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华，IDC中国软件与服务研究部，高级研究主管经理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平(The World is Flat)。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因此，整合资源的能力决定着各个区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和竞争力。服务外包是全球重新配置资源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一方面被整合进欧美经济体系中，向其提供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和服务，另一方面也逐渐成为欧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
跨区域的供给需求分析
在这种模式下，软件开发等业务逐渐从成本较高的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流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具备新型跨区域供需关系的第三次全球化资源配置浪潮。发达国家消费者剩余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剩余的双增加推动Global Sourcing的蓬勃发展。
1. 从供需角度分析，由于打破了区域限制，发达国家的发包商面临着更加充分和富有弹性的供给曲线，如示意图1所示(E为初始均衡点，E’为新的均衡点)，在需求曲线不变的前提下，供需均衡点向右下方移动，成交量增加，成交价降低，消费者剩余增加。
2. 而发展中国家的接包商则面临着更为充分和刚性的需求曲线，如示意图2所示(E为初始均衡点，E’为新的均衡点)，假设供给曲线不变的情况下，新的均衡点向右上方移动，成交量增加、成交价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剩余增加。
当然，在新的供需模式下，发达国家接包商的生产者剩余和发展中国家发包商的消费者剩余都有所减少，其竞争力被削弱、短期需求被抑止。
1. 面临这种情况，发达国家的接包商也纷纷采取国际化扩张战略，在全球，特别是低成本国家设置分支机构、成立国际交付中心（Global Delivery Center），从而降低其交付成本、提升竞争力，IBM, Microsoft, SAP, Oracle等软件巨头都有类似的软件开发全球化分布体系结构，而且布局重点逐步向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此类现象情况充分验证了该经济理论的合理性。
2.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包商来讲，价格的提高有可能抑止其需求。但长期来讲，由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投入，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也会相应增加，而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和学习效应，导致供给曲线进一步右移，从而使成交价有所下降，成交量有所增加。如果处理得当，Global Sourcing将引发发展中国家软件需求的增加，释放潜在需求。
如果将全球市场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来看，区域边界的模糊铸就了新型的供需关系，Global Sourcing带来了系统效用(System Utility)的进一步提高，实现了双赢(Positive Zero Sum)。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分析
由于Global Sourcing是全球化的竞争，竞争的主体参与者虽然是企业，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至关重要。很多发包商往往是先考虑目的地国家，再考虑目标企业。由于相对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但由于发包商进行发包选择时，考虑的是综合投入产出比，而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我们可能过高的估计了低成本带来的比较优势。我们试图用表1的估计数字说明该问题。
1. 首先，发包商会考虑项目的质量，即在获得同等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总体成本最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接包商在业务熟练程度、项目管理和提交质量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供应商有一定的差距，其成本需要相应降低以达到同样的投入产出比。参见表1，例如，完成某个软件开发项目，完全在美国境内由成熟的企业开发，其价值估算为US$100million；如果在印度完成，质量略有下降，其价值估算为US$90million；假设在中国开发价值估算为US$80million。
2. 另外，除了人员工资等直接成本，发包商还需要考虑沟通成本、管理成本等需要投入的间接成本。参见表1，如果只考虑直接成本，由于工资的巨大差异，印度和中国分别为欧美直接成本的30％和20％；但考虑到增加的沟通成本、管理成本等间接成本，印度和中国的总成本分别为美国的52％和48％。
综合考虑投入和产出，美国、印度、中国进行该软件开发项目的ROI分别为1.18，2.05，1.95。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提升项目价值和降低间接管理、沟通成本，协助实现发包企业投入产出的最大化，以及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提升自身的比较优势。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时差的存在，离岸外包（特别是跨多个时区的离岸外包）显著提高了企业软件开发的速度，使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大大缩短，时间成本显著降低，有利于企业获得先发优势。从投资的角度，净现值(NPV)增加，投资回报期（Payback Time）减少，项目更具有竞争力。可以说，Global Sourcing使企业可以7×24不间断的进行生产，成为永不停息的企业。
印度与中国的比较分析
印度的先发优势
在服务外包带来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竞赛中，印度象比中国龙出发的早，早了十几年。在多年的积累过程中，印度形成了如下的竞争优势：
1. 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印度的几大知名服务外包企业，如TATA, Infosys, 其员工人数过万，能承接大型服务外包项目，固定成本摊消使其实现规模经济。
2. 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人员经验、管理水平、质量控制等多年软件开发积累的学习效应
同时，对于承接欧美服务外包业务，印度有如下的天然优势所铸就的壁垒：
1. 近似的语言和文化：印度的英语人才丰富；文化和与欧美接近
2. 广泛的人脉关系：大量印度人在欧美从事软件开发管理等工作，其将业务发包到成本低、自己熟悉的地方成为自然选择。
中国的发展出路
在近年来的服务外包摸索中，中国发展出了一批领先企业，如东软、中软、海辉、文思；以及比较活跃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如北京、上海、大连。特别是对日外包方面，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60％。但由于欧美市场发包量巨大，占全球发包量的80％，而中国在欧美的份额不到5％，远低于印度，造成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企业规模和人均产出远低于印度企业。在巩固日韩市场的基础上、快速拓展欧美市场，成为中国软件外包进一步扩张的突破口。
在形成中国比较优势方面，建议考虑如下角度：
1. 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内需市场，将内需的软件开发需求与海外的需求结合起来，实现“内外兼修”。企业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共享生产资料（电脑、带宽等资源）、开发者的技能（如对开发工具的使用和行业经验的积累）、管理经验（如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等），从而实现范围经济。
2. 后发优势：
可以借鉴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同时吸取其员工跳槽率过高、成本迅速攀升等教训，使中国软件企业的学习效率提高，步子迈得更大、路走得更直。
3. 创新：
创新是后起者赶超先发者最有力的武器，创新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软件业新的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SOA, SaaS，Web2.0等都为中国企业快速赶上创造了条件。业务模式方面，如果能吸引大批企业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之后，将后台业务向中国转移，并充分利用B.O.T（建设.运营.交付）, C2P（成本中心到利润中心）等风险共担的业务模式，则可以使中国软件外包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另外，中国自然形成的天然优势（或称壁垒）也比较明显：
1. 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网络等设施稳定、供给充裕。
2. 巨大的中国市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吸引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经成了微软等国际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其软件的本地化必不可少。
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中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 信息不对称问题（Asymmetrical Information）：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低，尚未形成类似TATA, Infosys等中国的知名企业。培养龙头企业、建立国际知名度和声誉至关重要。其实，深入了解中会发现，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不乏优秀企业和成功案例，但很多企业只顾“闷头做事”，忽略了宣传和品牌建设。
缺少类似印度NASSCOM的软件协会机构，进行行业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各地的软件园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上述作用，但由于比较分散，存在竞争，缺乏国家层面的声音。
2. 人才供给的问题：
“哪里有合适的人，我们就把业务发到哪里去”，这句话代表了发包企业的共同心声。现阶段，缺乏合适的人才成了制约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最大的瓶颈。从前面的供需分析来看，全球外包显著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其市场需求及潜在需求非常充分。但受限于各地合格人才数量有限，供给相对不足。保守估计，中国服务外包未来五年的人才缺口在15万左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成为外包市场饱和之前持续的话题。
3. 外部性（Externality）：
制造业，特别是某些高污染的制造行业具有负的外部性；而软件外包行业，由于属于知识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改善劳动力结构，白领阶层可以拉动消费提升，其正的外部性不容忽视。同时，先进制造需要卓越服务，从而形成双螺旋上升的良性产业结构，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4. 政府扶持和干预（Government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在发展软件外包方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税收和补贴，支持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同时，营造良好的外部软硬件环境，形成实用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助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做大做强。
企业分析
由于软件外包企业的特点，决定了二八原则(80/20 Law)的适用性，即大客户占企业收入来源比例很高，维系大客户并深化其合作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收益。如下经济学理论可以供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参考：
1. 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 与双赢思维：
接、发包企业之间，在最初合作时，由于缺乏相应的信任，往往造成交易成本提高，个别情况还会造成双输的局面。如果接包企业能够充分意识到，由于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系统利益最大化，从而抱着长期诚信合作的态度服务客户，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很多对日外包的企业反映，日本公司在第一次合作时往往条件非常苛刻严格，但如果经受住考验，并获得客户的信任，将会获得长期合作和良好收益。
2. 六西格玛(Six Sigma)与服务质量：
对于关键客户、关键项目，往往细节决定成败，需要拿出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高服务质量，从而形成客户满意度、客户忠诚度的良性循环。
3.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与生产者剩余最大化：
将客户按照地域（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以及其所属的行业（如金融、电信、高科技等）进行细分，找到各个细分市场的需求特点和主要诉求，通过差异化的服务和价格，以贴近客户价值的方式定价，可以扩大生产者剩余，实现接包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根据IDC公司2005年对上千家美国发包商的调查，其当年发包地选择中，印度排第一位；而其未来两年后（2007年）的计划发包地选择中，中国成为首选。该调查有力的说明了中国在承接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中的潜力，要实现这一蓝图，需要企业、政府、各相关机构以科学、务实的发展态度，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助力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和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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