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这一危机正在向其国内经济社会进行深度蔓延，必将席卷全球。
而对于我国而言，长期专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和地方操盘手形成为特殊的经济结构，早已将地产商和银行捆绑在一起，打包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产业，但也好比一连串似同多米诺牌的定时炸弹。
目前，正值“神七”飞天前夜，我衷心祝福我们的经济社会和它一样稳健地飞向浩瀚宇宙……
下文是本人发表于2004年底的一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20世纪因股灾所导致的最大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新政。)
反危机：回溯罗斯福新政
文/陈达夫 白 月
一、“反危机”：无法回避的时代主题
站在21世纪的开头，回看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这个多难而漫长的世纪到底给新世纪遗赠了什么呢？“反危机”无疑是重要的一项遗赠。从某个角度看，20世纪是极不安全的，是危机丛生的。其他的危机且不言，单说经济危机。人类几乎就是蹈着经济危机的烈焰进入20世纪的。在1929－33年间持续四年的危机不过是多年经济问题累积的一种结果。美国总统罗斯福临危受命，通过“新政”大规模地首次尝试实行了一套“反危机”的方法，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成功先例。
可怪的是，自从1929－33年那场被称之为“大萧条”的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再也没有发生过如许大规模的危机。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通过凯恩斯主义给经济装上了一套“稳定器”；但危机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游荡，它在非西方的半资本主义世界，如墨西哥、阿根廷、东南亚诸国，频频作祟。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出“中心－依附”的格局，从而把中心地带的危机通过贸易与货币关系转移到外围的依附地区。证之以近十年来发生于墨西哥、阿根廷、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似乎就是这样的。是西方世界通过“中心－依附”格局把危机输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了吗？是或不是，且不管它，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反危机”已然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主题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固然是面对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走入可能的危机之中。 “反危机”也成为中国经济与金融的一个重大主题。我们回顾一番这一百年来惊心动魄的那场危机和处置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对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反危机”制策，末始没有借鉴的意义。
二、“大萧条”和对“大萧条”的治理
1929年10月24日，发生了历史上最着名的股灾，史称“黑色星期四”。此前，美国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经济繁荣的景象，股市经历10年之久的大牛市后，居民们热衷于谈论和参与股票交易活动。在夏季持续的三个月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点上升到258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更是由268点狂飙至391点。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如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股东。”财政部长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胡佛总统更是豪言：“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 9月5日股市出现波动，一位毫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巴布森曾大唱悲调；但直到10月22日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希尔仍旧在《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 遗憾的是，两天后股市一夜间从巅峰坠入谷底，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的刷新频率都差点跟不上股价数字下落的速度！至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跌幅最大百分比；华尔街上令人心悸的股价持续下跌的势头直到11月才最终止住。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股市崩盘的危机直接导致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千百万美国人多年辛勤的积蓄付诸东流。
随之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的泥沼：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86000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 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生产者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亿美元，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后来便产生了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这个专有名词）。人们对未来充满疑虑，甚至有人惊呼“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连前总统柯立芝在1933年初去世的前四天仍在哀叹：“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一向处世乐观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目睹马里兰银行顷刻倒闭，不禁惊呼：“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
这场持续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罗斯福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陷入了沉思，他说“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尽管在今天看来，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已经是很平常的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而在当时却是对传统政治体系和学术理论界冒大不韪的事件。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 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充当经济组织相互间竞争的“守夜人”角色。被认为美国精神代表之一的享利?梭罗曾极端地表述：“人们都说‘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其实还应当更彻底一点地说：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明确宣布将这句话作为执政理念且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是第23届总统共和党人哈里森。这种经济上“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上不作为的方式一直延续至胡佛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理论支持。
但是，严重的社会现实迫使美国进行历史转变，其时美国也需要为即经卷入战争提供及时的经济准备。罗斯福总统怀着巨大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就职演说中对全美人民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随即大刀阔斧地投入到对这个庞大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之中。这段美国经济改革史，被后世称之为“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可用“3R”进行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阶段，政府整顿金融体系，充分恢复货币调节经济的润滑作用；同时，帮助就业，增加消费，刺激生产，实现均衡发展。
罗斯福总统认为，整个商业生产链几乎完全依赖股市来维系正常的运转，趋利投机的共性使得人们热衷于炒股，在监管者缺乏有效管制和反应迟缓的情况下，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均衡股市的供求关系，才出现投机者、券商和融资者相互勾结控制股价，造成股价虚高的假象。既然大萧条是由疯狂的股市崩盘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新政就必须先从整顿金融体系入手，尽快恢复国民的信心。“非常时期当立非常之法”。他最初的措施是尽快让行动迅速的联邦政府取代美联储，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能，激活现金流，“让钱转起来”。接下来，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罗斯福政府先后说服国会通过了70多项新政法案，其中制订的15 项重要法律中,有关金融的立法占 1/3。通过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经济金融措施，维持银行信用、实现美元贬值、维持农产品价格并规定协议价格以减少企业间的竞争等，致力于经济复兴，史称“百日新政”。
一个方面，通过重建与改造金融体系保障国民经济的全面复兴。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还在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他立即下令全国银行歇业三天，这相当于“中止支付”，使国内银行系统免于坍塌，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3月9日通过《银行紧急救助法令》，采用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从 3月13日至15日，领到执照重新开业的银行有14771 家。
同时期，罗斯福政府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加强黄金储备。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禁止私人储存黄金与黄金证券,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等。
接着又通过《联邦证券法》成立证交会，集准立法权、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于一身，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商、投资公司等实施全面监督。其权威性在于该机构独立于一般立法、司法、行政部门之外，总统一般也不能干预其行使职权。
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法案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不得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摩根银行正是因这个法案不得不一拆为二。这一分业格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才寿终正寝。
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促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强化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力。
以上措施，对于稳定局势,疏导国民经济运行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政府还竭力促使国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尽快恢复国内生产。这两部法律制定出商业主体遵守的“公平竞争”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从而限制了垄断；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劳资矛盾等。在取得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认为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表现为，每个小企业都将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新政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同时，罗斯福政府加强了对外政治经济活动，改变美国过去在国际上“孤立的”自由主义国家形象。
另一个方面，通过政府的救济工作和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在凝聚与稳定人心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基础建设。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庞大的失业大军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维持生计，生活物资高度紧缺，财产与暴力犯罪加剧。他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这一复杂高危的社会问题。
1933年5月，罗斯福政府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专门规划、筹集、经营与管理救济物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赈济贫民和失业者。
为了给失业者自力更生的机会和自尊心，第二年又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全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大致分为两大系统：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以建设长期工程为主)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以民用工程为主)，给失业者提供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到二战前夕，总计雇佣人数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2以上。此举不仅为技师、非熟练工人和建筑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为成千上万失业的工艺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也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
在新政的第二个阶段，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全面复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涉及各个层面的改革，为建立福利社会和民主政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5年伊始，罗斯福政府在新政第一阶段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1938年6月14日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保护工人的权益。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政府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少来计征的累进税率：对自然人5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和4万美元以上遗产计征比例为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计征比例为75％；过去公司税一律是按13.75％计征，而按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至15％。
前述这些法律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受到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也赋予了工会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力。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良运动。罗斯福在整治危机的过程中，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在宏观层面上运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促使在微观层面上较大地调整产权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管理体制。
新政内容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新政实践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凯恩斯收入与就业理论在世界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成功预演。
当然，罗斯福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每每成为政敌们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其他方面，比如对银行业的利率限制，不能完全制止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无法避免利率外的非价格竞争手段等等。这也说明罗斯福总统当时对充分就业、货币政策、赤字预算和动态财政预算平衡的理解是比较表面的，尚不完全明白“只有实实在在地花钱，才能战胜大萧条”这一真谛。
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生产和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只要产品能被售出，则生产和就业就可以增加，当社会整体需求总量因国民收入下降不增反减，就可能发生危机，主张应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充分就业等政策措施。而在这个理论之前，罗斯福新政事实上就是这个思路。不过因为没有理论支撑，底气不足，罗斯福做起来束手束脚。比如赤字财政问题，罗斯福只敢谨慎地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财政预算年度平衡”的信条，尚不敢明确地说：赤字财政理所当然是一种经常性政策。
新政后，随着竞争者的减少和社会总产量的降低，大垄断集团在不断壮大后，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权扩大了，政府调节功能日益下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管制失灵”、“滞胀”、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持续低迷，再度令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感到迷茫。一位作家写道:“如果说贪婪与恐惧是华尔街上仅有的两种心理的话，那么，我想现在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在20世纪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反危机案例，而且也应该说它是成功的。我们承认新政缓和了“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打击了美国的极端主义组织，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其开创的“福利国家”至今仍不失为垄断资本调节劳资矛盾、巩固资本统治的重要手段。新政的很多政策与法律也为构筑现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夯实了坚实的制度框架基础。新政为美国投入二战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战后，美国先后爆发了八次经济危机，尽管从规模与破坏性上看都没有达到当年“大萧条”的程度，但历届美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效仿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不同重点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新政”的措施，来避免或渡过经济危机并发展经济。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43任总统，但真正被美国人铭记在心的为数很少。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对美国有巨大功勋的总统，而其首功就是上述的新政，美国人认为他是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值得记忆的总统。
三、世纪之惑：依然没有弄明白的病因
如果把“大萧条”看作一场经济大病，那么它的病因至今还没有确诊，还有人不断地把病历档案拿出来重新审视一番，模拟实行另外一套治疗方案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在危机的当时，至少有三种诊断。一是新古典派的诊断。以霍特里为代表，还有部分的哈耶克，认为危机出现是因为社会上之商业信用出了问题，到处是人欠欠人的“三角债”，如果一个链条断裂，不能及时修补，那将会引起信用链全面断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何况当时所断裂的还不止一个链环，而是全面性的呢！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整顿货币和梳理恢复信用。哈耶克主张“货币中性论”，其深刻用意在此。当然哈耶克当时的探索还要更广泛些，他研究到商业循环这个更深层次。众所周知，哈耶克后来由此更进入立法、社会正义层面的研究。他在给私淑弟子，中国台湾的着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周德伟先生的信中深情地回溯过自己的学术历程。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诊断。早在《资本论》的结尾，马克思就曾敏锐地预言过：“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的限制。”在“大萧条”发生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已相继谢世，但他们生前预言的东西确实出现了：需求远远落后于供给，以致完全脱节了。就像人体中阴阳二气严重失调一样，眼看要病入膏肓了。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呢？斯大林在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说：“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并预言当前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和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黎明。三是凯恩斯的诊断。他在下意识里承认马克思主义所抨击的资本主义存在“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的受着限制的消费，”但他用的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个术语。而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失业、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等经济萧条问题。至于治疗的办法，他认为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说的那样把资本主义一棍子打死，而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如增加公共工程支出等，政府自己亲自到市场上去采购，把需求刺激起来。但政府哪儿来那么多钱呢？政府的办法就是发国债，提前支出，也就是赤字财政政策。
我们看到，以上三种诊断和治疗方法，只有凯恩斯主义的，最合乎政府的实用性，而且在凯恩斯明确主张之前，英国的劳合?乔治、美国的罗斯福已经在这样做着了，不过他们不敢公开声明把这当作长期国策罢了。所以，凯恩斯主义被官方当作当代经济学主流是必然之事。
事隔多年，当1970年代出现类似于普遍萧条的“滞胀”现象时，人们都质疑地望着风行天下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发难的人中，弗里德曼是一个重镇。他认为全是凯恩斯错了，当时病因尚未查明就匆促投下药去。药石虽有一时的灵验，却无奈药石也会有巨大的副作用：当前的“滞胀”就是凯恩斯那套干预政策“过分弄巧”的结果。依照弗里德曼的意见，当时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让市场机制恢复它的正常作用就可以了，只怪自己当时年纪小，没人听稚嫩的人的老成意见。
那么病因是什么呢？这么多派学者解剖，七、八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定论。至于治疗，更是各言其是了。如果危机已是死火山，不再爆发，那么弄不明白也就算了，且放一放，由未来的考古家去研究吧。但情况远非如此，危机像刚刚过去的“非典”和当前流行的“禽流感”一样，不断变幻面目，但却有越来越高的致病力和传染力。而且当今的危机每每发生在非中心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幸的，我们中国就处在这个非中心区。无论是全球市场经济规则“唤醒”了我们本身固有的危机病灶，还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想要把本该由他们承担的危机转移到我们这里，总之危机是可能的。就前者说，例如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问题，如果中国金融不进入全球化浪潮，不必接受全球规则监管，那么国家财政可以包着，滚动解决，虽然前清后增，但终归是在解决着不良资产。但我们没有继续这样做下去，在水晶棺里，死尸没有活气，但至少还是完整的，尚不狰狞可怖，而一旦打开水晶棺，死尸连个完型都没有了，腐烂到看不过眼去。就后者说，例如美元通过贬值，无形中剥削了以美元为储备的国家，即多年来流行的所谓“摔了美国的篮子，碎的是东南亚国家的鸡蛋；”再例如资本项下的开放，使资金的出入境极为方便，造成资本外逃、外资撤离和游资攻击，直至把泰国的金融体系冲垮。
危机的病因太复杂了，但危机的存在已是一种现实的可能，而不是想像。相应地，“反危机”，必定成为全球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时代主题。本文抛出一个原始的经典案例——”“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愿学者专家们有更多危机案例的研究报告公布出来，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制策提供前车之鉴或他山之石。
来源：《当代金融家》 编辑：张一 |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