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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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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7 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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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达一明 于 2014-6-27 14:06 编辑
君子、礼仪、中庸——文化最后沉淀的是人
“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
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是“三道”,即君子之道、礼仪之道和中庸之道。“三道”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更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根源。
孔子深谙文化之道,他知道文化要造就什么样的人。文化不是学历,不是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不是古诗,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们说,做个君子。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方法最简单,把君子的对立面找出来,进行简单对比。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的因子,每个人身上都有,君子的思维每个人身上也有,做君子不做小人,这是永恒的告诫。孔子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普及了这个理念。儒家设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而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中国人你只要说他是君子,哪怕他不识字他也很高兴。君子无上光荣。
君子之道有个麻烦,就是小孩需要培养君子作风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君子不能在他成年以后再培养。四岁的小孩,他还不懂得孝道的重要,但是爸爸妈妈说,你每天要给爷爷请安。久而久之变成了生活的习惯,孩子被引入了礼仪之道。我们中国的很多节庆都与礼仪之道有关,比如春节的时候我们要给谁拜年,清明节做什么,重阳节做什么,都是一系列的礼仪普及。这是一种便于固定、实行、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
中庸之道的“中”是取中间值,“庸”是指取平常态,或者说寻常态。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靠气侯吃饭,这就意味着一切极端靠不住。农民之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极端。这个思维进入到《周易》,进入到中国传统哲学,被孔子概括为中庸,认为这是最高道。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庸之道,它提供了一种灰色空间,它提供了一种弹性哲学,它没有被极端主义所冲垮,并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阻爆和疗伤作用。
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实证意识、有序意识
“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窗外的事,官员不管,知识分子也不管,这个问题谁管?”
“公共空间”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强调,上对得起社稷朝廷,下对得起家庭亲情,所谓忠孝两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吗?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他们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没有为中国文化灌输,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胆子小,公共空间不去。要运动的时候,一定是运用情绪。其实公共空间才是最大的文化作品,最大的文化课堂,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严重的缺乏实证意识。中国一直没有进入一种科学普及的时代,过去中国朝廷的奏折,多数讲忠和奸,很少有大臣讲国库里面银子有多少,亏空多少,盾有多少,矛有多少,马匹有多少,大家都不在乎数字。这种实证意识的缺乏,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中国人带着很多很多自己的谣言,走向生命的终结,但是走向生命句号的时候,耳朵里边还装了很多别人的谣言。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一个极大的伤害。
中国文化缺少有序意识的现象和逻辑思维比较薄弱有关。社会的一种序列与规矩产生以后,人们总想把它突破。人类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制,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法制意识薄弱。拿武侠小说来说,“好汉”总是挑战法律,“江湖”总要远离法律,“良民”总在拦轿告状,“清官”总在先斩后奏。这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老百姓喜欢江湖和武侠,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汉?好汉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江湖为什么开心?因为江湖上没有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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