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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楼 权谋极致竟是单纯？企业家是否该玩帝王心术
第13-15楼 天下无谋——权谋残卷(张居正)
第16-17楼 诡秘的权谋：传统权谋学评析（书）
第18楼 《权谋书》（书）
第19-20楼 中国古代帝王的权谋之术
权谋是什么？是机诈吗，是阴谋吗，还是欺骗吗？
都不是。
认为权谋是机诈，是阴谋，是欺骗的人，最终都死于权谋。这是懂得术但不懂得道的后果，一个人，要学习使用一种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先明白使用这种能力的危害，你才会知道使用这种能力的优点，所谓“善用兵者，必先知用兵之害，方识用兵之利。”就是这个道理，你必须明白权谋的危害，才能使用好权谋。
权谋有什么危害？危害极大，一件事情，利益越大，危害越大。越是有风险的事情，回报率越大。一个人用权谋谋私利，用权谋欺诈他人，第一次可能会成功，第二次是侥幸，然而最后，别人会越来越不信任你，离你越来越远。人心背驰，没有任何人帮助你，最后也是失败。
权谋，就是曲道，就是使用一些不同寻常，出人意料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权谋，因为宇宙天地，所有的事物都有规则，同时也有繁多的例外出现。一个人，一件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不可能完全照着规则走。所以很多事情需要规则外处理。
一个有创新思想的人，往往是不受约束的。
一个严于纪律的人，往往是不会体谅他人，而难以服众。
一个有过大功劳的人，往往持功自傲，而不服从上级，打压下级。
一个人，做任何事，都有好有坏。为了不使他本身因为自身的盲点而失去在组织的立足之地，所以才需要权谋。
本着爱才之心，再来使用权谋，你才不会被自己的部署所背弃。
对于跋扈的人，利用权谋打压他的气势，使其有所顾忌。
对于严柯的人，利用权谋使纪律张驰有度，不至引起民怨。
使用权谋，要有五点前堤。
1， 规则为先，在使用权谋之前，本身组织内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没有规则就无所谓例外了。
2， 威严先立，没有威严，使用权谋是困难重重，而且难以被服从，突然陷下阴谋论内。
3， 谋无必成，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定成功的，权谋也一样。要有心理准备
4， 谋必被识，没有任何一个权谋最终不是被人识破的，做为权谋家，只能保证权谋在实施过程中顺利施行。过些时候，总会有人发现。所以才要抱爱才之心。
5， 轻易不用，小事不可用，一时之事不可用。
使用权谋，有三点危险的地方，要小心。
1， 必隐，权谋不是一定要暗暗操作，有时候鼓风大动，也是一着。总是暗暗操作会引起部署的猜疑，以至于人心大乱。
2， 必蒙，不要担心权谋被部署识破，不可能完全蒙过所有部署，被看出来，要镇定，不可能发怒，不可能失去分寸。
3， 必达，不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道者，人智之本也，术者，人智之用也。本于道而用以术，智者也，恃于术而逸于道，妄人也，智者用术而常安，妄人用术而常惴，智者常胜而妄人终败，决于道之有无也。
权谋者，术之别名，向学者宜先明道而后术，何故哉？术之性，人有聪愚，悟有浅深，用有高下，遇不若我者则无往不利，遇胜于我者则手足无措，此常理也，然先道而后术，道之所存，非徒利己，必亦利人也，则助力必多，虽败而不亡也。
学权谋者，共勉之。
权谋极致竟是单纯？企业家是否该玩帝王心术
改革开放后，帝王之学更是走出深宫和深山，登上大雅之堂，权谋更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企业家们深怕自己“无谋”。是礼崩乐坏，还是群雄逐鹿，抑或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大迸发？有一点的确无可否认，那就是郭梓林先生常常讲的“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
这应该也解释了历史剧之盛行，从“秦始皇”一直到“走向共和”，几乎每一个重要王朝和每一位重要皇帝，乃至每一位重要历史人物，都一一走向荧屏，极个别甚至被反复搬上荧屏。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比如时间久远的历史题材审查上容易过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就在于权谋文化、宫廷和官场斗争特别能让人体验到内分泌大起大伏的“心战”(电影《赤壁》主题曲名)。
由刘和平先生编剧并担任总制片人的46集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多被业内人士赞为历史剧的极品之作，正在于其中的心战与权谋，一路看来，让人肃然气凝，怦然心动，霍然心释，揪然心待，欲罢不能。
如果说看电视剧还有可能若恍若惚的话，郭梓林先生所解读的《王朝投影》则和盘托出，一二三四，环环相扣，精彩跃然纸上—难怪刘和平感慨自己的“女儿”成了他郭梓林的“媳妇”！
《王朝投影》把文学、经济、管理和历史融于一体，堪称“完美风暴”。从过去到现代，从学术到家常，从皇帝到董事长，从太监到信息不对称，从均衡到皇权，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大匠运斤，纵横腾挪，无拘无束，语多俏皮，时有机锋。读来真叫一个字：爽！
权谋是人与人相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精彩归精彩。帝王思想，甚至更直白地说，权谋文化，无疑具有启示，但还能够为中国企业家所用吗？《王朝投影》序一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题目就叫“断乳”；序二作者是万科董事长王石先生，题目就叫“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毫无疑问：母乳不能继续喝了！
郭梓林先生本人的态度呢？无论是书中的流露，还是当面的回答，似乎不太赞同“断”或“取代”的说法，而是有所保留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个人的看法旗帜鲜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没必要断，也不可能取代，而要继续喝。道理很简单，全部的帝王思想—根本在“内圣外王”—不过成本与效益的算计，而且是基于产权人完全清晰上的成本与效益的算计，不喝白不喝，喝了不白喝。
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真正要弄清一个概念，都必须返本归源，都必须正本清源，都必须回到“我”对成本与效益的算计来定义，要不然就含混不清。帝王思想同样如此，比如拿权谋来说，什么是权谋呢？又一个“百姓日用不而知”。
西方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行为改变，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如果一种行为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不是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是否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权谋就是人与人博弈中的帕累托改进。
举例来讲，狐狸撞上老虎，命在旦夕。狐狸灵机一动，说：“我是上天派往森林王国巡查的，权力至高无上，任何动物都不得动我分毫，没听说不成？要不，咱们一块森林里走走，哪个不望我而逃！”老虎信以为真，狐狸得以绝境逢生。这就是一个权谋，因为狐狸所言并不是真的；同时也是一次帕累托改进，因为避免了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
就人与人的博弈而言，以力服人和以理压人，都不是帕累托改进，因无论力服还理压，都损害到对方的既得利益。孟夫子说过：“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这里提出的“养”，创造出新的“增量”，就属于帕累托改进。
不管最后创造的增量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权谋的提出正基于不以力服人和不以理压人。这正是中华兵法之首的《孙子兵法》为什么不务正业的原因，不仅反对暴力征服，鼓吹“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地反对“百战百胜”，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显而易见，这是提倡和鼓励创造出帕累托改进。
谁是真正的高人
有人可能要提出怀疑：狐假虎威属于帕累托改进？阴谋诡计都属于帕累托改进？忽悠吧？不错的！世界上有许多的阴谋诡计，当初的确不损害对方的既得利益，但最后却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完全偏离帕累托改进。就像《三国演义》中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何有帕累托改进？
但最后结果对帕累托改进的偏离，并不能否定当初的帕累托改进。博弈是一波一波进行的，显而易见，要是蒋干也能够像周瑜一样将计就计，而不是自投罗网，他们的帕累托改进就可以继续往前深化，至少周瑜一下子不能以力服人。
从这一意义上讲，帕累托改进有赖于双方的博弈互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动的帕累托改进，人性中可能存在损人利己的天然惰性。但即便如此，从双方博弈的总体看，权谋比之于直接的硬碰硬，社会总成本更低，至少减少了一方的损耗，构成减损降耗上的帕累托改进。
真正的困难是在于，就人与人的博弈而言，创造一次帕累托改进并不难，难的是持续甚至永恒创造帕累托改进。也可以换句话说，忽悠一人或一次并不难，难的是持续甚至永恒而普遍地忽悠。这永恒而普遍的帕累托改进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不动心，正是单纯，正是真诚！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价值在手，预期在胸。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就个人的感受，真正的高人，恰恰是低调、虚心和平常。所谓高深莫测，其实只是小人自我折腾而在高人身上投射的倒影。
在与高人的博弈中，小人们因价值不在手、预期不在胸，不得不颇费心机，甚至反复试错，一旦最后恍然大悟，于是感慨：高，实在是高。真正的高人却古井无波，他是个引导者，即便权谋，也是为不损害对方既得利益，或是为引导对方，本心不动，更毫无“阴”与“诡”。这一点会反映到气质和面相上，举凡多数时候和多数场合，特别是置身冲突时，有和颜愉色，能气定神闲。
从《大明王朝1566》观，在当时的博弈中，有两个人有近乎不动心的境界，算是明白人。一个就是嘉靖皇帝，因为俯瞰全局，而且大权在握，有不动心的资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有点道行，而且网罗天下，近乎不动心。《王朝投影》精彩分析过嘉靖与严嵩之间的心战：
“嘉靖和严嵩在短短的52秒里（根据电脑影音播放器读秒显示），玩了一次绝佳的智力游戏，满天的战争黑云，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当大殿里的其他人还没醒悟过来的时候，大伙儿已经成功地集体软着陆了。”
要是这个充满博弈的人世间，大伙儿凡事都能成功软着陆，多美！可举目四顾，软着陆何其稀缺。是小人太多，还是高人太少？走笔至此，想起电影《夜宴》中厉帝最后饮鸠自杀前那一句似乎宿命但精辟的感慨：
百般算计，不如一颗单纯的心！
天下无谋——权谋残卷(张居正)
智察卷一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惟善察者能见微知着。
不察，何以烛情照奸？察然后知真伪，辨虚实。夫察而后明，明而断之、伐之，事方可图。察之不明，举之不显。
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
察者智，不察者迷。明察，进可以全国；退可以保身。君子宜惕然。
察不明则奸佞生，奸佞生则贤人去，贤人去则国不举，国不举，必殆，殆则危矣。
筹谋卷二
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天下；谋己者，先利自身。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惟其深远，方能顺天应人。
守之伐之，不如以德伏之。宜远图而近取。见先机，善筹划。
圣王之举事，考之于蓍(shi)龟，不如谛之于谋虑；炫之以武，不如伐之以义。
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故为其诤，不如为其谋；为其死，不如助其生。羽翼既丰，何虑不翱翔千里。
察人性，顺人情，然后可趁，其必有谐。
所谋在势，势之变也，我强则敌弱，敌弱则我强。倾举国之兵而伐之，不如令其自伐。
勇者搏之，不如智者谋之。以力取之，不如以计图之。攻而伐之，不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或雷霆万钧，令人闻风丧胆，而后图之。
实以虚之，虚以实之，以其昏昏，独我昭昭。
人皆知金帛为贵，而不知更有远甚于金帛者。谋之不深，而行之不远，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未雨绸缪，智者所为也。
用人卷三
为政之道，在于辨善恶，明赏罚。倘法明而令审，不卜而吉；劳养功贵，不祝而福。
贤者立而国兴；小人立而邦危。有国者宜详审之。故小人宜务去，而君子宜务进。
大德容下，大道容众。盖趋利而避害，此人心之常也，宜恕以安人心。故与其为渊驱鱼，不如施之以德，市之以恩。
而诱之以赏，策之以罚，感之以恩。取大节，宥小过，而士无不肯用命矣。
赏不患寡而患不公，罚不患严而患不平。赏以兴德，罚以禁奸。使下畏罚而利赏，下也；好德而恩进，上也。天下无不可用之材，唯在于所用。
事上卷四
事上宜以诚，诚则无隙，故宁忤而不欺。不以小过而损大节，忠也，智也。
不欺上，亦不辱君，勉主以体恤，谕主以长策，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外，天下称孝焉。荣辱与共，进退以俱，上下一心，事方可济。骄上欺下，岂可长久？
攻城易，攻心难。故示之以礼，树之以威，上也。
上怨报之以德，上毁报之以誉，上疑报之以诚。隙嫌不生，自无虞。事君以忠，不涓细流。待人以诚，不留小隙。
为上计，不以小惠，而以长策。小惠人人可为，长策非贤者不能为之。故事之以谀，不如进之以忠。助之喜，不如为之忧。
思上之所思，而虑其无所思；为君谋利，不如为君求安。思之深，而虑之远。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避祸卷五
廓然怀天下之志，而宜韬之晦。牙坚而先失，舌柔而后存。柔克刚，而弱胜强。人心有所叵测，知人机者，危矣。故知微者宜善藏之。
考祸福之原，察盛衰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此为上智。祸之于人，避之而不及。惟智者可以识其兆，以其昭昭，而示人昏昏，然后可以全身。
君臣各安其位，上下各守其分。居安思危，临渊止步。故易曰潜龙勿用，而亢龙有悔。夫利器者，人所欲取。故身怀利器者危。
宜示之以无而去其疑，方无咎。不矜才，不伐功，不忘本。为人以谦，为政以和，守其常也。
有隙则明示之，令其谗不得入；大用而谕之小用，令其毁无以生。
不折大节，不弃小惠。进退有据，循天理而存人情，此所以为全身之术也。
必欲图之，勿以小惠，以大德；不以图近，而谋远。
恃于人者不如自恃。自恃者寿，自足者福。顺天应人，故常在。
自爱者重。危房不可近，危邦不可入。明珠必待识者，宝剑只酬壮士。
以贤臣而事昏主，危矣。故明主则谏，昏君则去。不去而隐于朝，宜也。知其雄，守其雌。事不可为而身退，此为明哲保身之道也。
度势卷六
势者，适也。适之则生，逆之则危；得之则强，失之则弱。事有缓急，急不宜缓，缓不宜急。因时度势，各得所安。
避其锐，解其纷；寻其隙，乘其弊，不劳而天下定。
势可乘，亦可造。致虚守静，因势利导。敌不知我而我知敌，或守如处子，或劲如脱兔。善度势者乘敌之隙，不善度势者示敌以隙。知其心，度其情，察其微，则见其势矣。
观其变而待其势，知其雄而守其雌，疲之扰之，然后可图。
势可乘乎？势不可乘乎？智者睹未明，况己著乎，惟在断矣。智无识不立，无胆不行。
为谋，所重者胆，所贵者智；胆智兼备，势则可为。
见宜远而识宜大，谋宜深而胆宜壮。军无威无以立，令无罚无以行。威慑之，智取之，胆胜之，则何敌不克，何坚不攻？正胜邪，直胜曲。浩然正气，而奸佞折。
功心卷七
城可摧而心不可折，帅可取而志不可夺。所难者惟在一心。攻其心，折其志，不战而屈之，谋之上也。
攻心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义，服之以威。
君子好德，小人好利。辨之羞之，耻之，驱之于德。
移花接木，假凤虚凰，谋略之道，唯在一心。乱其志，折其铎，不战自胜。
治不以暴而以道，胜不以勇而以仁。故彼以暴，我以道；彼以勇，我以仁；然后胜负之数分矣。
攻心之术多矣。如武穆用兵，在乎一心。乱之扰之，激之困之，俟之以变，然后图之。欲得之，先弃之；欲扬之，先抑之。畏之危之，其心必折，计然后可用。
虚予而实取之。示之以害，其必为我所用。欲得其心，莫若投其所好。君喜则我喜，君憎则我憎，我与君同心，则君不为我异。
权奇卷八
善察者明，慎思者智。诱之以计，待之以隙。不治狱而明判，不用兵而夺城，非智者谁为？
夫欲行一事，辄以他事掩之，不使疑生，不使衅兴。此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事有不可拒者，勿拒。拖之缓之，消其势也，而后徐图。
假神鬼以立威，而人莫辨真伪。伪称天命，其徒必广。将计就计，就势骑驴，诡之异之，以伏其心。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其理一也，不诡于敌而诡于己，己之气盛，敌气必衰。
意欲取之，必先纵之；意欲除之，必先骄之。然后乘其势矣。
敌强则弱之，敌实则虚之。弱之虚之，不我害也。
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妙手空空，弥祸患于无形。釜底抽薪，上楼撤梯，虽曰巧智，岂无大谋？
人构我，我亦构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反客为主，后发制人。
必欲使人为某事，威逼之，刑罚之，利诱之。由远及近，从小至大，循序渐进，然后可用。
谬数卷九
知其诡而不察，察而不示，导之以谬。攻子之盾，必持子之矛也。
智无常法，因时因势而已。即以其智，还伐其智；即以其谋，还制其谋。
间者隙也，有间则隙生。以子之伎，反施于子，拨草寻蛇，顺手牵羊。
彼阴察之，我明示之。敌之耳目，为我喉舌。借彼之口，扬我之威。
机变卷十
身之存亡，系于一旦；国之安危，决于一夕。唯智者见微知著，临机而断。因势而起，待机而变。机不由我而变在我。故智无常局，唯在一心而已。
机者变也。惟知机者善变。变则安，不变则危。
物必先腐而蠹生，事必有隙而谗起。察其由，辨其伪，除其隙，谗自止矣。
知机者明；善断者智。势可度而机可恃，然后计可行矣。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计取之，此大将之风也。
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移花接木，巧取豪夺。敌快我慢，以智缓之；敌强我弱，以计疲之。釜底抽薪，此消彼长。敌缓则我速，敌弱则我强。此亦机变也。
危在我，而施于人。故我危则人危，人不欲危，则必出我于厄难。
讽谏卷十一
讽，所以言不可言之言，谏不可谏之谏。谏不可拂其意，而宜恤其情。谏人者宜为人谋，不为己虑。
或激之勉之，以证其不可行也。谏不宜急而宜缓，言不宜直而宜曲。
嬉笑之中蕴乎理，诙谐之中寓乎道。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
中伤卷十二
天下之至毒莫过于谗。谗犹利器，一言之巧，犹胜万马千军。
谗者，小人之故伎。口变淄素，权移马鹿。逞口舌之利剑，毁万世之基业。
或诬之以虚，加之以实，置其于不义；或构之以实，诱之以过，陷其于不忠。宜乎不着痕迹，欲抑而先扬，似褒而实贬。
随口毁誉，浮石沈木。奸邪相抑，以直为曲。故人主之患在于信谗，信谗则制于人，宜明察之。然此事虽君子亦不免也。苟存江山社稷于心，而行小人之事，可乎？
小人之智，亦可谋国。尽忠事上，虽谗犹可。然君子行小人之事，亦近小人，宜慎之。
美色卷十三
乱德则贤人去，失政而小人兴。国则殆矣。
美色置于前而心不动者，情必矫也。然好色不如尊贤。近色而远贤臣，智者所不为也。
孰谓妇人柔弱？一颦一笑，犹胜百万甲兵。
智者借色伐人，愚者以色伐己。
色必有宠，宠必进谗，谗进必危国。然天下之失，非由美色，实由美色之好也。
借美以藏其奸，市色而成其谋，千载之下，绵绵不绝。人主宜详审之。
圣贤事业，非大志者何为？故色贤之分，知其所取舍。是以齐桓晋文，犹为霸主；汉武唐宗，不失明君。
作者简介
张居正，号太岳，七岁通六经大义，16岁中举人，而后熟读经史，指导皇帝，几乎凭一人之力实现了明代中兴，成为西方政治家与历史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他靠满腹权谋智慧，得中国第一宰相美誉。半部残书《权谋残卷》，证明其“宰相之杰”的称号实非虚言。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历史学家 黄仁宇
内容提要
什么是权谋？ 一部廿五史，可以说是一部权谋史，一部悲喜交织的权谋史，一部恩怨错杂的权谋史，一部诡谲叵测的权谋史，一部高妙难言的权谋史。
我们粗略地翻阅过这部卷帙浩繁的史籍，就中领略到一大批施权弄谋者的风采，汇集出数以千条计的权谋故事。我们毫不夸张地说，那每一个声色俱佳的权谋故事，都代表着中国人的一分智慧，都可以算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曝光，都应该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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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权谋书》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的一部经典作品。成书于公元前十七年，至今已经流传了二千多年。该书以其广博的内容、优美的文字、丰富的知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刘向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生于公元前七十七年，卒于公元前六年。他自幼博览群书，熟悉儒家经典，精通天文星象之学，非常勤奋。班固在《汉书》中评价他：“为人平易，廉洁乐道，不交接世俗，而专思经术。昼读书传，夜观星宿，经常通宵达旦。”
刘向性格刚正梗直，注定了他坎坷多艰的一生。汉宣帝时，刘向因为品行优良被任命为谏大夫。当时，宣帝崇尚神仙方术，刘向献上一部父亲在审案时得到的炼金秘方，宣帝下令按方炼制，花费不少，却没有应验。于是宣帝大怒，欲治其死罪。他的哥哥以一半家产充公，赎回了他。因其才气横溢，宣帝命他讲授《谷梁春秋》和《五经》，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不久升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继位后，宦官弘恭、石显专权，刘向联合朝中正直官员打算请元帝罢免他们。但还没有行动却泄露了秘密，被弘恭、石显抢先告发，刘向等人被免职。次年春，发生地震，夏天，星象也出现异常，元帝有所感悟而恢复了刘向等人的职务。该年冬天，再次发生地震。刘向认为天象的灾变是由于皇帝信任弘恭、石显等奸人所至，于是以亲戚的名义上书元帝，请求罢免奸人，启用贤臣。但弘恭、石显识破此文为刘向手笔，污蔑他“为臣不忠，诬惘不道”，被逮入狱，并被免为庶人。到成帝继位，弘恭、石显等的势力才被消除，刘向重新被起用，官至光禄大夫。当时外戚王氏家族的势力开始崛起，灾异不断出现，刘向忧心国事，屡次上书，“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他慷慨地说:“我都不说，谁来说？”成帝也被他的赤诚所感动，但性格懦弱的皇帝无能为力，只有叹息连连。成帝几次想起用刘向为九卿，但都被王氏势力所阻挡，在大夫一级三十多年，终生再未获得升迁，死时七十二岁。
《权谋书》成书于成帝鸿嘉四年，即公元前十七年。是他在校书的过程中编辑而成的。他编辑此书的目的也是有感于当时社会风俗的奢靡荒淫，礼教零落，乃采取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和流传下来的格言警句来引起皇帝的警戒。成帝阅后，“虽不能尽用，但喜欢他的言论，常常慨叹”。
宋代以后，该书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到了明代，更颁行天下，令学校生员讲读。
从内容上看，该书可谓包罗万象，全书二十卷，八百零九则，涉及到治国、为官、为人、处世、修身、做事的方方面面，既有曲折的历史故事，也有意味深长的比喻格言，有启人心智、催人上进的对话，也有看似浅显、实际深刻的处世哲理和做人智慧。对人生、命运、机遇、成就、生死、谋略等都有独特的看法。
总之，《权谋书》如同一座智慧的宝藏，可谓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引人深思，让人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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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王的权谋之术
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
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中间吕太后听从张良的主意请来“商山四皓”，为阻止刘邦改立太子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故事颇有意思，一并叙述于此。吕后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既清楚又担心，但却不知怎么办才好。
左右为难之际，有人向吕后建议，说：“张良很有谋略，皇上又很信任他，不如求他想想办法。”张良是很了解刘邦的人，他知道此事已在刘邦心中酝酿了很久，仅靠口舌争辩是不可能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因此他就建议吕后去请“商山四皓”。因为此时天下已经平定，于安邦治国有用的人才大都被刘邦起用，只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刘邦对人轻慢无礼，一气之下逃入商山，发誓终身不做汉臣。此时如果能请他们四位出山，明确站在太子刘盈一边，那么刘邦就一定会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吕后听了张良的话，就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四皓。
汉十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京城，病情一天天加重，而改立太子的念头也越发坚定。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陪侍刘邦，四皓也随太子进了皇宫。4个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个个须发尽白，衣冠严整。刘邦看到这四个陌生面孔问道：“你们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四皓一一上前报上姓名。刘邦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寻找你们多年，你们弃我而去，现在为何要和我儿子在一起？”四皓说：“陛下轻慢士子，随便骂人，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就隐居了。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
刘邦听四皓这么一讲，只好彻底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事实上，商山四皓这次可真是帮了个大倒忙。毫无疑问，没有刘盈的上台，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吕后及吕氏集团的为非作歹。
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2.棋看两步
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
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遹.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遹硬拉着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
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遹非贾氏所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遹致死。此后诸侯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炆，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和考虑的。尽管朱允炆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3.品行第一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
之后，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
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文帝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干、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
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隋文帝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
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
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世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李世绩原来并非唐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世绩。
徐茂公原名徐世绩，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绩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世绩的辖区。
李世绩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世绩“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赞李世绩“感恩推功，实属忠臣”。这是李世绩进身李氏父子后的第一次见面礼。
第二次是李密因反伏诛后，李世绩依然奏请收葬，并且“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世绩在归唐之后敢于斗胆表示对背叛新主的旧主致哀悼思怀之情，却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和李氏父子的称许，这是李世绩事前希望得到的。果然，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
李世民更多次表示对李世绩的宠信。一次，李世绩生病，为给李世绩治病，太宗李世民竟剪去自己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以作药引子。由此显示出来的君臣之恩，真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李世民厚待李世绩，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世绩无任何恩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的是，像蜀魏延反刘禅，东魏高欢死而侯景投梁。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世绩。
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世绩贬斥放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做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5.爱屋及乌
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莽的通缉，逃到信都（今河北冀县）。
当时天下百姓对新莽政权不满，怀念汉室。刘秀为败王莽，前往争取占据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真定王刘扬，这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甥女郭圣通成婚，他才肯出兵。为大业着想，刘秀只好娶了郭圣通。这郭圣通也真争气，第一胎就给刘秀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再加上刘扬的势力强大，刘秀称王后，于建武元年六月，正式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郭所生儿子刘疆为太子。而阴丽华只能屈居为贵人。
之后，这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后来刘扬谋反被诛，刘秀没有马上波及郭圣通。可是刘秀爱阴丽华是很明显的，他几次御驾亲征，身边带的都是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说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由宠其母而立其子，爱屋及乌，这是许多帝王的惯常做法。像唐高宗李治先后四次立嗣，立的都是则天武后所生的儿子，这不能不说与他宠爱武则天有关。但是情况也有特殊者，那就是因为爱其母，所以立其子，又因为欲立其子，必先杀其母。这是立嗣的两刃剑，也是古代帝王的立嗣辩证法。汉武帝刘彻就是这么干的。
太始三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生下一子，武帝欣喜异常。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五个儿子，皇位继承人也早有人选，但这皇帝老儿老来得子，此子不仅为宠妃所生，且又在钩弋夫人肚子里异乎寻常地呆了整整24个月。汉武帝其人极富创造性和想像力，他想起上古圣人帝尧也是其母怀胎14个月方才降生的，于是一高兴，就把钩弋夫人产房的门命名为“尧母门”。由此可见，汉武帝是如何喜欢这位小儿子了。
但是，皇太子此前早已立定，是卫皇后所生的刘据。这刘据与汉武帝性格截然不同。武帝严刑峻法，太子宽厚仁慈；被武帝治罪的人，太子常常为之平反。武帝的严刑，有配套的告密机关及执法大臣相佐，这些人也常担心一旦刘据嗣位，会对自己不利。而汉武帝既然把钩弋夫人比作“尧母”，尧继帝位就是顺理成章的。
他还让画工画“周公辅成王”的图画，易储的意思更加明显。再加上汉武帝相信神仙，总想长生不老，所以对巫蛊之术非常在意。所谓“蛊”就是把几只毒虫放入一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争咬，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就是怪物，也就是“蛊”。征和二年，汉武帝生病，水衡都尉兼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趁机离间武帝与太子的关系，说有巫蛊祸害皇帝，此事牵连到卫皇后与太子。汉武帝在别宫养病，卫皇后和太子想请安问候，但受到阻拦。
太子刘据愤怒之余抓住江充就杀了头，于是有人造谣说太子要谋反，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形势所迫，逼得太子真的起兵。保皇党与保皇太子党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死。事后汉武帝醒悟，建“思子宫”悔过。但改立太子的工作却水到渠成了。所以四年以后，钩弋夫人生的刘弗陵在8岁时被立为太子，是为汉昭帝。
刘弗陵本来是出身“尧母门”的汉武帝的掌上明珠，汉武帝要为这幼子创造各种条件，预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不仅为刘弗陵选定朝中重臣霍光朝夕辅佐小太子，而且一立刘弗陵为太子，就杀掉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前者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而后者就连当时的许多大臣也迷惑不解。
当有人问汉武帝为何立其子而杀其母时，汉武帝解释说：以往国家之所以发生混乱，多是由于皇帝小而他的母亲却正值年轻力壮。这样女主骄矜自持、淫乱恣意，就没有人能管束得了。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太后专政的故事吗？这就是汉武帝之所以立其子而杀其母的理由。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采取这种出人意料的极端手段，这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古人打仗常提倡出奇制胜，而汉武帝在立嗣问题上也堪称出奇制胜了，他的这一举动不可谓不残酷，但确也真的堵住了母后干政乱政这个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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