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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季鸾：征服蒋介石的报人 [打印本页]

作者: 翻阅日历 时间: 2008-11-7 17:24
标题: 张季鸾：征服蒋介石的报人
对于今天的新闻界，张季鸾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但在1949年以前，无论在报界还是政界，张季鸾这三个字都如雷贯耳。这位祖籍陕西榆林、生于山东邹平的汉子，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纵横报坛，不仅让报界同仁叹服，也赢得了政界对立双方领导人的一致尊重，对当时政坛老大蒋介石来说，甚至可用“征服”二字。
　　
　　不骂不相识
　　
　　民国时期，张季鸾是不折不扣的传奇人物。在接办《大公报》之前，他曾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他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记者。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张季鸾在于右任的推荐下，出任总统府秘书。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就出自张季鸾之手。
　　
　　1926年，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了天津的《大公报》，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大公报》每天一篇文笔犀利的三千字社论，就是张季鸾在深夜12点至凌晨1点之间，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成的。
　　
　　张季鸾与蒋介石，可谓是不骂不相识。1928年6月，北伐军攻至京津，张季鸾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蒋介石乘专车沿京汉路北上，于是和冯玉祥一起到郑州迎接蒋介石。事实上，在见蒋介石之前，张季鸾因为两次痛骂蒋介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时，张季鸾以《党祸》为题写了一篇言词犀利的社论，抨击蒋介石一面表示服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一面却大开杀戒，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丑恶行为。第二次是1927年12月2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第二天，在歌颂喜庆的日子气氛里，张季鸾专门写了篇社论——《蒋介石的人生观》，斥责作为“国民党要人”的蒋介石，却“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感叹“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
　　
　　张季鸾的社论，文采飞扬，亦庄亦谐，极尽讽刺之能事。按说蒋介石两次被骂，心里应该不痛快才是，但是1928年张季鸾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蒋介石不但没有为难他，还不记前嫌，“悦然面悟”，并在后半生中一直与他保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
　　
　　蒋府的座上宾
　　
　　蒋介石一直尊称张季鸾为“先生”，这个称呼自相见之日起，从未改变过。由于共同的成长和旅日经历，蒋介石与张季鸾格外谈得来。郑州会晤临别前，蒋介石对张季鸾说：“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张季鸾深受触动，感叹之余，他发表了《欢迎与期望》的社论。同样的蒋介石，在张季鸾的笔下却从“国家之罪人！”，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之英雄”。
　　
　　张季鸾的才气和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客观立场，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爱屋及乌，他对《大公报》也寄托了特别的情感。蒋介石每日必看《大公报》，他在办公室、公馆、餐厅都要各放一份《大公报》。为了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中心，蒋介石于1929年12月27日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封通电全国报馆的电文，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这封通电，表明了了蒋介石对《大公报》舆论权威地位的认可。1931年5月2日，为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蒋介石亲笔题写了“收获与耕耘”的贺词，祝贺《大公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蒋介石虽然如此礼遇张季鸾和《大公报》，但张季鸾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丝毫不受影响，其言论经常使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准备对国内报刊进行整肃，慑于《大公报》的强大威力，经会议讨论决定，用钱收买张季鸾和《大公报》，价钱则从最初的五万元一直升至十五万元才被一致通过。按照当时每石米4元的物价计算，十五万元绝对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是当总务主任拿到这张支票到张季鸾的办公室时，张季鸾当即把还没下班的编辑人员全都叫到总编室，拿着这张国民政府文官处的支票，大谈特谈“文人要穷，文穷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发财，否则文章写不出来”之类的话题，然后把这张支票退了回去。
　　
　　张季鸾越是不爱财，蒋介石对其越发敬重，他常常通过陈布雷，约张季鸾讨论时事。1934年夏天，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没有任何官职的张季鸾，竟紧靠着蒋介石左边的席位就坐，席间两人谈笑风生，蒋介石频频给张季鸾敬酒夹菜的动作，惊呆了很多前来赴会的政界显要。
　　
　　小骂帮大忙
　　
　　生活中的张季鸾为人厚道，但是一旦牵扯到公理、正义必须出言批评时，他绝不会心慈手软。张季鸾曾经撰写过三篇被人称之为“三骂”的社评，骂的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大人物。这三个人就是吴佩孚、汪精卫和蒋介石。
　　
　　张季鸾显然是在用行动诠释《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小骂帮大忙，他希望在新闻舆论上，能够真正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所崇尚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人骨气。为了表明立场，张季鸾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了一段自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态，不仅让《大公报》成为当时最成功、最严肃的报纸，也让张季鸾成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同时做出极高评价的人。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逝世。当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发来唁电，以示悼念。9月26日，在公祭张季鸾大会上，蒋介石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前来吊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也前往吊唁。灵堂中央，摆放着蒋介石、周恩来题写的挽联。第二年，张季鸾的灵柩回到陕西，在西安南郊兴善寺举行的祭张季鸾大会上，蒋介石特从四川赶到陕西亲临参加致祭，给了民国史上一个报人最高的规格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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