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雄，也是二号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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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台儿庄大捷而注定要留名青石的抗战将军，在政治上却并不算成功
　　
　　抗战英雄，也是二号战犯
　　
　　在1949年的元月，最大的事情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蒋介石在官邸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正式宣布自己下野的意向，并提出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总统。
　　
　　但经过蒋介石审定的下野文告中，找遍所有的短短500字，却根本找不到“引退”的字样，而“继任”也变成了“代行”。当这份文告发布后，李宗仁追问蒋介石，对方置之不理。
　　
　　这一变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表示关切：“这样一来，势必使李先生在将来执行职权时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对此他愿以私人资格提请李先生特别注意。”
　　
　　李宗仁只好再次找到蒋介石协商。经过几次交锋，中央社重新播发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引退”二字正式进入文稿。李宗仁也才算名正言顺地代理了总统。
　　
　　不过，李宗仁的代理总统并不好当。他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承担了国民党败退大陆的责任，还坐实了中共在1948年底给他的“战犯”称号。
　　
　　和解放军周旋到底
　　
　　1949年1月，李宗仁一登上代总统的位置就宣布：“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和平谈判，以求和解。”
　　
　　不久，李宗仁派出代表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国共双方代表的和谈协商，一致通过了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双方代表商定4月2日为签字日期。
　　
　　但奇怪的是，1月20日深夜，李宗仁在南京发出卯号复电，拒绝签字。
　　
　　李宗仁为什么要自食其言，反对签字呢？
　　
　　刚刚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无权无势无钱，想要站稳脚跟，只能投全国民众的所好，抛出和平的招牌。同时也告诫蒋介石不要逼得太紧，否则李宗仁投入中共，对国民党也是不小的打击，毕竟他还是名副其实的民国代总统。
　　
　　李宗仁缺乏足够的和谈诚意。在内心里，他是不会同意和平协定的。一旦接受了和平协定，非但桂系的地位难保，自己也只能在新中国担任副主席的职位，完全没有总统来得风光。
　　
　　李宗仁由此豪气迸发：“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 “低头腆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和中共签订各项条款，简直就等于直接投降。
　　
　　甚至当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宣布“起义”，投奔中共的时候，他进行了谴责，认为他们“临危变节”，并表示要和解放军周旋到底，决不“弃职潜逃”。
　　
　　当然，这只是一种心理分析的说法，李宗仁并不是想真正当“断头将军”。而是他当时认为还有选择的可能。
　　
　　辽沈、平津、济南战役后，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已经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更让他放心的是，桂系还有二支由白崇禧指挥的约40万军队，驻守在两湖地区。这部分力量，是他最信任的嫡系部队。
　　
　　此外，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的各省“依然完整”，可以继续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且“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加上长江的天堑，李宗仁有和中共进行斗争的信心，最起码能划江而治。
　　
　　除了对自己实力的信心外，李宗仁还相信美国人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
　　
　　李宗仁背后的美国人
　　
　　1948年10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提出：“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与李宗仁”。
　　
　　1949年初，司徒雷登更明确地对李宗仁说，“现在，要行动。假如在一周之内，蒋介石还不肯下台，那么，你就马上去武汉，在那里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我们美国政府立即表示支持”。
　　
　　司徒雷登的态度，也是美国人的态度，他们已经看不到蒋介石的希望，把重心转到了李宗仁身上。
　　
　　早在1946年，美国政府就曾派特使魏德迈到中国访问调查。历经一个月的调查后，魏德迈在南京宣读了他访华的结论，指责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麻木不仁”，对蒋介石的政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驳。
　　
　　此外，魏德迈还提出，“中国的复兴，惟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魏德迈的声明非常明确地表明美国政府开始抛弃蒋介石，此外，要扶植新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正是李宗仁。
　　
　　在魏德迈访华期间，曾经和李宗仁在北京接洽，商谈中国的建设和如何利用美国援助等问题。而司徒雷登也给美国国务院发了这样的报告：“国民党统治之蒋介石氏，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的人物者。李宗仁之资望日高”。
　　
　　最终，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24日，李宗仁宣誓就任代行总统职权。    为了取得美援，李宗仁亲自找到司徒雷登，讨论美援问题。他说：“我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
　　
　　李宗仁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坍塌的时刻，美国人的帮助也不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和蒋介石的仇恨
　　
　　李宗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在李宗仁的眼里，蒋介石的掣肘是最重要的因素。
　　
　　李宗仁回忆，1948年4月，在“国民大会”的副总统竞选中，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计划，坚持参加竞选并获胜，使蒋介石要孙科当副总统的计划落空。听到这个消息后，蒋介石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
　　
　　据说，李宗仁执意竞选竞选的时候，蒋介石曾劝他，“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以免党内分裂。”不过，有美国人支持的李宗仁也开始硬气了，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示，如果你不赞成，我当然唯命是听；不料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蒋介石对李宗仁当然不会客气。蒋介石在国内反战舆论和美国人的压力下，被迫“下野”的时候，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代总统李宗仁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来源。
　　
　　这还不够，蒋介石在人事上也要干预。退居幕后，蒋介石在其家乡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直接指挥军队。
　　
　　甚至李宗仁的桂系也被蒋介石给“设计”了。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李宗仁败退到广东，他希望白崇禧在华中的部队能立即开往广东，以保卫广州。但蒋介石却从中作梗，硬是把这支队伍开到了广西。这让李宗仁当场大动肝火：“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今天我们陷入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先生一手造成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天低吴楚，眼空无物。’”
　　
　　当解放军打胜了三大战役的时候，李宗仁主张把重兵放置在江面较狭，且北岸支流较多的南京周围，但汤恩伯却以“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反对，主张重兵防守上海为中心的下游。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当场反驳汤恩伯，说，“现在代总统、何（应钦）院长、顾（祝同）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汤恩伯的回答是，“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面对蔡的进一步质疑，汤恩伯拍起了桌子：“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了你再说……”然后扬长而去。
　　
　　李宗仁也感慨不已：“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不放在眼里，简直不成体统……”并分析蒋介石的动机：“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江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远成历史名辞了。”
　　
　　为了解决人事掣肘的问题，1949年5月，李宗仁提出要蒋介石把人事权和指挥权交出来。另外，蒋介石在台湾的外汇和武器也应交给政府使用，并请蒋介石“出洋”争取外援。这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
　　
　　用李宗仁自己的总结：“自1948年竞选和1949年逼蒋出洋这两幕闹剧演出以后，自己再也不能为蒋所容了。”
　　
　　既然李宗仁和蒋介石已经水火不容，按说，李宗仁是中共“敌人的敌人”，为何他还被中共列为二号战犯呢？事实上，除了李宗仁身为国民党副总统的身份外，李宗仁和中共之间也有不少矛盾。
　　
　　桂系大员的悲哀
　　
　　据说，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的番号清册。看到非黄埔系的番号还有上百师之多，就感觉到非常不舒服，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
　　
　　李宗仁也向蒋介石表达过自己的担忧，认为他们这样排斥异己，最终结果可能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把一些部队逼急了，投向中共效力
　　
　　李宗仁曾当面向陈诚指出，这种做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不过，陈诚的回答却让人骨子里发凉：“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以致李宗仁怀疑，蒋介石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
　　
　　就冲着这一点，李宗仁和蒋介石就不可能和解。但是，为什么李宗仁始终没有公开宣布起义呢？甚至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还高调打出了“反共”的旗号？这一切，还在于李宗仁作为桂系的首领，总是念念不忘扩大自己的实力。
　　
　　在结束战争之前，李宗仁就分析到，接受日军投降的时候，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两大难题。因此，他提出应该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与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而对于其他地区，在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可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当战争胜利后，就把接近北方的军队一波一波开过去，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这些向前推进的部队所留下的空白，则由后方部队递补。
　　
　　按照李宗仁的想法，“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李宗仁的桂系主要在华中一带，如果采用了“后浪推前浪”的策略，桂系会获益不少。
　　
　　蒋介石当然明白李宗仁的用心，加上在安徽和河南一带还有大量非嫡系部队存在，而全副美式装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还集中在滇西、缅北一带。因此，蒋介石没有采取李宗仁的策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一连发出3道命令，一是命令八路军“应就原驻防待命”、“勿得擅自移动”；二是命令国民党（嫡系）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伪军“不可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专门防备非嫡系部队接受投降。
　　
　　由于东北距离国民党嫡系部队过远，加上苏联的影响，让中共在这一区域扩大了影响，为国民党最终的败局埋下了伏笔。
　　
　　李宗仁也成了蒋介石的牺牲品，他发展桂系的希望成为泡影，并落下了“反共”的口实。
　　
　　对于“反共”，李宗仁也是有案底的。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时候，李宗仁的桂系曾经是支持蒋介石反共的主要力量，李宗仁本人也直接参与了反共的决策。
　　
　　不同的是，李宗仁这一次“反共”只是幌子，希望借此扩充桂系实力。李宗仁已经没有了决策的权力，只能附和蒋介石。甚至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桂系将领白崇禧，也是蒋介石奉送的。当时，蒋的亲信陈诚和何应钦争得不可开交，只能折衷，所以，军令、军政权都操在总参长陈诚手中，白崇禧有名无实。
　　
　　可悲的是，李宗仁从此慢慢坐实了“反共”的说法，为以后成为战犯埋下了远因。此后，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也加剧了他和中共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战犯了。
　　
　　“王八蛋才去台湾！”
　　
　　1949年8月，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开始全面败退，面对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协议，李宗仁也多少有些犹豫，到底该不该选择起义。为此，李宗仁询问白崇禧，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桂系中，白崇禧有“小诸葛”的美誉，号称“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
　　
　　面对老上司的询问，白崇禧最终的建议是：“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如果万不得已之时，去台湾怎么样？”白崇禧明明知道，李宗仁不久前曾经告诫过桂系的下属们：“王八蛋才去台湾！”只是白崇禧把赌注押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对白崇禧的立场投桃报李。1949年12月，蒋介石派专使去海南和白崇禧接洽，给白带去了几万块金砖，用来付清华中部队的军费。自此之后，白崇禧这位桂系的“小诸葛”，就开始驳斥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各种批评。
　　
　　当不少桂系将领奔赴台湾的时候，李宗仁为何坚决不选择台湾呢？，李宗仁非常清楚桂系和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949年1月，借口“赴美就医”，李宗仁远走高飞。李宗仁没有选择台湾是正确的，白崇禧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他的远见。
　　
　　对于白崇禧，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白健生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给骗到台湾去了。”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并没有接收到曾经许诺的“行政院长”职位，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置。
　　
　　李宗仁1965年回到大陆后，白崇禧在台湾牵制桂系力量的作用也消失了。所以，白崇禧颇为痛苦：“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1966年，白崇禧在寓所去世。官方宣布死于心脏病，但传言纷纷。据说尸体赤裸，有挣扎痕迹，也有人说是全身绿色。而且，白崇禧去世的当晚，正是和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一起。在白崇禧出事后，张小姐也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