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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博
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不能不说是读毕《出轨》恰到好处的一种理解。然而，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终究无法理解市场经济规则下的行为方式，更难以解决其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本书的主角娃哈哈和达能也概莫能外。 在商业社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商业判断负责。娃哈哈或许没有想到，合作十年后达能会提出进一步掌控品牌的强硬要求，而作为事件的另一方—达能更是难以预料，民族主义的大旗竟然会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以压倒性优势向它步步进逼。非常可乐的是，一场或残酷，或生硬的商业纠纷在众多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俨然已经成为一份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使是两国高层的介入，也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是舆情驱动下的事态升级。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建立，其中许多因素都处于未定。也正因如此，是非的评判变得充满变数，然而这对于在国外市场规则下运作多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风险和挑战。一件事情如果不能按照既定的某种规则运行，则出轨迟早发生，甚至出轨的方法和形式，还可能演绎出更多的花色。 即使达能真的设计了长达十年的所谓“圈套”，在合理利用商业规则的前提下，被算计者也应以规则内的方式进行反击。娃哈哈的所为显然不在此列。而娃哈哈的杀手锏—保护民族品牌等等的提法，也似乎经不起推敲。为何当娃哈哈悄然变为宗庆后的私人收藏之时，宗氏没有大张旗鼓地拿民族品牌说事儿？为何在市场推广时，民族品牌“非常乐可”要比可口可乐之类的国际品牌更低价，说白了，贱卖民族品牌是否也是捍卫者的手段之一？这里显然是说笑，然而，当自身私利面临纠葛时，才抛出民族品牌的矛与盾。我们不禁要问，这番心思保护了谁，又伤害了谁？
市场从来不是一池清水，然而混水摸鱼者总该尽量克制自己“狗急跳墙”的本能。如果我们的民族品牌需要通过“装可怜”“玩权术”的方式保护自己，我看不到这样的品牌有什么可以与民族挂钩的资格。一个骨子里都没有气量的品牌，如何张扬我们的民族气节？打不过就撒泼的泼妇风格有什么资格和民族二字同论？ 当《出轨》让我们产生上述想法时，我倒认为，这是一本足据价值的商业传记。事实上，我们尽可以说“达能也不是什么好鸟”，而且在书中你同样可以看到支持如此观点的内容。而这种努力保持客观与超脱的态度，才是一本书难能可贵的地方。阅读之余，你完全可以凭借此书，对我的观点大力抨击。如果小家子气的企业老板和心怀不轨的外资公司都能够被坦荡的记录，娃哈哈与达能的争执在是非尚未明断时，也至少为我们留下《出轨》这么一本好书。 最近一次看到相关报道还是春节之前。听说，范易谋已然做出了温和的姿态。或许事情仍存有变数。如果说“出轨”已成现实，那么娃哈哈与达能目前的关系最多也只是“分居”，离婚的情节多少算是作者对未来的某种预估。然而这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终究压倒了某种对规则的精心算计。细想起来，五味陈杂，我们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紧密的全球经济联系，已经关系到了更多中国人的饮食起居。作为制造业基地，中国市场的种种神秘，让企图将服务和其他产业延伸至此的国外公司颇多顾虑。娃哈哈面对达能的这样一场胜利，我们赢得了一个怎样的品牌，现在还很难说。可我们知道，欧洲没有另一个“可口可乐”，或许大洋洲、南美洲也没有，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有？如果不是某种自卑情节的驱使，我们何必锱珠必较？如果为了娃哈哈，我们的市场丧失了一些信誉，无论多少，是否值得？是否值得为了某些本该在市场中解决的问题，损耗中国市场的信用？ 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或许比我们看到的更复杂，但却未必比我们感觉的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出轨》的确能帮助我们更透彻地思考，那种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心态与方式，是否有必要同样应用在经济领域？是否要用狭隘的民族情绪撕毁理性制定的规则？在这条路上，韩国人的失败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开放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今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力量，我们甚至正在努力驾驭这种力量，而纵容本土企业出轨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完善这场已经来得太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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