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瑞士警方突击搜查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Alstom)的多个办公室,因为该公司涉嫌通过行贿赢得在全球各地的基建合同。揭露阿尔斯通丑闻,以及西门子(Siemens)、哈里伯顿(Halliburton)等公司腐败现象的,是机警的审计人员和聪明的执法人员,不过他们并不是曝光非法交易的唯一力量。最近,一些经济学家也扮演起了侦探的角色,从而开创了法律经济学(forensic economics)这一新的领域。 法律经济学家不是调查具体的犯罪行为或个人的不法行为,而是分析犯罪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然后利用传统工具寻找不法分子遗留在经济数据中的蛛丝马迹。比如,哪些公司在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规定,向安哥拉运送武器?为查明真相,经济学家们会观察股市对安哥拉停火新闻的反应,看哪些公司的股票受累最深:这些公司很可能就是违反禁运者,因为停战对它们造成的损失最大。又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有哪些货物从香港走私进了中国大陆?我把香港的货物出口记录与中国大陆的进口记录进行了对比,发现关税高的货物最有可能在转运过程中“失踪”。其他法律经济学家也通过类似的证据挖掘发现了许多不法行为,比如股票期权回溯、联合国石油换粮食计划中的行贿受贿,以及冬奥会花样滑冰裁判中的投票交易等。 如果法律经济学家能够获得那些只有政府能掌握的数据资料,则可更早地发现此类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法律经济学实验室,协调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工作,以便双方展开合作,更好地打击腐败。例如,如果我能够与中国海关合作,就可以查出当前走私犯罪的模式,而不必回过头去参考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同样,法律经济学家要想查明阿尔斯通涉嫌哪些行贿行为,仅靠公开的信息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掌握更详尽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如果政府能提供便利,他们就可以研究更多实用而有趣的问题,而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更有利于当前政策的制定。当然,法律经济学家或许仍无法挖掘出具体公司的犯罪证据,但他们发现的犯罪模式可以帮助执法机构锁定犯罪嫌疑最大的领域或国家。 这样的合作可以是双向的。经济学家可以借鉴一线公务人员和警务人员的经验,找到可能的犯罪线索,而不是将就使用那些现成的数据。同时,他们可以根据政府的反腐工作制订研究计划,如果政府愿意参与实验,经济学家们就可以跟踪核查,并测试工作的效果。令人高兴的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良好的合作,就如同各国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样:近100年来,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通过协调各国力量已共同打击了大量的跨国犯罪。 数据处理工作不会像其他打击犯罪的工作那样激动人心;晚间新闻中播放的那些破门而入、持枪缉凶的场面中,永远也不会出现经济学家们的身影。但是,如果政府能够让法律经济学家有机会更好地利用数据,那么后者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反腐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