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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一年当中老百姓心情舒畅一点会是什么时候？不是春节、不是国庆，这些年基本定格在春节过后的三月，乍冷还寒的三月上旬，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聚会北京的时候。
说舒畅，也只是相对舒畅，主要指的是憋在心里的话儿、委屈乃至冤屈，这个时候有可能有人出来帮自己喊上几嗓子，也有人像模像样地“聆听”，还有媒体的广泛报道。仅就这一点来说，憋屈成抑郁症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于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但人的欲望总是递进的，况且如果一些切身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单靠每年短暂十天的“精神疗法”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有好事者就会把目光投射到这一制度本身，特别是这一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怎么看怎么像“人民官员代表大会”，当然还有众多的公务员系列以外的明星、老板代表们。不是说这些人不能代表人民，而是他们是通过怎样的路径达到最后代表人民的？这个在中国的渠道就多了。唯少见代表人在竞选代表资格的时候，走到选民当中，听取选民意见，发表自己参政议政的演讲，接受选民的质询等。别的人我不敢忘论，就本人参加过的N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哪怕一个候选人到现场进行哪怕简单的一个见面活动，但到后面，毫无悬念地，我们认为肯定“会”当选的，真的当选了；而我们认为“应该”当选的，真的就没有选上。
熟悉政治流程的会知道，选举时期，有一帮上下其手的掮客，非常卖力（有时候是直接、露骨地要求选民选谁谁谁）地为那些人民官员或雇员老板们现场拉票，这一点倒是蛮像西方的场景，但重大的不同是候选人的金面却实在难觅。
其次一个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尽量减少“花瓶委员”与“雷人提案”出现的概率？
先说说这个“雷人提案”，基本就是一个旁门左道的代名词，也亏了那些有“创新”精神的委员们能够想得出来。检索一下往年的雷人提案，类似“用10年时间恢复繁体字、子女3%工资存入父母养老保险账户、用公积金购买第1辆车、企业老总享受行政待遇刺激纳税、斗鸡博彩合法化带动经济、心理疾病是公务员腐败的重要诱因”等，都有着议案提出年的鲜明年份特点，但议案本身“外星人”式的轰动效应要远远高于内容的合理与可行性与否。提出这些所谓“议案”或“提案”的委员，要么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调查研究，要么本身就是偏执人格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言民意，再要么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极端化。这样的委员，以走秀或自我的形态作弄民意，要之何用？
还有就是中国特色的“花瓶委员”现象，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聚焦来放大这些“花瓶”的形象，对这些“花瓶”本人来说是效能巨大的广告效应，但对于供养“花瓶”的政府来说，却是难以计量的负面影响。像刘翔这样的“老”委员，还有一些明星演员委员，经常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提交像样的议案，要这样的委员，到底有何用处？除了彰显我们的民主非常的异类与低级以外，还有神马好处？
其实，我倒是关心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譬如，每年都有委员们提了多少议案与提案数目的报道，还有“有关部门”正式处理与答复的数字，搞得宣传效果很好、都很认真负责的乖样子。那么，能不能把每一位委员的提案或议案都全部及时地挂到网上？再把“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也全部及时地挂到网上？该不会有什么国家机密不可告人吧？这样的话，委员们的议政能力与有关部门的负责态度就会昭示于天下了，恐怕比单纯的“上级部门”督办要有效得多？
再有就是能不能不要使用“一致通过”的字眼？从理论上讲，几千人的代表，代表的是十几亿人的意志，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是“一致”的？能不能对每一项议案的表决，都实时公布最后的赞成、反对与弃权的票数？现在都信息社会了，微博又如此盛行与给力，你不主动公布，总会有被动公布的一天。既然人民是主人，主人当然有权利知道真相。
最后就是拜托那些党政要员们不要每年都“亲切接见”驻京采访的媒体记者们了。他们不需要你说辛苦，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其实，百姓们倒非常希望每年不要都是那些“主流”媒体的熟悉面孔们，这些人两会采访久了，有的都已经与相关委员高度默契了。能不能向民间开放开放采访的渠道，让一些草根的但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在第一现场？那些主流媒体的记者们一旦被领导们接见了，更加强化了上下级的关系，饭碗与施予饭碗的关系，再要他们掐对方的七寸，可能吗？
再如果能够及时公布每届两会总共花了多少钱？详细到具体项下，这样跟它到底干了多少事就直接对应了起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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