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压顶不折腰，强权面前不改志，这就是傅斯年的书生本色。
北大“功狗”傅斯年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回忆说 ：“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盂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功狗”一词源自汉高祖刘邦。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朝开国之初，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位最高，很多功臣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此后，有功之臣便被喻为“功狗”。
蒋梦麟把傅斯年喻为北大“功狗”是很恰当的。傅斯年毕业于北大，在北大当过教授、代校长，治学、论政、办事，样样不落人后，绝对是一个天才型的学者、领导者。
比老师强的学生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
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
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炮轰孔祥熙、宋子文
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肯折衷调和、不愿敷衍含糊，这是傅斯年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傅斯年获得了“傅大炮”、“傅老虎”的雅号。罗家伦甚至叫他“蟋蟀”，因为他“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傅斯敢言好斗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并把他们轰下了台。
为了揭露孔祥熙的贪污腐败，傅斯年先给蒋介石写了两封信，但没引起蒋介石多大反应。为了彻底扳倒孔祥熙，傅斯年开始收集孔祥熙假公济私的资料，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和抨击。据参加过这次参政会的当事人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因为有这一小箱子的证据，傅斯年在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这次质询，让蒋介石大为紧张。为了平息此事，他亲自请傅斯年吃饭，想为孔祥熙说情。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回答说：“我绝对信任。”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傅斯年一听这话，马上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免去了孔祥熙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宋子文接任。对于宋子文，傅斯年开始还是挺有信心的，但当他发现宋子文的种种劣迹后，他又将炮口对准了宋子文。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始对宋子文展开猛烈攻击。文中写道，“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因此必须“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最后，傅斯年激愤地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在中国，学者如此直言不讳地抨击政府首脑，异常罕见。因此，文章一出，议论蜂起，“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就在这一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可见傅斯年的文章引起的爆炸性效应。
这之后，傅斯年再接再厉，又写了两篇文章继续炮轰宋子文，引起更大的轰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卷铺盖走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蒋介石的关心没能挽救他。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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