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贾植芳这样的人不多了3

翻阅日历

　　监督劳改期间，贾植芳每月有30元生活费，这点钱，除了按月给远在山西老家的妻子寄去一部分外，其余便是自己抽烟吃饭喝酒。
　　
　　给自己的“奖励”政策
　　
　　每次遭到无端的殴打，贾植芳都咬着牙，把血咽到肚子里。他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你们越是摧残我，我就越要把身体养好！”由于经常挨斗，贾植芳为自己制订了奖励政策，一般抽八分钱的“生产牌”香烟，被批斗后就买一角二分钱的“勇士牌”香烟；平时舍不得吃肉，只吃几分钱的菜，凡小批斗一回，便加块一毛四分的大排；大批斗一回，则要到五角场小店，来三毛钱土烧，两毛钱猪头肉。
　　
　　一次闲聊中，一个朋友谈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凄惨遭遇，情绪十分低落，贾植芳说，玩玩的嘛，你当真了，所以要吃亏。最要紧的是你不能蹲着看人看事，当然更不能跪着，你始终要站着，而且要站得比他高，这样你就能把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加清楚，也就有了人生的高境界，人活着，总得有个境界。
　　
　　一次，贾植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跌跌撞撞进了家门，把正好来探亲的妻子任敏惊吓得不轻，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想不开。他说：“你放心，我不会去死，现在是猫捉老鼠，玩你呢，追到你没办法了，你自杀，就说是‘畏罪’‘自绝于人民’，我不会做那种傻事。”开批斗大会时，别人都低着头，贾植芳却昂着头，把手举得高高的，“打倒贾植芳”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他把这叫做“在狼群里要学会狼叫”！别人批斗完就把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摘了，他却挂着牌子，抬着头，大摇大摆走出校门。工宣队看他这样就说，你还挂出瘾来了？贾说，你们给我挂的呀！工宣队的命令他拿掉。多年后和人谈到这些，贾植芳说：“其实，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一点也不气馁。你侮辱我？你是侮辱你们自己！”
　　
　　见了伟人雕像绕着走
　　
　　复旦大学有一座伟人雕像，监督劳改的时候，贾植芳每天回家，总要路过这座雕像。多年后，贾植芳常常和人讲起它：“每次回家，我都要绕开走。因为我发现他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那一定会在你走到他跟前，趁你一不留神，呼地一下，把帽子带到你的头上。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说这些笑话的时候，贾植芳表演生动，身手敏捷，直让听他说笑的人感叹，这哪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1983年，苦日子总算熬出头，贾植芳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来到办公室与大家见面时，一个小青年突然转过脸跑到书堆后面。旁边的同事把他介绍给贾，小青年抬起头满脸通红。贾植芳一看就明白了，连忙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小青年低下头说：“我对不起你。”原来“文革”中，他多次凶狠地打过贾植芳，那时的他，满脸凶横，常常是一边叫骂一边拳打脚踢。
　　
　　但贾植芳原谅了他，对他说：“那时候你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也不懂是非，难免做错事情。上帝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你不要背包袱，以往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年轻，有前途，好好工作。”小青年红着脸连连点头。
　　
　　“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文革”爆发后，作为“反革命分子”， 贾植芳遭受了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事隔多年，贾植芳依然乐观幽默地说：“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他和一位晚辈讲起过一次打扫卫生。
　　
　　“跟我在一起劳改的有一个右派，叫潘石慈，从前圣约翰大学的一个校长，……他和我一块劳改。下午啊，革命群众有紧急通知，我们两个是不准开会的，我们两个在地下室写思想汇报。我和潘先生讲，你写我打扫卫生。我把那个围裙穿上，拿个簸箕，拿个扫把，我把楼上楼下都打扫了。预备去倒垃圾，路过历史系，唉，外面喇叭响了，奏哀乐。我说哀乐一奏就是大人物了，我就站在那里，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着扫把站在那里，听到一个中年男子非常沉痛的声音在说，中国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导师离开了我们。我一听，噢毛泽东死了，我就把垃圾倒了。我回去的时候，楼上传达完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哭。潘先生还在那里写：我是一个洋奴，是一个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说潘先生不要写了，红太阳落下去了。”
　　
　　贾植芳是一个真正的乐观派，非常有幽默感。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见过哪些重要的人？ 贾植芳说见过毛泽东，他说：“天安门广场不是有毛主席纪念堂嘛，我去那里见毛泽东。我说：毛主席，我来看你来了。你躺下了，我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