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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革命年代已经结束了。”托马斯·达文波特，巴布森学院管理学教授、埃森哲战略变革研究前主任不无忧伤地承认。这是2004年3月18日下午的上海，曾被ＣＩＯ杂志誉为“新经济十大杰出人物”的管理大师来到中国参加埃森哲公司与《哈佛商业评论》举办的名为“如何创建与领导‘高绩效企业’”的论坛，并顺便推广他在2003年出版的引人注目的《最优理念》一书。“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裁员、成本控制、执行与平民化的领导人”。达文波特相信自9·11与安然事件后，商业世界在3年中经历了过去20年来最平庸与沉闷的时间，人们纷纷回避那些激动人心的观念，而这些观念的制造者——管理学家——则从被盲目吹捧的大师变成了不可靠的巫医。
自1983年进入商业研究领域以来，达文波特说他最愉快的时光是1990年代中后期。他是1990年代初最为风靡的理论——流程再造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从未赢得另两位核心人物迈克·哈默与詹姆斯·钱皮那样的声誉，他同时也是知识管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运动的缔造人之一。紧接着，互联网革命开始了，对于信息技术的研究使他跻身于ｄｏｔ－ｃｏｍ潮流中最时髦的商业思想家的行列，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但不幸的是，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反恐战争”与“公司丑闻”，而且人们发现那些由种种时尚理论武装起来的公司在危机面前脆弱不堪。
借助《最优理念》一书，达文波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过去20年不断涌现的商业理念的最好总结者。“90年代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管理大师投入了太多的关注，”达文波特认为，公司内的理念实践者比大师们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商业始终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商业理念本身即使再完美也不具备足够意义，它必须恰到好处地适合当时的环境与实践者的执行技巧。在达文波特的心目中，把握时代风尚是伟大的商业领袖与杰出的管理大师最重要的特质，他们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趋势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情感需求是什么，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成功具有了某种偶然性，正如嬗变的汤姆·彼德斯对于战略的重新定义：“战略，就是事后可以总结的好运气。”
达文波特是一个管理理念与管理大师的编年史家。在离开埃森哲公司前，他创办了一个新颖的管理大师排行榜，依靠ＧＯＯＧＬＥ搜索结果、学术论文引用次数、媒体曝光率等指标，人们可以轻易看到哪些商业思想家影响了我们的世界。在过去两年中，达文波特本人最为衷情的迈克·波特始终居于首位，因为他成功地将严谨的学术训练与商业实践结合到了一起。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对于新理念表现出过多的冷嘲热讽。”达文波特同意时代的风尚已经转变，人们越来越追求实际，而且过去十年里的很多时髦理念最终被证明是“华而不实”。但是，在更大的历史语境内，我们仍处于这股潮流之中，即知识与观念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尽管管理学的本质从未改变，它依然关注如何激发人们的热情、如何将人们组织在一起实现共同目标、如何克服懒惰、胆怯这些弱点，但达文波特相信，人们面对的工作环境已改变了太多。今天的人们面对的是比过去更为复杂的世界，每个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人们需要在更多的、彼此冲突的理念与信息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他相信技术革命在这种变化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商业世界的主要推动力就是技术变革与新商业理念彼此融合所共同构成的力量。也因此，人们应该对于新理念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错误的，但如果你能敏锐地把握住其中一两个，或许就会令你的公司上升到新的高度。
如何在赶时髦与彻底的嘲讽派之间寻找分寸，是所有企业领导人——也是达文波特所说的理念实践者们最重要的挑战。从纽约、伦敦到东京、新加坡再到上海、北京，全世界的商业人士都在寻找“最优理念”，所有的经理人都患上了某种程度的信息焦虑症。达文波特给出的劝告是，没有“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成功的商业活动是环境与时机的把握。当然，这种忠告可能毫无用处，因为它的道理是如此简单，行动起来却又如此之难。
访谈
问：“9·11”事件和安然丑闻之后，不少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管理学大师。对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有些言过其辞？
答：的确如此。可以说，在90年代，管理学大师赢得了很多注意力，电子商务、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再造等管理学新理念都吸引了太多的眼光。而在2000年（股市大跌）之后，就几乎没人关心他们了。
但我在《最优理念》（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Ｂｉｇ Ｉｄｅａ）这本书中试图表明的一点就是，公司里的理念实践者才是真正的英雄，而管理学大师们不过是把这些理念记录下来，包装一下，弄花哨点儿再卖出去，做的工作就像记者一样。
问：你是否担心会出现人们对新理念漠不关心的局面？
答：是的。经济增长和拥抱新理念之间是有关联的。的确，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概念我们推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的经济的确实现了高速扩张。
我在埃森哲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问人们是否认为现在有很具创新性的消费品。人们都说“没有”，他们还表示，如果创新产品多，他们就消费得多。我们同时还询问人们认为现有的最具创新的消费品是什么，第一就是家用数字录影机Ｔｉｖｏ；第二是一种清洁产品；第三是一种烤肉架，它的架子是倾斜的，以免积油。多么无聊的产品啊！过去这几年里消费品、ＩＴ和商业都没什么意思。
问：那过去二十年来最迷人的理念是什么？
答：互联网肯定算是头号理念。它在很多层面上都实现了创新、提高了效率、改进了商业组织、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它具备一切新理念所应具备的特点。个人计算机，即ＰＣ，是1983年、1985年左右我研究的第一大理念。随后，我们进入了用技术改造商业的时代，流程再造令人们兴奋不已，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都花在了这上面。企业资源管理也是一大理念，还有之后的知识管理、电子商务。
小理念也不少，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忠诚度、流程管理，还有六希格玛。我个人认为六希格玛实在有些枯燥，不过当然有人觉得它很性感。
问：对商业思想家来说，过去三年是否颇为难熬？
答：是的。过去两三年来，尤其是在美国，新理念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无趣的时代——商业书籍没人要，商业杂志没人要，高管教育没人要，咨询也没人要。在中国也许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你们的经济增长势头很好。但是在北美、在西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时代。
现在卖得好的书都是讲执行的，认为领导人不需要特别的魅力了，只要稳重、专注就行。这种理念比较无趣。现在大多数公司都在考虑如何降低成本，但他们却不懂成本控制，只知道裁人。业务外包给成本控制注入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不少外包合同流向了中国等国家，这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不少有意思的争论。
问：那就是说，外包将是下一个重要理念？
答：是的。这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都有益处。现在在美国国内，随着总统大选，也展开了关于此问题的不少讨论，不过其中的大部分都很浅薄。共和党认为这对经济不好，应该引起忧虑，他们却不去考虑这些失去了工作的人接下来可以干什么。民主党也打起了保护主义的大旗，意图阻止外包，但这太脱离现实了，外包趋势怎么阻挡得住。不过民主党人也是为了拉拢工会以赢得竞选才采取了这个立场。
问：你认为现在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谈论战略，更多地谈论运营和执行。那么业务流程外包跟战略有关系吗？这似乎就是埃森哲所提倡的“高绩效企业”的核心理念。
答：是的。这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什么才是我的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我能和竞争对手做得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埃森哲的战略与变革研究院还考虑转型式外包，即让企业把一部分业务流程交给别人去做，以实现更好的业绩、更富创新。
问：布什政府似乎在试图对抗外包浪潮。
答：我想就连布什本人也不反对外包，他只是不得已这样做。布什也积极提倡将政府的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出去。他只是反对海外外包。这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新加坡、爱尔兰、台湾面临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以ＩＴ为基础的知识经济，那下一步该做什么？哪儿可以找到高价值的工作？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做而中国和印度做得不够好的？我想这些问题他们都没弄清楚。
娱乐工业？也许吧。美国有好莱坞，印度有宝莱坞，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不多，尽管某个电视节目有全球最高的收视率。也许娱乐业是美国最擅长的地方之一。
我们仍得想明白，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但实现在美国国内对此讨论不多。人们不关心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只关心怎么阻止这个趋势。我现在正想写一本书，对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提点建议。娱乐业、游说业、公关业……
比如本地服务。有的工作是必须在本地完成的，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不太让人兴奋。像汽车维修业，现在在美国就相当繁荣，从业者一年可挣到10万美元。你可以把造车厂放到中国，但是车坏了就不可能送回中国去维修。再如医疗服务，你也不可能对患者说，去中国、去印度治病。
问：大部分商业思想都来自于美国，它们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理念吗？
答：这得视环境而定。德语里有个词叫“Ｚｅｉｔｇｅｉｓｔ”（时代风尚），如果你是一个执行者，就必须对公司内和社会上的时代风尚保持敏感。我不认为这些理念都是通用的，以成本压缩为例，就算压缩成本的实现方法有很多种，这个理念仍然不太符合目前正在高速成长的中国企业。而企业成长、远见性投资、企业家精神等，过去几年里要想在美国提倡这些理念就不太明智，除非你是某个公司的ＣＥＯ。而大多数人已变得保守，见机行事。
问：一些管理学者过度渲染了技术带来的变革，而忽视了管理学更多关注的基本思想和理念，如怎样更好地组织起一个公司，怎样让人们更有雄心……
答：是的，我同意，管理学里有一些基础的理念，比如激励和领导力。《哈佛商业评论》做了一个调查，询问其读者最爱读什么样的文章，结果显示领导能力、谈判能力等话题，仍然广受关注。吉姆·科林斯的《5级领导力》、沃伦·本尼斯的《极客与怪杰》，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再次探讨了领导力的问题。我认为管理学的这些基本理念是恒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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