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总结夺取天下的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笔者当学生时读这段文字，对张良、萧何、韩信的文韬武略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来， 真正值得崇敬和景仰的，当首推汉高祖刘邦。
刘邦年少“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升斗小吏，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大洗牌中，他居然力挫群雄，一枝独秀建立起西汉王朝，他所凭藉的是什么？一句话，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如刘邦所言“……此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王朝建立的整个过程证明：张良在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中起到了“参谋长”的作用，是西汉王朝的第一大功臣。萧何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作战，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韩信用兵如神，多多益善，屡建奇功，在垓下大败项羽，一战定乾坤，起到了“总司令”的作用。既然建立汉朝功在张良、萧何、韩信，那么不如前三人的刘邦有何值得崇敬和景仰的呢？
古人云：鼓不如五音，乃为五音之主；水不如五味乃为五味之和。
刘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鼓指挥五音、以水调和五味，真正做到了选才用能，为各色人才构筑了不同的用武平台。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曹参是沛县的区区小吏；樊哙是宰狗的屠夫；夏侯婴是马车夫；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郦食其是穷书生；彭越、黥布是强盗。至于陈平，原是魏王咎的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他投归刘邦以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之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爵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汉朝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历任惠帝、吕后和文帝时的丞相，还配合周勃，粉碎了吕后的政变。若问他个人的历史，家里贫穷，做小官时，贪污受贿，又和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而韩信呢？在他寄食于南昌亭长和漂母之家时，也受尽了豪门阔少的欺凌侮辱，有“使出胯下”的丑名。就是这些看来出身不好的人，有的甚至称得上“鸡鸣狗盗”之徒，“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都能为刘邦所用“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刘邦的精明之处在于用人如使器，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古人云：“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长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从刘邦的选才、用才，可以看出，刘邦是深谙用人之道的。张良，韩国贵族，生活于高层，擅长权谋；萧何，沛县吏，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极富行政组织才能，故负责粮草；韩信，“项梁、项羽起事，仗剑从之”，有带兵之勇。此“三杰”，正是刘邦用其所长、各得其所所造就的。此外，樊哙，少以屠狗为业，从刘邦起事于丰，劈关斩将，屡有战功，在鸿门宴上斥责项羽，使刘邦脱险。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向刘邦呈《新语》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后成为著名的政论家。这些人才的脱颖而出说明：“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因此，刘邦手下，谋臣如雨，猛士如云，一时蔚为壮观。
刘邦的过人之处在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西汉“三杰”当中，除萧何曾在沛县与刘邦共过事，称得上“心腹”外，张良家世为韩国贵族，历来主张复韩反秦；韩信曾追随项羽起义。张良、韩信能忠心事主、鼎力相帮，与刘邦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分不开的。可以设想，韩信归依刘邦后，如果得不到刘邦的信任，不可能出任大将，更不可能掌握军队的指挥权。正因为刘邦信任，才得到了韩信的信任“回报”。事实上，在刘邦的门下，得到提拔重用的前朝“旧臣”远不止张良、韩信二人。张苍是秦王朝典掌文书档案的御史；叔孙通是秦王朝皇帝顾问的博士；陈平曾是项羽治下的都尉。这就说明：信任，是人才干事业的最重要前提。
刘邦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不贪天之功归己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不如”，不把建立政权的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而是充分肯定“三杰”的重大作用，足见胸襟之宽阔、气度之轩昂、识见之深刻。
再次想到刘邦的“三不如”，确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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