这些并购有什么样的考虑。因为你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来提一下。

　　周玉成：了解我的人觉得我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不了解我的人觉得我是一个胆子比较大的人，所以有的人问我在购并这个问题上好象华源的胃口比较大，实际上我是比较胆小的人。当时华源为什么购并那么多，好象从数量上规模上来看，这几年来量好象很大，这可能跟我的工作性质有关系。我长时间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我对一个企业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从宏观上从整个行业进行判断，所以对企业的考虑一般人看起来风险很大，但是从行业从宏观上判断我觉得风险不大，所以我介于胆大和胆小之间。

　　王巍：很多人都知道上海地区的企业家很少有大的企业行为或者是企业家的行为，更多是作为职业管理人，我想请上海关注并购市场而且很有影响的律师史建三对华源集团的并购略作一些您个人的评价。

　　史建三：因为今天涉及到对领袖价值的评判，刚才主持人要我对华源的并购作一个点评，这个事情可能要从十年前来说起。我认为周总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并购领袖，这不是刻意的奉承，在十年前一次专家咨询会上我就有这样一个感觉。请允许我讲一个很小的故事。

　　当时华源集团注册在浦东，92年进入浦东，也正是整个浦东开发的一个起点。注册浦东以后在报税区有一个华源国际贸易公司，周总到了上海以后，他主持了许多次的专家咨询会，其中有一次就是如何发挥注册在报税区的国际贸易公司在国内外两种市场资源的作用，为华源的全球战略、全国战略服务。当时我在上海报税区从事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研究工作，所以很荣幸能够接受邀请，在周总的主持下作了一些发言。周总在这时候就谈到了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谈到了整个公司将来运作的方向，当时与会的专家也纷纷发言了。从这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他对配置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请了那么多专家，作了许许多多的发言，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小信封，信封里面我记不得是三百块还是五百块了。但是回过头来，周总把大家的意见，把各种资源汇集起来以后，就成为他们贸易公司如何运作、如何打开国内外两种资源就已经开始操作了，我们被他“配置”了。十六大里面有一项，让劳动、技术、资本竞相表现出他们的活力，我想周总实际上已经开始运用了。

　　王巍：史建三先生说的是周总当年非常低的成本实现了非常大的并购，这也是中国商人的一种狡猾。

　　史建三：接下来切入点评的正题，领袖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从我个人的评判，因为接触虽然不是很多，可能十年以后周总不认识我了，但我一直在关注着华源。我认为领袖的价值，特别是周总如何领导华源集团在产业上进行整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特质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是全球观和使命感，这个刚才周总也提到了，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更高的角度就是从全球的观念来看。全球的观念就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面临的竞争就不是在区域层面上也不是在全国层面上，而是在全球的层面上来参与竞争。刚才许小年博士谈的一些问题非常有见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产业集中度和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度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产业集中度不在一定层面上结合的话，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会被大大削弱甚至被边缘化。周总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有了一种全球观，同时还要有一种使命感。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医药领域要有航空母舰，在竞技场上我们要是同样的量级，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一个轻量级的拳击手与一个重量级或者是超重量级的拳击手在对抗。

　　第二方面，实际上采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非常谨慎的态度。实际上据我了解，华源集团从92年入驻浦东，当时的注册资金是1.4亿，经过11年的运作，现在净资产超过100亿，企业超过300多家，净资产也好企业也好增加了数十倍。实际上他从公司成立一开始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运作。这里我想问一下到底有多少是属于并购的贡献率？

　　周玉成：并购的规模占70%。

　　史建三：通过并购对整个增产增值保值的贡献超过了70%。整个并购从92年开始，一开始是牛刀小试，到了去年才开始有大的动作。

　　第三，我认为周总是一位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手，前面一个例子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另外再来看一看他并购上药集团，这两种资源的整合是一个比较美好的联姻。华源集团有资本运作的经验，也具有一流人才的配置，据我了解，有六十多位科学家成为整个华源集团的专家委员会，非常著名的科学家还成为集团公司下面的科委主任，这是人员配置。他和国际上的一些巨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像杜邦、巴士夫、拜尔，化学和医学在某种程度上研究起点可能有相近之处，所以在配置上从华源集团来讲有这些优势。而对上药集团来讲，正好是华源集团可以利用上药集团的一个很广阔的销售领域、销售渠道，它的经销网络现在遍布华东地区。另外是许多新药和国家批准的批件有很多，所以资源配置非常之优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整合以后是不是能够达到1＋1＞2的效应，这种更严峻的资源配置和优化的任务也放在了华源集团的身上。我想不单是周总，可能并购的价值在十位并购人物当中都会有所体现。

　　王巍：谢谢史律师。刚才李灯场先生向我提出，当年他做B股是李灯场领导的一个团队，是京华山一。我想请李灯场讨论一下华源凯马的问题。

　　李灯场：我们要强调不是为并购而并购，并购的目的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经营者的策略眼光，还有后面的执行力量。我代表我们集团收购了京华山一以后，第一个事情就是收购了华源凯马，当时提出了6620万美金左右，当时在B股非常低弥的情况下，我还帮他很成功集资了。在国内而言是捆绑形上市，当时凯马作柴油引擎，有农用车，农用车本来用的就是柴油引擎，这就等于是上下垂直整合的一种并购。第二种性质，我们称为跨区域性的，因为农业性的要扩展市场最好是收购一个小型公司，当时在农用车领域很多小型的公司都面临亏损，所以把这些小型公司全部都收购进来了，收购进来以后就会产生规模效益这个东西出来，这就是当初很好的垂直整合，另外跨区域的并购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用这种包装题材98年在B股集资了660万美金。过去很多的并购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情况之下，你并购了他，很多都是国有企业的，管人管事管业务都不同，我虽然现在是控股股东没错，但是周总管不了，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出来。我最近正在帮国企一个红筹股公司重组一样，他是一个控股公司，但是还管不了，很幸运由中央国资委成立的所谓大股东的权力。我最近没有追踪各方面的业绩，后续是不是会发挥资源整合效用，这涉及到执行力，执行力除了一个大的领袖带动之外，其实各个干部基层很重要。我推荐大家一本书——执行力，他讲的执行力是一种纪律，就像一个军队一样，为什么美国能够快速打赢伊拉克，就是纪律的问题，很多并购非常成功，当时也非常轰动，但是后面能不能产生综合效用出来就是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并购的这种策略性的眼光还有策略性的协同效应，现在帮很多公司并购很强调执行力，所以收购完了之后下一步怎么把这个资源有效配置跟管理，那就是执行力的问题。今天早上讲，成功是非典型的，不成功是典型的，其实这里涉及两个阶段，一个是并购的时候你的眼光是真正为了并购而并购还是为了资源整合来并购，你到底是垂直还是水平，最后你的并购目的要非常清楚。就像当初带动京华去买山一证券，就是为了打入大陆市场，现在已经变为各地的保健网，我们原来比较小，通过并购做得很大。

　　我们强调领袖的价值，我们认为在决策模式上有两种，我们认为策略性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王巍：谢谢李灯场先生，通常我也能理解到，成功通过努力，成功以后处理不好是执行力的问题，所以投资银行永远有理。现在应该公平的给周总两分钟，讨论一下最后执行力的问题是如何导致华源凯马不尽人意的。

　　周玉成：华源当初要重组凯马也是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判断，农业的基本出路在于机械，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提出来了。当时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部改革没有机械化。所以从1995年开始华源就开始落实农机行业的并购。到98年应该说我们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机械最大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处于相对的领先地位。所以98年我们能够在香港把B股发行成功，我们李先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包括你们的老板京天先生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很不容易，应该说大家对概念非常认可，都知道中国农业的程度和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所以当时我们在香港推荐的时候，有一种战略上的思考，投资人还认可，华源今天的进入就意味着低水平的退出，因为我们购并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农机制造产业，它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制造体系，重组的目的就是要在结构上进行翻天覆地的调整。当时我们在98年上市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续问题负面反映开始在中国形成，应该说我们上市的时候是98年6月份，亚洲金融危机真正蔓延开来在中国有负面的反映是98年下半年和99年上半年，当亚洲金融危机负面效应冲击整个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华源的产业结构要做重大调整。华源是从纺织行业做起来的，我来自纺织工业部，以纺织工业部为主来组建华源，大部分的领导人也都是纺织工业部的，纺织工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尽管当时我们也研究部署了一些高科技的项目，也试图改造纺织工业，所以当时华源的定位就是高科技、外向型、多元化、跨国经营，但是纺织这个行业要真正做到高科技是很难的。后来我们进入农业机械，发现农业机械用高新科技来嫁接更难，有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农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的问题实际上更多，有更多的生产问题没有处理好，不管这个设备多新，中国的农民需要的就是这种低价格的东西。这个东西技术含量很低，我这个用起来很方便。98年华源上市，去年华源退出凯马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我还是第二大股东，没有完全退出，是不是意味着凯马这个概念就不好了？这涉及到华源总体战略调整，因为华源立足于纺织，纺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要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行业推进，所以我们选择了医药，我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我们对凯马的退是战略型的退出，并不是意味着我放弃农业机械，我还是保持着第二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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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谢谢夏斌所长所做的演讲。谈到秘密，心理学家说，秘密是一种欲言又止的心态，所以希望夏斌所长能够从他的渠道多做一些改进和倡导，使以后每一位都能够畅所欲言。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他在专业圈子里一直有直言敢言的特征，有人说
他说的是治世良言，有人说他说的是盛世危言，昨天许总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圈子里，成功是典型的，不成功是非典型的。下面有请许总做《推进制度改革、发展购并市场》的主题发言。

　　许小年：谢谢大会主席。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推进制度改革、发展购并市场。我们发现也非常多的在推进购并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而这些因素不解决，尽管社会呼吁非常多，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今天讲三个题目，一个是结构调整的购并市场。我们面对一个结构调整非常紧迫的历史任务，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购并将是非常有效的市场化手段。第二，购并市场为什么到现在迟迟发展不起来。第三，我们所建立的一些政策以及改革方面的措施来促进购并市场的发展。

　　谈到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任务，这就要从经过二十年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这个特征来谈起。有关过剩经济有一些数字在这里给大家作一些参考，我们认为衡量经济过剩程度最好的指标可能是产能利用率，但是因为产能利用率数字国家统计局每十年发布一次，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原来国家经贸委做的一个统计，在6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分了三类，一类是供不应求，一类是供需平衡，一类是供大于求。供大于求每年的数量都在上升，在中国的6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接近90都属于供大于求。这就说明我们的经济经过二十年的改革，经过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像克尔奈教授所讲的那样是一个短缺经济，而是一个全面过剩的经济。

　　全面过剩的经济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个通货紧缩。从两三年前开始中国就进入了通货紧缩的阶段，通货紧缩并不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因为引起通货紧缩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需求不足，一个是供给过剩。我们发现中国的通货紧缩并不是由于需求引起的，因为中国经济每年7—8%的GDP增长，说明中国的需求基本上是正常的，特别是今年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长达到了9.9%，是多年来最高的一次，如果需求不足的话我们不会有9.9%的增长，政府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应该说整体上是健康的，今年一季度我个人的观点是需求过强了，很可能又引起下一轮经济的过热。在需求基本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现通缩，主要的原因是供给过剩。因此我们传统见到的凯恩斯主义的通过扩张需求来抑制通缩的药方，在中国我看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医治通缩最主要的办法是要消除过剩的供给能力。

　　在这种大量供给的情况之下，对于产业来讲对于企业来讲就产生了过度竞争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表现出来的通缩，只不过是微观层面上过渡竞争的一个反映，厂家没有别的办法，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只好依靠价格手段进行竞争，竞争的价格是没有一个厂家在市场上能有定价能力，利润率下降，甚至是亏损，所以很多企业都是在一种微低利润的情况下运行，有一点利润，但是利润非常薄，因为竞争太厉害了。这个竞争从短期来看给厂家造成的是利润率下降，从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厂家利润单薄的时候，他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研发和投资，创新严重不足，它的市场份额过小，每一个单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过小，不可能通过大量的市场销售很快收回投资，因此厂家也缺乏进行研发投资的动机。我们看到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不仅在短期厂家的利润率下降，从长期来讲，因为利润的下降，因为在研发上的投资不足，会对中国企业中国行业的长远竞争力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产业和行业集中度，要消除过剩产能减少过度竞争，使得厂家在市场上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定价能力，能够提高价格，能够提高它的利润空间，有能力做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行业利润提高，单个厂商的利润提高，可以降低它的研发成本，一家生产三十万辆汽车的厂商和一家生产三百辆汽车的厂商平均研发成本就要差了十倍，所以要厂商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他一定应该是在市场上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它的研发投资可以分摊到更多的产品上去，从而降低研发的平均成本，能够使得他的研发投资尽快回收，作为一个小厂家来说，他不会有进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而在增加研发投资之后，它可以提高厂家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速度，而新产品新技术又可以提高行业的竞争地位，提高和保护长夜的利润空间，高的进入壁垒对于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有一种堵塞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行业集成度的提高，新产品、新技术、利润率的提高、进入壁垒的提高，这样就可以在厂家的研发和竞争中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我用下一张图来表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购并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购并的作用实际上是提高行业的集中度。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提高强调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就是我们希望在行业中间，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中间出现一些大型的领头企业，只有这些大型企业在市场上才能够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它才能够拥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在拥有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不必单靠价格进行竞争，靠新产品、新技术进行竞争，使得价格上升之后带动利润上升，利润上升的话可以增加研发投入，而这个研发投入可以加快产品和技术的创新，而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可以提高行业进入壁垒，进一步保护它的市场份额，也使得厂家在这个环节上进行一种开拓型的竞争，而不是一种自相残杀式的单纯依靠价格的竞争。在这里可以看到，竞争的低水平和高水平主要表现在研发和产品技术创新上。

　　在有了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之后，要提高进入壁垒。进入壁垒不单纯要靠资本构成进入壁垒，而且要靠技术和产品构成进入壁垒。别的厂家来分一杯羹分不了，像INTEL、IBM，我的新产品新技术构成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这样我在市场上才有定价能力，我才有可能保护我的市场份额，这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现在我们的企业是倒着这个箭头的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行业集中度非常分散，厂家没有定价能力也没有市场份额，利润率非常薄，没有能力做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没有产品和技术的创新，进入壁垒非常低，单纯依靠价格进行竞争，这就进一步丧失市场定价能力和市场份额，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反向的恶性循环，现在急需把这种反向的恶性循环变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从哪里切入，提高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集中度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收购与兼并。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在我们加入WTO之后，收购与兼并是一项急需开展的工作，刚刚刘院长也讲了，这里面还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收购与甲兵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比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一项更为紧迫的任务。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制造业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形成刚刚说的产业循环，行业集中度过低，我们的汽车厂家有100多家，而美国过去第一大汽车厂家过去有3家，现在变成了2家，家电也是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利润越来越低。研究与开发我们的厂商不管规模做得多大，比如国内的家电、国内的手机、国内的汽车生产厂家不管规模多大，他的研究与开发基本上陷于改进和仿制，核心技术核心产品依赖于外国公司，我们只是做边边角角。在加入WTO以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不加入WTO中国经济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我们加入了WTO我们的厂家也有可能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因为我们没有核心产品，所以我们国内的产品只能做中低端的产品和中低端的客户，高端产品、高端客户、高端市场都由外资主导，所以这个竞争形势和我们加入WTO之前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在加入WTO的时候当时想了有一些竞争力比较低的行业有可能出现外资通吃的局面，现在看来主要的危险并不在于外资通吃，主要的危险在于本土企业被边缘化。刚刚夏所长也讲过，在我们的金融领域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机构客户、大客户丢掉了，投向了外资银行，在制造业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利润高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利润率高的高端客户和市场被外资拿走，本土企业只能够满足于低端的客户和市场。因此在这个时候提出购并，我认为是非常及时的，它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但是我们呼吁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看到购并的高潮在中国并没有开始，更不要说到来了，我们只看到一些零星的购并成功的案例，但是有多少购并失败的几倍于成功的案例，甚至数十倍于成功的案例，所以建议媒体也讲一讲购并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失败了，当然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但是更多的要看一下为什么对于提高中国产业竞争能力、提高中国企业竞争能力、提高我们的行业集中度、造就中国旗舰型企业这种购并为什么迟迟在中国开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么多行业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是单纯依靠价格手段在竞争，企业没有饿死，但是也吃不饱，为什么总是这种状况。

　　下面讲一下为什么在中国购并高潮迟迟不能到来。

　　第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我们看到的，我本人在工作中也碰到的，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购并极为困难，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确实像刚才大会所讲的是非典型的。不仅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之间的购并非常困难，而且国有经济内部的购并也非常困难，其实购并是在产权之间的交易，国有经济内部因为不涉及到产权的交易，因此购并其实应该说是非常容易，划拨一下就行了，因为它都是国家的股东，它不涉及到产权市场上的交易，但是我们看到划拨、合并、整合在国有经济内部也非常之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国有经济内部说起来股东只是一家，但是不同的国有经济单位很多已经处于内部人控制的状况，所以这种购并整合并不是说股东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冲动要整合做大，比如说上海最近发布出来的零售企业，上海市政府就想把他们并起来，据我所知，现在进展非常慢，因为尽管都是国有企业，但是各个企业的老总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内部人之间摆不平，整合也做不起来。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造成了购并的困难。第二，我们的政府在企业出了问题的时候总是想去救助，这样在客观上实际上是阻碍了并购，政府在结构调整中间有很多非商业性的考虑，并不是完全从市场角度出发，并不是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他考虑到明星企业，这个企业再差也不能倒，别人要来收购不行，我想方设法要把它扶起来。再一个考虑就是要确保社会稳定和就业，购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裁员，为了确保就业，你收购我这个企业可以，但是人员不许动。地方性的损失。这些非商业的考虑都有道理，因为作为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府有责任确保地方的税收，但是从客观上来讲阻碍了购并的开展。政府在购并中的非市场化操作，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忽视激励协调，把几家撮合在一起，用行政的手段任命管理层，而不是靠市场机制筛选出有能力的管理层，这都种下了购并失败的种子。

　　第二，制约购并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往往会提出接受所有被兼并企业的人员，这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够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第三，我们缺乏专业经理人员市场。管理人员经常成为购并的阻力，管理人员不愿意购并发生，因为购并发生他就找不到工作了，反映了他离开原有工作单位之后他的管理技能在市场上找不到价值，设想如果我们有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市场，他在这个企业关掉之后，在这个市场上可以在另外一家企业找到工作，他的购并阻力就会大大下降。

　　第四，有关购并法律不完备。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在购并中间处于中心地位，这个反垄断法不仅涉及到刚才刘院长讲的，国外公司对国内行业的垄断，而且还涉及到国内的一些超大型公司对整个行业的垄断，这方面的考虑我们还没有。和购并有关的破产法目前来讲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关于购并的一个基本法律框架，我们现在认为他还是不完备的。

　　上面这些所谈到的种种制度上的约束，使得我们的购并开展起来是极为困难的。还有一个约束，是资本市场的缺陷。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由国家控股，收购方无法得到控股权，不能对公司做彻底的重组，收购意愿降低了，所以一股独大的问题在购并市场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购并也开展不起来。当然我同意夏所长刚才讲的，并不是说股权越分散公司治理机制就越好，并不是这样的概念，在购并市场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有可能公司治理机制还是要依靠大股东来解决，不可能依靠分散的小股东。当然这个题目超出了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

　　在资本市场的缺陷方面，还有一个很令人烦恼的问题，我们的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机制扭曲，效益好的公司股价并不高，因此效益好的公司很难在市场上为购并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我们一再讲要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要发展什么样的资本市场，我们在这里讲一定要发展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值能够得到准确的定价，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现在我们的整个定价机制是扭曲的，这样对购并产生了非常大的障碍。在国外，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资本市场购并，这些效益好的企业在价高的时候通过发股可以筹集到低成本的资金进行收购，而效益差的企业的股价非常低，在市场上成为理想的被收购对象。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资本市场对资产定价和对购并的含义。这里显示了几家，美国市场上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这一个始点上是他对外发布进入破产程序的时候，在对外发布之前这一段时间，这些公司的股价就开始大幅度下跌，这条蓝线是Kmart，这条是世通公司，黄线是美国航空公司，都有一个特点，特点是在经营状况恶化的时候股价就开始下跌，当他进入了破产程序的时候，他的股价基本上是不值什么钱了。在发布消息之后公司股价基本上是在一块钱左右，这就是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它对企业对资产的定价功能，当它股价在一块两块左右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非常理想的被收购对象，这样的话效益好的公司就可以考虑在公开市场上收购这些企业，实现合并以及合并之后的重组，所以这是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对于公司的定价。中国的情况，在2001年年终之前，这条蓝线是我们ST板块，这条红线是上海A股指数，在这一始点之前大家看到的是ST板块的表现一点也没有比大势差，从2001年年终之后，开始表现比大势差一点，但是差多少呢？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差20%。所以这和前面美国的市场比起来就差得太多了，在美国的市场之上，将要破产的公司股价跌幅一般都达到60—90%，而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ST板块的走势比大势最多也就差20%，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如果进行收购与兼并的话，我们的收购成本将远远高于在美国市场上进行收购与兼并。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发展一个有效市场，什么是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就是价格要反映价值。如果价格不反映价值，这个市场发展得越大风险越高，这个市场发展得越大，对我们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越大。这是收购与兼并很难在中国开展起来的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我们的市场不配合。

　　为什么我们的市场定价机制扭曲？这里面又涉及到政府。ST公司的股价不跌反升，为什么？投资者预期政府要救助，投资者预期政府要注资，政府这个有形的手一来就可以点石成金，政府一旦开始什么时候注资，再加上市场上一炒作，这样二级市场上有一些散户投资者在市场上赚了钱，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的干预和政府的救援打乱了市场预期和市场正常运行机制，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政府不能够干预市场运作，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当价格低与成本的时候散户投资者不管了，一看低于成本就扔在那儿，所以炒作概念，不是看公司的基本面。当然非理性预期里面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政府造成的。

　　为了推进在中国的收购与兼并市场的发展，我们提出来它的根本性措施，应该是进一步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其中第一点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不能再“管”经济了，它这种有形的手直接对经济干预，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政府应该从竞争性行业当中退出，防止政府的非商业性目标构成阻碍，政府在经营资产的时候应该遵循公司法，不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应该由政府出面在市场上公开招聘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人员，而不是由政府指派。政府应该专注建立和维护立法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并且保证立法工作的公正性和独立性，政府还做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保证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在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经济改革的今天，政府职能的转变确实是下一个阶段深化我们经济改革，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竞争能力的一个关键步骤。

　　第二点实际上和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购并市场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发展是一一对应的，第二点是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充实个人帐户。因为个人帐户是随着雇员走的，与你的雇主没有关系，雇主再怎么变化，帐户是跟着我走的，不管收购与兼并怎么变，我的个人帐户是不变的，这样就可以减少对收购与兼并的影响。

　　第三，要发展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公务员不再承担职业经理人的工作，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完全由市场决定。

　　第四，税费改革，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顾虑在于税收，税收里面降低对增值税的依赖，增加所得税的比重。为什么有的企业明明没有效益了，政府还不愿意它被收购掉或者并掉，因为他还可以从这些企业当中收到税收，他看的是所得税，是增值税，如果我们逐渐把增值税过度到所得税，那样地方政府对亏损企业就不会有税收的预期，这样对购并的支持程度也会提高。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税源的一次性买断，你顾虑到这些损失，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一次性税费多少，我们一次性买断，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由于税收的顾虑减少对购并的支持程度。

　　第五，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着眼点是实现准确的市场定价，这里还是要严格规范市场，特别是要停止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救助，使退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停止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所有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使用定价。

　　要完善和购并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最后的结论，中国购并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项工作也是非常紧迫，我们现在急需在WTO之后，在外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提高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竞争能力，而提高这个竞争能力，购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手段。制度是发展购并市场的主要至于因素，而制度改革是开拓以及发展购并市场的根本性措施。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许小年博士的演讲。无论是良言还是危言，相信许博士都是发自内心的话。下面休息十五分钟。

qihaitao

　　夏斌：首先感谢大会主席宋女士给我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实际上是第五次并购浪潮，根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在全球的第五次并购浪潮中间，金融业的并购总额在1997年是第二位，1998年是第一位，后几年数字还没有查，也就是说今天的并购实际上是在上个世纪末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应该是最大的。西方金融业并购浪潮的兴起，其基本原因书上有各种各样说法，其基本原因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金融管制政策的放松，第二条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普遍使用。在这样一个原因之下，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之下兴起的各个机构，为了金融业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纷纷发起了并购。在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五六年内，我们的金融业会不会兴起并购的浪潮，如果说是兴起的话它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如果兴起的话它的特征是什么？如果兴起的话，我们的金融监管者和金融业的经营者应该做好什么准备？也就是说怎么样共同下好这步棋。谈三个问题。

　　第一，今后五六年是我国金融机构并购的活跃期。

　　我们的原因和西方并购浪潮两大基本原因是不雷同的，可能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这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除了4大银行大家所知道的之外，我们有120多家商业银行，包括证券公司这一批金融机构中间已经隐藏着不少的问题，有的已经资不抵债，处于破产的边境，这样的机构在两三年内要支撑下去很难，2006年以前，他们可能会苦苦支撑，苦苦的从即得利益出发去增资扩股，但是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此只要是清醒的股东来说，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不解决这些问题，到2006年前后市场的原则和时间不饶人，面对一批毫无包袱，轻装上阵的新的机构投资者，他们肯定被打败，到时候不是退出市场就是被动的被人收购，因此明智者会在2006年前，主动寻找好的价格和好的董事会的优势地位去寻求合作伙伴。第二，金融业规范经营，金融监管工作有效监管的推动。我们知道，整个经济改革二十多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代价主要是由金融系统所承担的，否则就不会表现出那么多的不良贷款。随着改革经验和教训的积累，随着市场理念的深入，特别是已经入世了，特别是在游戏规则不断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按照以前那种混日子的经营模式是不可能再经营下去了，更多的监管者也会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上的各种指标要求规范经营，因此各种各样的压力压着金融机构不能再混日子过。这个压力经过几年的累积会迫使他们通过并购活动逐步消化在竞争中的管理劣势、产品劣势或者是其他劣势等等。第三，金融创新的竞争压力。尽管我们国家仍然实行分业经营的原则，尽管我们国家法规对金融控股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金融业的先知先觉者们在不断苦心经营，都在不断开拓创新。目前整个金融业发展出现了六大趋势。利差收入逐步减少、中间业务收入逐步提高；分营业务日渐分离；一般的临时用户，老太太们到四大银行储蓄所交水电费、领退休工资，有些银行根本不愿意办，是亏本的；交叉产品日益增多，什么银证通、保险，银证合作搞专家理财等等，品种不断增多；客户分类日益细化，有的专门培养一批客户经理，专门瞄准高端客户，有的搞市民卡、商务卡等等，都是把老百姓的储蓄和生活联系在一块儿的业务；金融信息技术日益先进；经营范围日益跨区域化，特别是四大银行不断跨地区经营，抢占市场份额。面对以上六大趋势，只要是清醒的金融机构经营者，只要是稍微有点超前意识的金融机构经营者，他们都在思考，面对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我怎么定位。按照原来的经济模式来发展肯定前景渺茫，或者是网点不够，或者是资本金偏少，或者是产品开发能力差，或者是业务范围狭小，利润率不断下降，要生存下去不进则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势来寻找如意的合作伙伴，来支持自身在金融体系中间继续生存下去的发展机会寻找合适并购。所以我预期根据上面三个原因，只要这三种态势不断发展下去，只要政府按照四大原则办事，该亏的就亏，在竞争中已经处于劣势的一批金融机构在两三年内，或者是再苦苦撑住两三年，到2006年左右，他肯定会主动寻找合适的并购伙伴，因为谁都明白，市场退出的代价比被并购的代价要大得多，因为在金融业里面只要是市场退出的机构，老总、行长不查你才怪，不把你送进去才怪。

　　第二，近时期我国金融业并购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有实力的金融企业外资控股要多于同一行业之间的参股控股。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外面的工商企业和外资来参股金融企业，比金融企业之间互相参股控股的要多。第二个特征，强弱合并、弱弱合并要多于强强合并，刚才刘院长也讲了，我们中国的人文环境决定了我们强强联合很难，反而强弱、弱弱倒很有可能。强的竞争压力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可能想到联合。第三，跨地区的合并，除了四大银行之外，其他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的历史都不长，要实现跨地区经营就要不断寻找跨地区合作，政策如果不明显不清晰，他就以注册地为核心打擦边球，或者是以某种事由为理由，将个案特批的办法进行扩散。在座的可能已经知道。第四，跨行业的购并要多于同行业的购并，我说的跨行业是在金融业中间的证券、银行、保险之间的跨行业，尽管混业经营有它固也的风险，但混业经营的协同效应同样非常诱惑人，所以尽管有此规定，有些机构在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跨行业购并，有些机构在法规不允许的情况仍然寻找跨行业购并的机会。第五，采用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势进行购并，因为采用这种形势往往可以打破分业经营的限制，而且可以实现跨地区的购并。

　　第三，我国金融业购并政策。

　　现在我国有关购并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定法规都是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九十年代初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整个时期出台的政策，和九十年代末这几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出台的政策，由于律法环境的不同，政策内容存在很大的差异，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不协调的现象。目前我们已经入世，到2006年我们银行业基本上各种各样的限制都没有了，到2004年保险证券业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公司实力范围要有很大打破，而且从入世那天起我们在汽车租赁包括汽车消费上已经实现了国民待遇，汽车消费文件还没有下来，下来了之后只要中国能做其他的就能做。而且在入世谈判中间我们没有谈，这里还要认真指出的一个重要现象，也就是刚才刘院长所讲的，我们现在不存在反垄断法，这一切意味着到2006年以后，我们的金融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国人在入世谈判的时候都没有经过认真的预测，因此会出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教授所说的，“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没有的，如果这些承诺到2005年全部实现，其风险是巨大的，因为中国做出承诺的特殊背景，没有人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连美国都没意识到，所以人们怀疑中国能否履行承诺。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认真履行这些承诺，而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断，世界各国都不愿意看到很糟糕的结局，中国可以选择放弃履行承诺，但是不必要说出来，完全可以等到2004年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在某些领域违约之后再部分放弃承诺。”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不照一个外国学者的办，大家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担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离全面履行入世承诺还有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从一切有利于壮大我国金融机构的形势出发，来重新审视现在各种各样的购并政策。我认为我不是狭窄的民族金融主义者，但不要忘记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前几位的金融机构好像都是本国金融机构，因此对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要注意，没法直接展开认证，所以必须要赶紧研究现在政策的不公平不协调现象。以下我提出几条政策。

　　第一，能不能允许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同样是企业法人，目前的工商企业可以向任何类型的金融机构投资，而四大商业银行不能向金融机构投资，证券公司也不允许。当然我们一度尽管不严，银行证券拿大量的资金搞房地产，助长了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后来整顿，目前整顿工作已经初见成效。而且了解金融机构更方便协调，更方便监管机构的监管，工商企业作为金融企业另外一个股东肯定是了解法规了解游戏规则的。第二，四大银行在改革开放中间付出了大量的代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化解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靠国家财力是有限的，都没有解决，还在研究，所以应该充分鼓励四大银行不断去寻求利润增长点，支持他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达到8%或者达到10%，你可以在公司法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投资。第三，我们要化解混业经营和跨行业投资的差异。混业经营是在一个法人主体下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业务，跨行业是指某一个行业投资了另一个行业的股权，但被投资的不同行业，不同的银行、证券、保险，他们分配给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分配从事不同的业务范围，应该说仍然坚持了分业经营的原则。

　　第二，能不能实行监管部门政策的统一。人民银行原来规定，除了四大银行之外的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可以向其他的金融机构投资，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却明确，除了证券公司之外不允许参股证券公司。另外人民银行规定四大银行不得向其他金融机构投资，但其他商业银行可以，这样外资银行来了以后怎么办？

　　第三，能不能取消金融机构股东投资比例的限制。按有关规定，商业银行股东入股投资比例不得超过15%，但是按照个案审批，我们的海尔集团已经控股了65%，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而外资银行可以按照有关的承诺，全资在境内设立独资银行。按有关规定，参股证券公司的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投资进来的，不得超过该公司资本的20%，而我国入世的承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外方股东可以达到33%，这又是为什么？我知道定规则的原来意义可能是怕金融机构被大股东控股，不利于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外金融史的无数案例，并不能简单证明股东越分散金融机构越是健康发展，在此我深有体会，我是税政司司长，曾经整顿过一大批金融公司、财务公司，对于吴敬涟老师讲的，我发现股权没分配好的往往出现了不少坏人，我们财务公司背后是一股独大的集团，有党委、纪检、审察等等部门，就是不良贷款不少，曾经有不良贷款为零的，所以股权越分散越好吗？

　　第四，能不能修正商业银行的准入规则。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支行甚至分行在县以下设分支机构，同时商业银行在周边地区能不能设分支机构，人民银行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我说为了鼓励竞争，鼓励同业购并，积极发展县及县以下农村金融组织，为三农服务，监管部门应该根据地区GDP的发展规模、存款规模，以及分支机构整体数量，至于哪家银行能去搞购并，哪家银行能在县以下设机构，这应该是企业行为，监管部门不应该干预。特别是当前农村信用社包袱比较重、规模比较小，而农村金融组织就是农村信用社，其他的全部关掉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就近发展，通过各种形式包括采用购并的形式向城郊发展，向县以及县以下区域发展，在农村引进先进的银行管理理念，真正的为三农服务。

　　第五，能不能从组建金融重组基金尽快扩大金融业的资本实力。刚刚讲到金融安全，我们这几年一赶紧把这些事做好。金融机构之间购并毕竟实力有限，有的金融机构风险窟窿又比较大，而民间资金极为丰富，通过金融重组基金载体，以私募或者是公募的形式吸引民间资金。好处是可以尽快扩大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第二有利于化解当前金融机构的风险，第三有利于分散银行的存款压力，扩大和稳定长期投资，第四通过重组资金请一批海内外的管理专家进入重组机构，有利于整个金融重组机构的管理水平，第五通过重组基金可以有选择地去购并，有利于整合现在的金融体系，包括有些金融机构想找合适的地位想开发合适的产品又没有资本金这样的矛盾。总之，化解已经存在的金融风险，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有限的整合，是我们国家全面入世以后一项极其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金融机构上市的确有所选择，大从壮大金融机构实力，全面修改金融机构现有的对外投资等政策是当前金融业又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相当紧迫。我认为金融机构自身要寻求变革，寻求金融机构在发展中的合适定位，监管部门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为金融机构的变革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下好金融业并购这步棋的意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