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有一位同事感叹曰：听说要“发展”了。所谈为所在企业发展部及集团改组事宜，一时沦为同事们笑资。近日，媒体、社会对富士康的“跳楼们”、“连跳门”时间报以极大的关注，仿佛都在期待下一位跳楼的勇士似地。
转型之痛
这个转型之痛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中国农民工的换代。
中国5000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繁衍与发展，以农立国，无奸不商等观念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工业化、中国资本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初期，实业报国、实业救国的声音实属振聋发聩，也从一定程度上真正提升了中国的生产力，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关系的真正变革，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也真正到了尽头。然而，那一阶段的实业救国因为诸多原因并没有跟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因此，当中国1978年主动或被动选择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时代才真正迎来了春天。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并不足以迎接这一转型时，我们可爱的农民兄弟们站了出来，成了中国这一阶段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当年的“逃港”、后来的“下海”、再后来的“南下”“农民工”等名词无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名词，劳动力一定会追寻先进生产力的脚步，去追寻更高的体现自身价值的生产资料。
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当西方国家在用先进的自动化的机器来提升工业化、产业化能级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却在发其道而行之，用我们产业工人（农民工）来替代工业化，并且津津乐道说我们反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大型企业在一次次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我们不厌其烦的来证明我们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就是如此之底，我们制造成本就是如此低廉，我们产业工人心甘情愿、安贫乐道，就是为了让我们处于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姐妹们生活过的更好一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这是老黄牛的精神。然而，中国产业工人能忍，这种忍耐是因为做农民工比做农民要“多收个三五斗”，每个月一千元已经让他们趋之若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代表的是中国粗加工、工业化初期要求的初级产业工人时代，对于工人的管理模式仅仅是体力的基本要求（粗加工要求的仅仅是基本地技能，如手工拼装、缝纫等）以及企业管理的初步萌芽（如不准随地大小便、不准随地吐痰即可）。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渐入中年时（测算下来，基本在40岁上下的年纪了），他们已经接受了现实，那就是农民的身份，脱掉工人的回忆及体验，他们回去结婚生子，然后沉默。第二代的农民工与第三代并没有严格的划分，包括八零后和九零后。对于农村的孩子们而言，为了可以早些进入社会“出门”打工，改年龄，早些时日拿到身份证也是常事。所以，大家认为的那些18、19岁的90后，其真实年龄可能更小。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那些事儿其实哪里都会发生。只是，为了打工改大年龄，与当年的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有何异，在这些孩子本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出去谋生不能不说是一件悲愤的事情。
奈何赴死
在《自杀论》一书中，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他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
他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反观富士康的13跳，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各路专家又各显神通，诸如“维特效应”、“摩登时代”、“工资低”等原因都给总结了出来。其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迪尔凯姆的研究，其实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来，那就是个人的目标与主观能动性以及社会秩序的不和谐，人生没有了希望，而又不再愿意承继第一代农民工的宿命。于是，自杀就成了他们的宿命。
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这里且不说富士康内部的管理问题。从坊间得到的消息都是这是一家管理科学的工厂，近50万人的规模自杀了13人其实比社会平均自杀率要低很多，或许我们应该称赞富士康，而不是责难他。但是短时间积聚起来的眼球效应和唾沫效应都会给郭台铭领导的富士康极大的压力。
问题何在
“最近压力很大”、“好累”、“生活没意义”，这些话语几乎成了当代青年人的口头禅。这不能不说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目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经济至上的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超务实主义”发展让人们有意无意淡化了太多太多的秩序、道德、法律、规则以及最起码的人之为人的底线。黄、赌、毒、杀、乱几乎充盈了社会新闻的版面。
当今中国的管理者，包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大多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他们视收入的边际增长为生活的主要目标，此外别无他求，对周遭环境好坏也并不太在意。两代人观念的鸿沟，就是地产泡沫和最近劳资紧张背后的压力源头。如果中国的体制始终无法满足新一代的需求，那么，不久的将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可能集中爆发。
谢国忠就指出，“今天的青年和上一代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纪。而当今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都属于他们的父辈。从近期的劳工危机来看，政商界似乎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劳工危机的。”统治者的决策往往以短期边际效应最大化出发，而不会考虑个人梦想或长期目标。现在的年轻人更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在现有薪酬制度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基本工资很低，只有通过大量的加班才可能挣得接近2000元的月收入。他们没有时间来规划、提高自我，或者融入城市。几年后，他们将失去青春和工作，却仍然没有能力或财力来享受城市生活。
“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当然会问：为什么现在的工人不能像十年前一样接受上述情况呢？他们不明白，时代变了。上一代的工人关注的是亲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未来。”
解决之道
网络上近日疯传一个帖子，“30位院士，150名全球行为科学家，500名心理医生，800位高僧，1500位道士，4000位神父，经过1820天的研究，终于得出了破解富士康连环跳楼魔咒的必胜之术：盖平房”。这当然是戏言，不可当真，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思考的是，如果自杀不是个案，那么一定是我们这个社会除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其中的关键是首先是解决对任何一个人的尊重。人之为人的尊严是生存的底线，而温饱、安全是其中的基础。加薪，这是富士康业已采取的一个手段。加薪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提高员工的温饱感。但是，我们的专家又在咆哮说富士康坏了规矩，擅自加薪给华南代工业、中国制造业带来了生存压力，这是混蛋逻辑。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是解决这种问题手段之一。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农民工，这也是2009年中国农民工获得美国的肯定，当选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原因。中国人自身并没有意识到多年来的低工资、高强度工作的农民工给这个国家创造的价值，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都是建立在亿万农民工的血汗泪的纪念碑上，而这些农民工的血汗钱有时候还拿不到。中国到了继续转型的时候，粗加工业、初级工业化需要进一步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多年的农业反哺工业、农村反哺城市、农民喂饱城里人必须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城里人反哺农民进行根本性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再次，让每个人去用心发现生命的意义是其中的根本，也是治本之道。中国人5000年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已经被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乃至新加坡给继承去了，中国自己选择了放弃，甚至自暴自弃；中国人“万事孝为先”的孝道也被抛诸脑后。让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生命的信仰，找到人之为人的道理，让每个人心理可以拥有仁慈、感恩、阳光和爱，那么才会真正的幸福。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