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深情,谁堪卒闻——读古诗十九首
从先秦时代的"诗言志"到《毛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家文艺观
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的温柔诗教,在经学如日中天,儒
术定于一尊的西汉大部分时期内,这种诗教完全地控制着文学的发展走向,而且从某种意义
上讲,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断重申,发扬也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风貌。然而这样的文艺观
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节制和约束人的情感,将本是变动不居,自由而丰富的人
的情感变化,完全纳入了一整套礼义规范之内,因而整个文艺也往往缺少主体的执着精神,
由此而使人的情感因狭窄的活动范围而缺少一种真正引起心灵震颤的或深刻或高蹈的感情冲
击。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本身价值的漠视。文学被作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和社会德化教育的途径
,而对于其自己的审美因素与规律的开掘,文学并未自觉。
这样的缺陷在汉大赋身上,
表现得很明显,汉大赋虽然铺张扬厉,极尽气势恢宏之美,然而毕竟是应制奉呈之作,虽旨
在劝喻,实则"劝百而讽一",而不论劝或者讽,都体现出文学在那个时代的地位
之低微,只是作为宫廷的精神浪费。而文学家也诚如司马迁所述,只是皇帝的"畜优&q
uot;。从另一方面讲,"登高作赋,可以为丈夫",赋承载了介入政治生活,对社
会发言的功能,而且对于个人化的情绪,情感则是全然摒弃的,在它里面看不出创作主作精
神的影子,那是一种理性的表达,诗人可以在此中抒放才情,却必须隐藏感情,当然这是一
种极端的状态,因为汉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文学同时既是政治的工具,又是经学的附庸,
然而人的情感的灵活与复杂性是难以被整齐划一的思想所挟制的,而事实上,在文学史
中也素来有"缘情"一派,与"言志"相对互生,而产生于东汉未年的《
古诗十九首》以及同时代的文人五言诗则可视为这后一派的先声,
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
大动荡,思想大混乱的时代,尤其到了桓灵之际,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争权斗势,饥馑连年
,天灾不断,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农民战争亦在爆发之际;到处卖官鬻爵,知识分子失职失
位,四处奔走,飘泊流浪,颠沛流离。经学因其自身的神秘化和烦琐化而更加虚诞而迷信,
发展的路子也越来越窄,又加之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间的尖锐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发生了&q
uot;党锢之锅"。精英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经学的衰微与没落的就从趋势而变成现
实,正如《后汉书·儒林传》中所云:"章句渐流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
矣。"
由于经学本身的没落,它对于士人思想传统的链条也日益松动了,而且大一
统的国家政权采取的毫无温情的镇压与摧残政策,也使当时的士人丧失了对政权的亲合力,
"跟着而来的便是士人的自我肯定,从寻求独立人格中体认自我价值,而不是服从於严
格的儒家道德准则中,体现自我价值。"
《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样的思想境况与士人处境,决定它将不再是不关痛痒的畜优
献物、历史选择了它来载负这个大动乱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在实际的颠沛流离
和思想上的辗转无依中,诗人将才情与感情一并渲泻,弥满其中的自由的情感表露,及其对
于艺术技巧的有意追求,使得这些明显打着文人烙印的抒情短章,不论在文学史上还是思想
史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对于其艺术技巧与特色,前人已述颇详,而对于其情感的抒写似
远不够深当,而本文以为,正是一个"情"字,不仅使它自身流传千古,吟咏不已
,也使从汉人的整装饱肃,正襟危坐到魏昔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士人形象的过渡不再那
么突兀,下面专从其写情角度论述其不朽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
本体特征,这是由汉字的审美特点决定的,因此人们总以一种诗体的抒情性丰富与否来衡量
这一诗体是否发达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诗十九首》应该代表着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
就,因为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五言诗到了这里,抒情的功能已经相当发达了,大概 汉代文人
久遭压抑,有满肚子的悲愤与迷悯要诉说,因此也正如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探索》中
所说:"在这短短十九篇里,不论一篇中的一个部分或一句,无往而不是抒情的。的确
如此,不论是写景或是说理,无不以强烈的感情色彩说出,诗的结构不是以时空,亦非说理
的逻辑,而完全以内在情感的瞬间变换为顺序,不管表面的意象多么天马行空,句意怎样转
折回旋,总有一个内在的情感变化主线加以串联,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乱世时代文人敏感而
脆弱的心灵。如《行行重行行》一首:
首句:"行行重行行"以舒缓而伤感
的口气把一幅生离死别,眷念不舍的送别图跃然纸上,全诗基调已定,三、四句忽又回到现
在:已是天各一涯,距离无边。五六句又反复言语路远坎坷,难以相见,自然地在七八句中
想象远游人的情景,希望游子要时时念着故乡,想着她。然而终究放心不下,抚着渐宽的衣
带,想起自己的相思之苦,又猜想莫非相思的人在远方已是另有归宿?就在这如麻的心境中
相思终日,不得排遣,临了也只好故作转松地说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聊以解脱。
乍看此诗,似乎时空频移,物象频换,似有不着边际之感,然而就在此反
复咏叹中,自始至终围绕"相思"之题,将一个患得患失的思妇形象和盘托出,非
常细微而传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与丰富。刘载熙在《艺概》中所说:"《十
九首》凿空乱道读之似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言之有物焉",可谓精
当之言。
细而论之,《十九首》之言情有以下特色:
其情之真。
情真方
能动人,这似是常理,而作为抒情诗而言,情真仍是它的第一生命,十九首之最动人处,还
在于它的真率之情。
这里为了说明问题,且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分为两类:
一种是诗骚传统下的情感。把个人的情感伦理化,道德化,这种传统在孟子那里形成了&quo
t;知言养气"说,他主张将外在的道德约束、伦理规范内化为本身的生命欲求,这比之
于那些他律化的道德教条自然要人性化许多,然而这种转化的直接后果是人本身的所有生命
欲求、情感本体也同时蒙上道德的外衣,因而在诗骚传统之下,人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政治情感,“诗以道其志”,志是先贤明君之道德理想罢了,倡导面向国家,社会,道德,
伦理抒发大志,而对于另一种情感,表现人作为生命的本能的自然欲求,人性化的愉悦的世
俗之情,则都是不屑,不敢,或是不能为之的。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汉代,就是在唐代以后的
漫长诸朝中也是如此的。
《古诗十九首》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它里面那些人生的感
慨,生命的叹息,都是赤裸裸的展现,没有丝毫的约束与刻意的遮掩。封建文人在长期的经
学桎梏下依附於某种秩序,解释着,并征服着客观世界,而在这时,当桎梏解开,他们反观
自身时,却遭遇了巨大的迷惘,同时也喊出了大胆的声音,这些离经叛道的声音是久遭压抑
之后的自由抒放,是对反人性的意识形态的解构,而它们也因为真诚与质朴而获得了永恒的
魅力: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
辛"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
不早"
"荡子行不归, 空床难独守"
荣名,利禄,女色都被儒
家视为道德的对立面,"君子喻於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
如浮云",在道德和利益的取舍之中,儒家教义当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道德。尤其经过
汉代历朝大儒的发展,言利无疑已意味着卑鄙无耻。而对於女色,性爱,孔夫子虽然承认了
"食色,性也",但转而又说:"贤贤易色",到了汉代,更是男女授受
不亲,更别说如上的言辞出现在诗歌当中,因而后人对于这些诗都是不敢正现的。如评《青
春河畔草》“见妖冶而儆荡游之诗"(张玉彀),"刺轻于仕进而不能守节者&quo
t;(刘履《选诗补注》)这首诗和《国风》中的一些诗得到了同样的遭遇。至于其它"
言利"的诗行也都被历代评诗者以"诡诗"搪塞。其实,这样的误读是在所难
免的,用解释学的一个词来说是"阐述结构"的先在已决定了他们的误读。这个结
构包括,文化积淀,价值观念,知识构成,生活体验等,他们从小在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
文化熏陶之下长大,很难跳出圈子,作出正确的判断。
实际上,那些士丈夫所不敢正
视处,也正是诗的价值所在,人们读到的是源自内心的真正自然的呼喊,而非呆板,过腐的
故作清高。其实细想:失意落魂的文人,对功名利禄的企盼;独守空房,久遭压抑的妇女渴
望性爱与安慰,也都是人之常情而已。王国维说,虽说淫鄙之词"然无视为淫词,鄙词
者,以其真也",前半句过当,后半句得之。而元人陈绎曾评为"情真景真、事真
、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可谓精当。
同时,我们从这些率真而大胆的表述之中
更听出了反叛意味,这是对儒家严格宗法制度的反动,也是对温柔诗教的反动,以大胆的声
音呼唤新鲜的生命,他们在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状态,而不再为一些外在规则与制度而
活着,这是魏晋人与文的觉醒的前昭与先声。
其情之深。
哲理与诗情似同根双
花,须相得益彰,才能既深刻又动人。没有哲理,诗情则可能流行浮华,飘乎不定;而缺少
诗情,则哲理又会干躁空洞,难以深入人心。所以表达哲理最好用诗的语言,而写诗亦应有
哲理的底蕴。《十九首》其情动人,还在于有内在深层哲思的支撑,这些哲思便是对人生无
常的慨叹和对永恒意义的叩问。
思考死亡,是哲学,也是文学的永题话题,在基督教
义中,死是罪的工价,人类偷吃智慧之果,具有了是非判断能力,作为惩罚,上帝把死亡带
到了人间。这其实具有深刻的内涵。死亡把无限变成了有限,它是生命无法逾越的大限,人
生的意义也由此而生,因此人生意义的确立。往往是从思考死亡开始的,当然这寻找的过程
意味着巨大的痛苦与迷失。然而在儒家哲学中,对于这个的问题,孔子耍了个小聪明:存而
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儒家更关注于整个人
世间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对于形而上的思考,往往是避而不谈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士人
则有着直面死亡的勇气,并且思考着死亡,然而,他们的调子是悲观的,他们无奈地发现了
,死多生少,哀多乐少的生命真相,而并未超越,因而诗中每每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
之感,这样深刻的悲叹在中国文学中是不多是的。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永恒的价值
,便是个人的道德自修,使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合于道义,并为了道的弘扬延续而建立功业,
因为人本身是不能不朽的,而道具有不朽性:"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人要追求不朽
只有把自己与道联系一起,最终因为道的不朽而自己不朽,《左传》所言:"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变,此这谓不朽。"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个体生
命的价值完全附着于道的运行,人生的意义就寄托在一个虚假的道德承诺里。
这样的
观念在《古诗十九首》里受到了质疑,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思想的崩溃,当时的思想
状态正如曹丕在《典论·意林》中所述:"桓灵之际,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
,事无定价,长受恶,兴朋党",儒术独尊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了。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观
念与是非标准,原来解经释经,以儒家经典笼罩一切或将一切纳入其体系,以此恢宏道势,
并停驻人生的所有意义与价值的士人生命范型与生活方式已经被否定而没有了任何意义。知
识分子由此而陷入了一种价值空洞之中,无所附着,彷徨而失措,那是一种失掉了终极意义
失去了精神家园的深沉的痛苦,因为意义无从确立,因而对时间的流逝,对于死亡的迫近极
为敏感又对生命之短暂,人生之无常感到无奈与悲苦。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quot;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生,奄忽若飙尘&qu
ot;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考"
当人们试图确立新的意义时却发现一切
都不是真的,只有人是要死的,只有人生在世有那么多的悲苦才是真的,于是他们不再乞求
生命的永恒,他们觉得极时行乐,就是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快意当前是最应做的事情。
"不如饮美洒,被服纨与素"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
quot;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这也许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自暴自弃,玩物丧志的行为,然而这不是堕落也不是放弃,恰
恰是一种执着,在表面放纵的背后是对个体生命的深情和对生命价值的最大追求,因为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水平下,作为作者的大多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重新构建一
种新的价值体系来安顿自己多情的生命。他们只能以此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生命的珍视,正如
李泽厚所说:"在以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们对自己生命、
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美的历程》)或许这样的价值确立方式
并非科学,也有些天真,然而就其对生命本身的珍视和发掘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马茂元
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一书中说:"这些思想是庸俗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
活泼的,但其中却蕴藏着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这种积极的因素也就在于它的追问
,对于魏晋时期各种文人构建自己的生命范型有着积极的先导和奠基的作用。
正是由于
上述的心路历程使《十九首》的写情更加深婉动人,并且吻合了人类的普遍心理困境而获得
了百读不厌的审美趣味。
其情之悲。
读《十九首》一直难以释怀的是:古人竟有
那么大的生命悲情,以至于感觉字里行间只大大写着一个"悲"字,羁旅孤独,飘
泊无依,相思无尽,坎坷太多,人生无常,岁日忽逝。怨恨、悲愤、哀痛、无奈、心乱如麻
,可以说是一声声叹息堆成了每一首诗,何以致此?
十九首之中有十首为游子,思妇互
致之诗,爱情当然是其一大主题,有评论者称其为久遭压抑而生发的性爱的追求,这似乎小
觑了古人了。"与君生别离……思君令人老","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q
uot;"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不论从诗境本身还是联系当时的社会和思想
状态,我勿宁将其解为对精神理解的渴望,无奈千年之下的我们还是不能理其深沉的悲叹,
细读这些诗,我们不难在脑海中还原出一个主人公,他应当是身着单衣、背负书笈,乱发於
秋冬之寒风中乱舞的士人形象。于乱世之中,飘泊天涯,远离故土,其孤独之心境是可想见
的,倘有一种既有的秩序或体系将其纳入,或者说,他飘泊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或可减
轻孤独份量,然而,没有,旧有价值体系已不能容纳他们早已松动的心灵,
相反,身处
乱世,颠沛而流离,又失职失位反而加重了这一层孤独,实际上,他们在作着两种意义上的
飘泊。孤独并非寂寞,也非无聊,不是生理欲求,而是精神的渴望,它应当是一种充盈的心
灵状态,在《西北有高楼》一诗中已将这种心灵的体验外现得相当充分了:"清商随风
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孤独的人都是有一种倾诉的欲望的,将
全部的苦楚的心境倾诉在对方身上,而倘若倾听者能理解你,并给予某种心灵的共鸣,那就
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了,然而结果是令人丧气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这更是一种旷世的孤独。"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quo
t;人情淡薄,知音难觅,被整个思想体系和社会机制放逐的他们,可以安顿灵魂的,也就是
爱情与故园了。他们内心所包含了无限凄楚与彷徨的巨大精神力量,也只有在温柔乡里才能
得取真正的宣泻与抚慰,然而距离的阻隔造就着刻骨的哀伤:"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
语"追求爱情其实就是向往家园,而向往家园又表现为对爱人的思恋,只是这最后的温
情的抚慰,也只是遥望而终不能实现,欲归无道因,真的如此吗?这里的家有比现实层面更
深的寓意。"他们已经失却了永恒的精神家园。"(冷成金《中网文学的历史审美
》),由此我们可以体验他们哀伤,孤独以至於绝望的凄楚心境。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其情既悲,其景自悲:《十九首》中凡涉及季节,大多为秋冬两季:"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回风动地起
,秋草萋已绿""白杨何萧萧","白杨多悲水,萧萧愁杀人"极力
表现一种悲苦之境。由凄惨竟至于凄厉,即使写春天的景如“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也
明显地显出悲凉萧瑟之意,这当然与作者的心境是息息关联的。"
亡国之音哀以思
,每逢国家丧乱,诗人们生活困顿,失职失位,又有早已融入骨中的忧患意识,往往对国家
之不幸,社会之黑暗作出深沉的哀叹与批判,而汉未文人五言诗似多从一己之体会出发,也
更显悲凉而深沉。似可解释为他们更大程度上具有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感来自於对个体生
命价值的重新贞认,来自於虽摆脱了一种秩序的约束而陷入了更大虚空中的无措。
总而
论之,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五言诗从民间乐府发展而来,因而也秉承了民间的自
由真率之传统,诗作者们以丰富而成熟的技巧摹写变动不居的心灵所感到的社会的动荡与思
想的彷徨,真诚、大胆而深刻地坦露了内心的情感与哲思,使每首诗中都活泼地流动着新鲜
的感性生命,这是对传统儒家诗教的一个反动,并为"诗赋欲丽"和“缘情而绮靡
”的魏昔时代的文学自觉开启了先河,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所透露的人
的觉醒的消息也奠定了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钟嵘《诗品》中所言:"文温以丽,意悲
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斤",当成是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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