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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养性 钱氏自称：“游历如读史、尤其如读一部活历史”，“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钱穆在《晚学盲言》中曾写道：“宇宙即不啻一生命，人类生命亦包含在此宇宙大自然大生命中。物理神化，皆是宇宙大生命之所表现。”“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为养。及其熟，则还以养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体，绝无不赖他生而能成其为生者。……则不仅一家一国一民族为群生，人之与禽兽草木同此天地同此会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为群生。此生命乃为一大总体。” 钱穆先生在《湖上闲思录》更是表露出了对自然的亲近之情：“人类从自然中产生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的膺惩，为自然所毁灭。” 旅游养生目前已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人们通过游山玩水、探古涉奇、傍文及艺、临宫览寺等诸种形式的活动，不仅满足了好奇心，增长了知识，而且促进了身心健康。利用旅游活动来调节心态，解郁强身，可称之为旅游养生。 旅游养生研究者认为，旅游养生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并根据阴阳五行原理，能给人以不同的养生之理。所以，对于旅游者来说，可以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旅游地点和旅游行为。 旅游养生理论认为旅游行为分为动游、静游、怒游、思游、悲游、险游等类别。动游是指活动性较大的旅游行为，对机体能量的消耗较大，比如登山涉水、长途旅行、漂洋过海、探险览胜等。动游含有阳刚之美，适合于青壮年人和体力较好者。 静游是指活动性较小的旅游行为，对机体能量的消耗较小，比如欣赏园林风光和小桥流水、泛舟湖泊、品茗赏月等。静游具有阴柔之美，最适合于中、老年人和体质较弱者。 凡能导致人们产生情绪起伏的旅游活动被称之为怒游。比如游览杭州的岳武坟、北京的圆明园旧址等，均能激起人们的情绪变化。根据中医五行治病原理，怒游适合于思虑过度、情绪郁结的病人的养生需要。 思游比如观游赤壁遗址，往往能激起人们思古之幽情，又如游览洞庭君山则有怀念湘妃之思，故地重游也能令人追思往昔，等等，思游具有镇惊作用，适用于患有恐慌症的人。 悲游比如汨罗江之游使人因凭吊屈原而油然而生悲伤之情。秋冬万物萧条，观之大地有悲秋之感。悲游具有制怒平肝作用，适合于情绪易于激愤者。 险游比如游览巴东的丰都鬼城，登临黄山的奇峰险景等。险游具有镇心降火之作用，能调节过度兴奋的情绪，适用于心火过旺者。 这些不同类别的旅游，可使人的意念与自然达到某种默契，使心神与尘世形成某种和谐，从而渐渐升华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真要“修炼”到这一程度，非得要点文化内涵和素养不可。 钱穆晚年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还对家乡的山水记忆犹新。1914年到1915年的一年间，钱穆每周都坐船往返于无锡梅村、荡口两镇。水乡泽国的美丽景色不仅让年轻的钱穆心情激荡，还让他读书日益精进：“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所以，钱穆在以后的读书写作时，必选清净自然处。1927年秋，钱穆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教，也是在课暇期间徜徉田野，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他在集美学校，常到海滩游，鼓浪屿、日光岩都是他长期驻足的地方。观潮涨潮落，令他心旷神怡；在北大讲通史，必到近侧的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 居北平期间，钱穆曾有四次远游。第一次是和北大诸生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第二次是和清华师生同游大同，观云岗石窟。第三次则是一人独游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并乘船至九江，遍游庐山风景。第四次复与清华师生游故都开封、洛阳和西安诸胜，归途还游历华山。 其后在遵义讲学，更喜此处风景，阳春时节，遍山红绿，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竟致“流连不忍去”；1939年,史学家钱穆携眷寓居东花园，于“补读旧书楼”撰成《史记地名考》一书。 1940年，钱穆在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间，居成都北郊赖家园。赖家园屋宇宽敞，花木繁茂。园中有一“消夏亭”，池水荷花柳树一应俱全。每当风和日丽之时，钱穆必一人坐亭中读书。钱穆学生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回忆道： 消夏亭长方形，占地约八九百平方尺，中间置大型长桌，供集会之用；前端临池，横置小型长桌，即先生平日读书、写文之处。四周空阔，夏日清风徐来，荷叶飘香，有些山林习读之趣。研读既久，就提了手杖，到田野蹊径间漫步走一圈。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 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及至无锡江南大学，午后闲暇，常一人雇一扁舟泛舟太湖之上。小船任其所往，常两三小时方返。在那里，湖光山色与生命之流的相融相遇让钱穆感到了宇宙人生的“大美”。其散文小品文集《湖上闲思录》集中代表了这种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而当傍晚暑气消退，晚风吹来之际，钱穆常带领学生漫步在湖堤之间。每逢假日，则和学生一起游览惠山、梅园、蠡园等风景名胜。 当年钱穆的学生不无慨叹：原以为先生必终日埋首书斋，不意好游更为我辈所不及，始识先生生活之另一面。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也有人独辟视角，称宾四先生“可谓古今学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读书者”。 胡美琦女士说：“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 如今台北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幽静的院落，院门挂有“素书楼”的木牌，院前卧石上镌刻着：“钱穆故居”。这里风景优美，有松有竹，还有数十棵夹道摇曳多姿的枫树。这些树木都是钱穆夫妇亲自选择或者种植的。 1967年夫妇俩由香港迁居台北。他们选择了环境清静的外双溪建造了自己的家园。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先生闻知此事，遂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 次年，钱穆夫妇搬入这里，为纪念母亲，钱穆命名此楼为“素书楼”，并在此居住了23年。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素书楼庭园内的树木萦绕在他的脑际，清晨，他总是望着窗外问夫人：“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在他生命中，自然早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
3．知己相伴（第三位妻子） 钱穆先生一生结了三次婚。1928年钱穆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夏秋之际，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1928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有三子一女。张一贯也是有文化的人，曾在小学当过校长，几个子女都是由钱夫人带大的。钱穆抗战时期随北京大学南下，是一个人；1949年到广州是一个人去的，之后到香港又是只身一人。 有人这么评价钱穆“为了学问不顾家”，不过，钱穆的这份情感是怀在心中，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及兄长扶掖、帮带之情，透露出对亲人的眷怀与思念。 钱穆赴港后，继配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在大陆。钱氏独居无侣，生活维艰。由于没有人照顾，生活缺乏规律，致使经常胃病大发。所以，钱穆的第三次婚姻对他的晚年有很大的帮助。关于钱穆和胡夫人的结合，说来还有一段“有惊无险”的插曲。 1952年钱穆到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礼堂演讲，演讲完毕答问之际，忽被屋顶掉下的大水泥块击晕，送到医院急救，后来又到台中养病，期间任职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胡美琦也是新亚学院的学生，常常来陪钱穆先生，遂萌感情。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和新亚书院，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胡美琦毕业于台北师大后，复来香港，得以常相见。1956年春两人在香港结婚。 钱穆与胡美琦缔婚，始有安定生活。胡美琦对钱穆的起居饮食也是照料得体贴入微。伉俪情深，老而弥坚，令人赞叹。乃至武侠小说家金庸在《神雕侠侣》最新修订版的后记中，专门提到了钱胡的这段“师生恋”，指出他们的结合当时曾经受到某些香港文人的批判，但是他却亲眼见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深为敬佩。 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人生十论》、《朱子新学案》、《双溪独语》、《宋代理学三书随劄》、《晚学盲言》等。钱穆先生晚年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成果，与这次婚姻有极大的关系。 钱穆弟子何泽恒说：“大凡到过素书楼的人，无不承认钱师母对宾四师的贡献。确切地说，没有师母，便没有宾四师的晚年。”钱穆自己在写给幼女钱辉的信中也表达了对夫人襄助照料之功的感激：“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后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 ７３岁大病后，他更加快了写书的计划，到1971年花了７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了该书后，赞叹不止，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 后来完全目盲，夫人就帮他查阅旧籍，引述成语。文章写成后，又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而钱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这正印证了刚结婚时，钱穆对胡美琦所说：“不希望她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她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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