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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比较短浅的记忆中，在张文康和孟学农被罢职之前的最近10多年里，中国政府曾两次对失职的部长级官员采取过“行政处罚”措施。
一是在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各地频频发生恶性铁路交通事故，民怨很大，中央政府只好将铁道部部长丁关根免职。
二是在90年代初期，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乘李鹏出国访问之机，突然把李贵鲜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位上拉下马，自己兼任行长。
可是，这两次行动不仅不是真正的问责处罚，反而还是两人继续受到重用的前奏。
丁关根离开铁道部之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台办主任。此后，他一路扶摇直上，并最终跻身于中央政治局，在最高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同样，李贵鲜的仕途也并未就此结束。他在李鹏内阁继续担任国务委员多年，然后又转入全国政协担任副主席。
胡温敢于碰硬
在中国的官场上，若不是触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官员的失职、渎职和不称职行为，一般都不会构成撤职处分。只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论在行动上犯下多大错误，造成多大损失，官员们一般都可以保住乌纱帽。如果后台够硬，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体会到，上台伊始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面对瘟疫危机时，能够如此当机立断地对失职官员予以惩处，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称道的政治决断。
然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所面临的障碍，不只是这种积重难返的官场习气，而且还有稍不小心就会触礁的制约因素。在实行集体领导的体制下，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温家宝，他们的政治意志都受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甚至是党外实权人物的牵制。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甚至是相当敏感的人事变动问题上，他们更是难以一人说了算。
可是，这一次，羽翼尚未丰满的胡温体制不仅说了算，而且还做得非常漂亮。即使在邓小平铁腕时代，即使在江泽民进入权力巅峰时期，中国最高领导层都从来没有为了一个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失职事件，而对主要负责官员予以应有的惩处。
所以，人们也许不禁要问：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什么有这种能耐？他们凭什么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变成整个领导层的共同决策？
舆论就是力量
无庸讳言，胡、温两人的政治素养和领导能力，是应付突发危机的必备条件。当年，胡锦涛之所以被邓小平慧眼识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具有快刀斩乱麻的决策能力。尤其是在处理西藏暴乱这一突发危机中，胡锦涛的政治胆识、工作魄力和果断作风都得以充分展现。
至于温家宝，情况几乎完全相同。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洪灾，温家宝作为抗洪前线总指挥，同样表现出了善于在巨大压力下作出冷静判断和独立决策的帅才素质。今年3月，温家宝在当选总理之后的记者会上，称自己是一个“有主见，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自我评价应该是毫无虚言，因为在这次瘟疫危机中，这种评价已再次得到印证。
然而，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如果不能审时度势和顺应潮流，如果不能因势利导而错失时机，那么，个人的能量再大，结果都会是事倍功半，甚至还会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境地。那么，在胡温体制大开杀戒的背后，他们所依附的力量到底是从何而来？
在发现中国有关当局隐瞒沙斯疫情的真相之后，一些国际传媒就开始对北京官方公布的情况提出质疑，并借助一些有良知、有职业道德的内情人士所提供的情况，揭露有关医院公然弄虚作假的事实。当然，这些批评和指责使中国在世界上丢尽颜面，但全体中国人，包括最高领导层，都应该感谢这些媒体。如果世界上所有人当初都像中国自己的媒体那样，对这一人命关天的事情讳莫如深和无动于衷，那么，中国的疫情不知要比现在严重多少倍！
过去，中国政府对外界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都有一种抗拒心理。可是，这一次，中国老百姓应该感到万幸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而且还从这些批评当中汲取了破釜沉舟的政治力量。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胡温体制在就人事变动作出决策时，也许还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可以说，虽然国际舆论对中国最高领导层构成了巨大压力，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在无形之中为胡温体制帮了一个大忙，从而使他们得以驾驭潮流，顺势而为。
无阵痛的改革
可惜，在沙斯肺炎问题上，中国自己的媒体再次严重失职。当我们最初赞赏中国媒体史无前例地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全面报道的时候，却又立即发现，它们对自己国家的事情竟然视若无睹。我们是多么希望，从现在开始，今后批评、指责和监督北京当局的，不再是《华尔街日报》和CNN，而是《人民日报》和CCTV。偌大的中国，为何偏偏要把批评自己的权利，拱手让给外国人？
这次沙斯事件，应该能使中国领导层再次体会到，新闻传媒对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胡温体制要确保自己的权威不被动摇，那就要善用媒体，同时更要善待媒体。越是开放和透明，越是远离幕后政治和暗箱作业，胡温体制的权威就越能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
中国的媒体应该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但目前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令人欣慰的是，在罢免张文康等人的职务之后，中国的所有传媒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模样，这说明新闻改革并非多么难。这是个很好的时机，若能顺势而为，让新闻传媒从此走上无需大张旗鼓的演变之路，那么，改革的进程就不一定非要经受一阵痛苦，也就无需承担某些人所担心的所谓政治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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