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彻底颠倒了。最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正疲于应对信贷紧缩的后果和不断飙升的能源及食品价格。在中国，零售额一直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描述新兴的全球秩序。
问题是，全球化的政治体系比以往更落后于经济体系。尽管西方已经默认，权力正在流向东方，但他们仍然希望像过去那样设想事情。在这个由“他们”和“我们”组成的世界里，民主党候选人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谴责“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如今，你听到欧洲人说，通过燃烧“我们”的燃料，吃“我们”的粮食，“他们”不断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不久前，我听一位著名的央行行长深入浅出地解释了去年夏季导致全球信贷市场瘫痪的信心崩溃的原因。我之所以说深入浅出，是因为他的语言浅显，没有提到算法、打包证券和按市价计算会计准则等高深莫测的内容。
这位央行行长在韦登菲尔德战略对话研究所(Weidenfeld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此次危机正是全球储蓄过剩与金融创新迸发同时存在的结果，而金融创新的迸发来自先进的信息技术。这导致所有那些高收入的投资银行家和交易员对风险漠不关心。结局必将是以眼泪收场。
储蓄主要来自于增长迅速的亚洲经济体，以及油气生产国日益丰厚的收入，不过，也有部分可能源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发达国家不愿进行投资。随着风险溢价下降和利差收窄，央行行长和监管者们就风险发出了警告。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爆炸式增长，会成为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的催化剂。
我猜想，对于那些将奖金损失归咎于非理性繁荣的银行业人士来说，上述说法都没有什么重要启示。不过，让我感到震动的是，此次危机（没人能确定它已经结束）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比喻。
不妨回想一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对于我们那些身处西方的人来说，这都些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不幸事件：拉美，俄罗斯，亚洲，然后又是拉美。危机有蔓延的风险，但富裕国家付出的代价，主要就是为自己的问题银行纾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出的苦药，只能由远为不幸的借款人吞下。
全球化参数过去是由西方设定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是主要由美国推进的事业。这不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事业，但尽管按理说，每个人都会从经济一体化中获益，但没有说出的假设是，最大的好处会流向最富裕的国家。设定这些规则的体系，毫不奇怪，叫做“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目前的不快充满着讽刺。导致信贷泡沫膨胀的过剩储蓄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华盛顿共识”的产物。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在被迫服下IMF的苦药后对自己说，再也不会这样了。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被西方的纾困行动所左右。于是，他们积聚了自己的巨额外汇储备。
因此，现在情况正好相反。IMF预测，发达经济体将只能勉强躲过灭顶之灾。如果运气好，今明两年的增长率将略高于1%。如果他们确实能避免陷入衰退——我的多数美国朋友认为，就美国而言，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他们将必须感谢亚洲和拉美强劲的增长率。对中国的预测是，今明两年的增长率都将达到大约9%，印度为8%，而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大约在6%以上。
曾经的强国没有理解这一新的现实。当然，他们认同有必要改革国际机构。你会听到西方政客们主张，日益崛起的国家必须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或许是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以及IMF理事会得到更多席位。但人们的设想是，日益崛起的强国将只是在现有的体系内去适应——这里小幅调整一下，那里改动一点，然后一切雨过天晴。这里缺少的是一种意愿，即愿意将此看作一个转换的时刻，要求我们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另一个“他们和我们”的出现——这一次是在西方社会内部。在这里，“我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占据有利地位、能够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收取可观的租金的人。“他们”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足和不够幸运的人，由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开放带来的比较优势的重大转变，他们丢掉了工作，或是收入减少。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的反应始终介于绝望与否认之间：面对全球市场力量，他们无力做任何事；抑或全球化的益处最终将逐步减少。缓和这种调整所必要的积极教育及福利政策明显缺失。你如何告诉自己的选民，所有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的旧设想都必须加以反思？
很难。但这两种压力（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肯定不能被忽视。这条路无情地滑向“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将使近来的金融风暴看上去像是一场夏季风暴。不管怎么解决，向新世界秩序调整的过程都将是痛苦的。毕竟，美国和欧洲已经享受了近两个世纪轻松的政治及经济霸权。
在一个权力更加均衡分散的世界，他们没理由不该继续繁荣。全球化不必是一场零和游戏。但如果西方准备去适应这种局面，它必须认识到，它再也不能指望由自己来设定规则。
译者/刘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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