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6）

蔡根

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安装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

　　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经常在早晨让羊喝水，增加羊的体重，欺骗买主。孔丘执政后，沈犹氏不再这么做了。其次，家庭生活洁净了。比如，有一个称为公慎氏的人，妻子淫荡，他不管，孔丘执政后，公慎氏休了妻子。再次，个人行为得到了规范。比如，慎溃氏生活侈奢，在用具方面超越了身份，孔子执政后，他不敢在鲁国住了。

　　出现了这么好的治迹，当然可歌可颂。然而，这种用法律恐惧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鲁国市场秩序混乱（还有贩牲畜者高抬物价现象），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之故，作为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为什么不提发展生产呢？难道鲁国买羊的人就没有耐心等沈犹氏羊排完了尿，再买他的羊吗？除了用市供求关系解释外，只有一个原因还可说明－－鲁国人很愚蠢。为了净化家庭生活，法律的威慑足使平民离婚，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为了防止富人越过（消费）礼仪界限，竟不惜让他离开故国，鲁国的财富流失也可想而知了。

　　这种短暂的治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只注重政治形式而不注重实效，不失败就太奇怪了。所以，他的执政寿命很短，只有三个月。

　　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注1】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孔子的政治大跃进没给鲁国带来好处，不被国君信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仇恨心态还形成了强烈的国际霸权主义冲动，试图借鲁国的军事力量去消灭他认为非礼的政治力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由是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鲁哀公已经收到了相当好处－－田成子归还了原先侵占的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不愿出兵；再说兵力不济，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三桓控制着实权，他一人说了不算。鲁哀公打马虎眼：“你去跟三桓商量吧。”孔子被鲁哀公抹了稀泥很没趣，半自嘲地找了个理由，就是他任过公职：“我当过大夫，田成子如此制造动乱，我不能不报告呀！怎么让我去找三桓呢？”

　　孔子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三桓，三桓当然不会答应孔子的请求。一场武力征伐的国际干涉计划流产了。孔子对便用合法暴力－－法律手段与军事行动怀有热衷心理。他对管仲一匡天下的政绩高度赞扬。子贡说管仲不仁【注2】，因为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他不能以身殉难，反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反驳子贡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地穿左襟衣服、做苦力了。他怎么能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管仲的一匡天下，凭得完全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往军力上的转移在冷兵器时代要比现在快得多。天下（诸侯）怕管仲，怕的是齐国的军事强力。孔子在对给管仲的问题上发生了人格分裂。一方面他用假话告诉子路，管仲九合诸侯用的不是兵车即不告诉子路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再高唱他“克已复礼”即推崇周室（中央）的旧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主张赞扬和平即“不用兵车”，另一方面，却要主张以武力解决田成子问题。

　　孔子的法律恐怖主义经过后来的修饰，逐渐淡化，但是这种淡化变成了虚饰与吹捧，反显得他的人格的深重分裂与学术的丛丛悖论。《论语·颜渊》记录了“焉用杀”的主张，几乎是对杀少正卯与整治草民行为的一种悖论诠释。

　　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与杀人的关系，对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

　　孔子回答说：“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呢？你要想做好人，老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君子的道德是风，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到之处，草必随风倒。”

　　又一次假话！要让风到草倒，那么必然要伴以残烈的法律手段的实施。就在季康子问政不久前，孔子还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

　　谁说“无由是理”？汉武帝刘彻的《沉命法》就很有“是理”。他超越孔子对草民（德风至草民必偃）的仇恨，把法律性的仇恨提高了档次。

蔡根

　  汉武帝重用酷更、滥施刑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盗贼越来越多，小官吏与老百姓也拿法律不当回事儿了－－反正不知哪天犯上哪事儿，干脆就不考虑了，任性而为吧！朝廷派专人讨伐也不见效果，一时间，打散了群盗，过一段又骤然而起。所以当时称为“东方群盗蜂起”。

　　面对盗贼猖獗、吏民轻法的情形，出台了一部《沉命法》。该法称：“盗贼兴起而没发觉，或虽发觉了而逮捕时又不符合时限规定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至小吏、主管官吏都要处死。”当时出了一个叫暴胜之的人，任直指使（也称绣衣直使，因穿绣花制服故），手拿木杖和代表皇帝授权的斧头到处杀戮官吏。二千石（正部级）以下秩位的，不知杀了多少。凡（正部级以下）当官的都怕他。中国历史上“暴君”一词的由来，最初不是指皇帝的，实是由暴胜之而起。时人称之为“暴君”有双重含义。

　　《沉命法》出台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是刘彻在位后期。整个的一个大帝国让它的主人给搅混了水。

　　绣衣直使也毁了他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引发了帝国的一场政治地震。

　　绣衣直使这种差事，好人干不了，象暴胜之后来受勃海郡（今沧州）贤人隽不疑指点改了过的，几乎是一个特例。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曾经任过绣衣直使的江充介入了刘彻与刘据的父子关系中。

　　起初，江充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犯了点事儿，出逃了。三窜两混进了长安，向皇上告发赵王太子的不法行为。赵太子被罢免。恶人先告状的手腕果然厉害！江充得到刘彻信任后，被任命为绣衣直使，并且专门负责纠察皇亲国戚与朝廷重臣，突破了原来不查二千石秩位官员的上限。

　　某日，太子刘据家的差役在皇帝专用的高速公路（驰道）上乘车飞奔，与皇帝及江充打了个照面。江充纠住太子家人把他们交给了有关官员。刘据知道自己理短，只好派人给江充送好话。一下子，江充名声更大了。

　　这时的太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三十五（虚）岁了，立为太子也十八年了。为了未来顺利接班他得这么做！

　　太子刘据与他父亲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只是国家公务与个人亲情搅在一起，不易搞清楚。刘据一贯反对刘彻的严刑峻法措施，经常为一些量刑不当的案件平反，深得民心。但这就与执法大臣特别是江充那样的绣衣直使，发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公开摊牌，不过是早晚之事。

　　太子家人跑驰道事过了两年多了，这场冲突终于爆发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诬陷刘据，向刘彻说：“在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小木人儿，还写着咒文的帛，盼皇上早死，他好接班！”

　　在此之前，反对刘据的势力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因为他的武力靠山－－舅舅卫青已经死了，母族没有了实力。太子有一次进宫拜见母亲（皇后），时间长了一点，就有人造谣说：“他在皇后那里调戏宫女了！”刘彻没说什么，就给儿子拔了一些宫女去。刘据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有人再使坏，但还得忍着。

　　到了江充诬陷时，他的老师石德也很害怕，说：“事已无法自辩，干脆矫诏发兵。”刘据还是要沉上一沉，没想到江充还在急逼。刘据忍不住了，让手下的食客扮成皇帝使者，逮捕江充。对着江充，他终于发泄出了压抑了快三年的怒火：“你个狗东西，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吗？现在又来害我们父子。”

　　一刀砍下了人头。

　　一场父子间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武帝调集京城周围的军队进攻由太子占据的都城，太子放了监狱的囚犯、武装了市民据守都城。太子失败后，逃出都城，不久被发现行迹，他与两个儿子上吊而死。

　　后来虽然事情真向大白，但刘据已经死了。刘彻很后悔，修了思子宫、望思台，以自我安慰。

　　刘彻昏悖狂乱，滥用法律，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以致于他死后，接班人迟迟不给他上庙号。他儿子刘弗陵即昭帝继位后根本就没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一涉及庙号，就涉及到一个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刘弗陵还有他的大臣们不愿涉及这个敏感且让人伤心的问题。时间就这样过了二十四年。到了昭帝的接班人也就是刘弗陵的侄孙、刘据的孙子刘询继位，才讨论谥号问题，而且是先讨论戾太子父子（包括刘询的父亲即刘据的儿子）的谥号，第二年才讨论刘彻的庙号。其中一名叫夏侯胜的官员，坚决反对，他说：“武帝虽然有征夷拓边之武功，但伤亡士卒，耗费民财不可计数。没给百姓带来恩泽，不应给建庙号配庙乐！”

　　结果是夏侯胜被指控非议诏书、毁诬先帝，入狱，黄霸因不举报夏，也被抓了。对夏侯胜宣布处以死刑，实际上并没执行。夏侯胜说的是实话。发生过江充说假话引发政治地震的大事，再杀这么一个说实话的人也不恰当。过了两年，就给放了。最终官至太子太傅。

　　法律恐怖主义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它的确有效，但在另一端它却败坏头社会道德。因为，为了突显法律使用者的威力，必然要把情报工作做到极致即使作特务统治。

　　关于孔子治鲁（短时间大治）并没说到使用特务统治的事情，现在依据历史惯性事件反推，他使用特务统治的可能性极大。否则，就无法得知诸如贩羊者的违法个案。有正史可查者，善用特务组织的有二人：来俊臣与魏忠贤。野史记载的则以王蜀【注3】时的萧怀武为最。此公按历史惯性排位在来之后、在魏之前。他主持一种叫“寻事团”的组织，该组织有百十号人（干员）。各干员手下又养聚耳目十几个。这些人被称为“狗”即到处找东西的狗。（称特务为“狗”者，盖自此始）。

　　“狗”们的职业分布非常广泛，“深坊、曲巷、马医、酒保、乞丐、傭作、贩卖、儿童皆有其徒”，以至于“民间偶有所语，无所不知。”

　　监督民间当然是重要的业务，而监督高级官僚和贵族更是萧怀武的乐趣，这些“狗”分布高官和贵族家中，从事厨子、饲养、驾车、手工等贱差。这样，主人的公私动静无一不纳入视野。萧怀武了解权贵们的动向就一清二楚了。

　　特务统治如此发达，整个社会的恐惧在所不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大为下降，以致于人们“自疑肘腋悉为其狗”；特务统治也最终摧毁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因为行滥抓之术是特务们的“基本功”，而行滥杀之举是其镇制社会的绝活。史称“怀武杀人不可胜数，冤枉之声，满于内外。”

　　当然，萧怀武的下场比已往及后来的任何一个特务头子都好不哪里去。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后唐名将郭崇韬灭蜀，杀了萧怀武全家，以平人忿。

　　孔子与汉武帝法律恐怖主义的失败，都与权力密切相关。孔子想利用法律恐怖来制造政绩维护权力，甚至表达国际干涉的权力，但仇恨使他终于失败。刘彻对社会的全面仇恨，也终导致他对自己权力的维护，最后导致父子反目成仇。

　　由是观之，仇恨、阴谋与权力在不同的点上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由权力而仇恨，又由仇恨而阴谋，再由阴谋而权力，此中缺一不可。不为权力（含利益），仇恨无所生；没有仇恨就不会寻找消灭对手的方法，为了方法得当必找最佳方案，这就叫阴谋；阴谋的最后价值，就体现在权力是否获得上。

　　这个三角构架在社会内，还不易被察觉，一旦到了集团内部纷争时，就显得十分明显了。在这个三角中，操作的最熟练的莫过于秦二世、隋炀帝，而他们一时成功的社会时滞后果则是整体崩溃。

　　中国历史在秦隋两朝复演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相似。

蔡根

　　首先，它们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特别迷信法律的作用。其次，第二代领导人拿到最高权力以后，都以自己的同宗或大臣为发泄仇恨的对象。

　　秦始皇的法律恐怖主义直接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暴动，后起的项羽把满腔的仇恨全交给了一把火－－烧他（皇帝）的阿房宫。陈吴事件虽发生在二世元年七月，但它仍是由始皇帝的严苛法律导致的，“失期法皆斩”。（书写至此，我也很觉纳闷儿，难道刘彻一点历史知识也不学？不知道秦失于酷法吗？－－看来权力会阻碍一个人的历史视线的！）

　　隋文帝呢，生性多疑，不喜欢读书，好用诈术驾御百官，同时自以为通晓法律，把法条作得严密深刻。为了使自己的法律显示威力，就得实行特务统治，经常性地派密探刺取朝廷内外官员的情况，一旦抓到小小证据，便处以重惩。为了搞证据，不惜派人实行假贿赂，一旦推托不过，受了礼，那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法律俨然与阴谋混杂在一起。当法律与阴谋的二重奏不起作用时，便肆意地提高法律的严苛程度。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杨坚竟然颁布了“偷一文钱以上者处死”的法条（算是第四章所载张咏故事的一个历史版本吧！），并且是闹事处死。曾经有三个人一起偷了一个西瓜，事情被揭发，立刻执行斩首。

　　这么严酷的法律当然把全国人都吓坏了，人们都晚起早睡，免得趁黑被人诬陷了。事情闹到最后发生了变乱：几个还讲点良心的小吏，共同劫持了主事的官员，要求废除该法条：“我们并不是贪受谁的钱财，才来冒死一请的，只是我们要为那些受冤枉人鸣不平罢了。你去为我们奏明皇上，自古以来，就没为把一文钱之盗处死的法条。如果你不上，我们还会来劫持你，到末了儿，大家都活不成了！”杨坚闻听此变，才算废除了那条荒唐的“盗一文以上处斩”的法条。

　　对法律的迷信，对底层社会的仇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不变的特色！严刑峻法成了滥用法律、惩罚过度的循词。

　　对于底层社会如失期的戌卒和偷瓜者可以如此，对高层的政治的对立面则不那么容易。然而，由于没法条为援引，那种仇恨的渲泄在得手之时，几乎变得肆无忌惮。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嬴政死，赵高在胁迫李斯认同他的阴谋后，决定在胡亥即位前，先杀掉扶苏与蒙恬。将伪造的诏书派人送给扶苏与蒙恬，先后杀害二人，随后就对准了所谓的潜在夺权者。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夏四月，秦二世对赵高说：“我已经拥有天下了，我想尽量满足耳目声色的欲望，尽情享受内心追求的欢乐，就这样度过一生，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能够做到而昏乱的君主却加以禁止的事情。然而对沙丘的谋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起了疑心。现在陛下刚刚即位，这些人们心中不满，都不服气，恐怕要发动变乱，陛下怎能享受这样的欢乐呢！”秦二世说：“那怎么办？”赵高说：“实行严厉的法令，苛刻的刑罚，杀光大臣和宗室，换上自己新近信任的人，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尽情享乐了！”秦二世便改定法律，务求严酷，大臣和各位公子一旦犯罪，就交给赵高审讯处治。十二位公子被杀死在咸阳闹市，十位公主被肢解在杜县（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公子将闾仰天喊冤，然后自杀。公子高打算逃走，却又不敢，便上书要求：“请让我随先帝去死，把我安葬在骊山脚下。”秦二世大悦，赐钱来安葬他。

　　在被仇恨吞没的人当中，只有蒙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最终也未逃出仇恨的罗网。当初扶苏看了诏书，直流眼泪，打算自杀。蒙恬说：“陛下派我率领三十万人马守卫边疆，公子担当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单凭一个使者前来，怎知其中没有诈谋！经过核实再死，也不算晚。”扶苏说：“父亲让儿子去死，怎么还需要核实！”于是当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将他关在阳周（在今陕西子长西北）。二世正式登基后，便开始勒逼蒙恬，蒙恬知道大势已去，不可挽回，叹息说：“我家为秦国屡建功勋，取得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握有三十万军队，这种形势使我有条件背叛秦朝。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死却仍然恪守大义，是由于我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掉先帝的知遇！”便服毒自杀。

　　后来的曹操在写给公众的让县明本令公告中，引用了蒙恬的故事。说明自己“势足以叛”而不代汉的理由【注4】。在他的霸道的陈述中，已经流露出了自己的隐忧，一旦交了军队，就会被仇恨吞灭，包括家人。

　　秦二世渲泄仇恨的动机还不太明显，最主要的动因是为了安保享乐；或者说，他的仇恨感完全是被赵高的疯狂的仇恨感感染所生。到了杨广那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除了按历史套路杀了原太子杨勇外，还在有节奏地除掉贺若弼、薛道衡、张衡等有反对意见的人，一般是两、三年就办一起渲泄仇恨的政治大案。

　　这种有节奏的迫害使另一位野心家有些焦急和恐惧，他对杨广的仇恨感也与日俱争。因为他父亲杨素，帮助杨广夺权，最后都不免被猜忌以致忧惧而死。要保住自己不被杨广的仇恨所吞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翻他。用仇恨去消灭仇恨。

　　时机终于来了。

　　由于山东、河北一带发生了暴动事件，杨广要求楚国公杨玄感（袭父爵，有礼部尚书职）到黎阳（今河南浚县）挑壮丁，运送军输物资，但杨玄感挑得不是脚夫，而是反叛的志愿者。一个月挑了五千精壮青年，他对志愿者很厚待，让大家好肉好酒随便吃喝。吃喝够了，便发起誓师仪式，称：“当今皇上无道，不以百姓疾苦为念，天下骚动，死在辽东战役的人已有数万。现在我带头反他，愿大家帮我，为黎民除灾去难！”五千精壮的小伙子当然愿意，山呼万岁，拥护杨玄感。杨玄感乘势进击东都洛阳。

　　杨玄感的反叛没有成功，但大大地打击了杨广的自信心，同时也增加了仇恨的膨胀系数。清查杨玄感案后，就杀了杨玄感的所谓党羽三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是与杨玄感事件没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

　　仇恨，刻骨铭心的仇恨，是杨坚杨广父子的共同本性。史书说隋文帝杨坚以子弟为仇人，此话不假。子承父传的遗传竟如此明显：杨广不但仇恨贺若弼那样的名将，也仇恨著名的文人，他杀薛道衡时竟然说：“看你还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诗来了吗？”在杀王胃时，说：“看你还写得出‘庭草无人随意缘’的佳句来了吗？”

　　仇恨、权力、阴谋在现实社会如此，渗透人们习惯思维的文学作品仍如此，《水浒传》中吴用挑拔林冲火并王伦【注5】也从历史书上如法炮制而来。
　　
　　社会后果无须考虑
　　
　　秦隋统治者仇恨系数的膨胀，也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仇恨。项羽屠戮咸阳城，杀了本来已投降的秦帝子婴，一把火烧了阿房宫，痛快淋漓发泄了他的仇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整个社会对秦朝的仇恨。在此之前，项羽已经活埋了二十万已投降了秦朝士卒。天下少有杀降人、顺民的道理，可项羽不然。因为他与他部下都受过秦人的侮辱，当年来咸阳出苦力时，秦人对待他们无礼。如今仇人落在自己手里，要好好报复。项羽所率联军的各支都自发地表现出报复行为，把俘虏当奴隶来驱使，驱使就驱使了，还要外加羞辱。于是，俘虏中的官吏私下发泄起不满来，并迅速传播。项羽担心生变，一气之下把二十万人全活埋了。

　　杀人报仇上了瘾，咸阳的屠城就不可避免了。

　　杨广的仇恨招致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众多地方、众多人员的反叛，只要有点能力就起来反对他。比刘彻经历的群盗蜂起可要厉害百倍有余。更让他手足无措的是，内部人的反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捕讨使裴仁基投降了李密，陪衬这个重大事件的是窦建德称王。相较之下，裴的投降事件对他的打击远胜于刚刚发生的窦的称王事件，紧接着，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杀了副手王威、高君雅。在李渊事件发生不到半年，武阳郡（今河北大名）全郡在郡丞元宝藏的率领下向李密投降。而这个令杨广最头疼的李密与杨玄感一样，也是贵族子弟，其父李宽官至上柱国，封蒲山公。在武阳群举郡而叛的同时，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投降了李渊。

　　这样下去，他杨广是死路一条了。他没死在如草的贼寇手中，而是死于内部人之手，郎将赵枢胁迫许公宇文化及杀杨广（被两人的部下令狐行达勒死）。

　　隋末大乱只是一个场景复杂的高潮而已，其实自东汉以来，中国每一个大帝国末期都会出现“蜂涌”的反叛者，准确地说是复仇者。而后来的复仇者变得越加聪明起来，利用儒家均贫富的伦理作为自己的合法化基础，更加有利地动员了社会底层。

　　隋朝之叛，以起自体制内的力量如李密与李渊为主导，到了唐宋元明清则完全民间化了。民间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痛快淋漓地报仇，屠城，杀它个精光。纵观东汉以来，隋朝虽逢反叛的高潮，但没遇上大规模的屠城，可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唐代则没那么幸运了。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率军攻克长安【注6】，把没来得及逃跑的李唐宗室全部杀掉，一个没漏。杀宗室如此，就不用说官吏了。所以，唐末诗人韦有诗曰：“朱门甲第无一半，天街尽踏公卿骨。”

　　黄巢以贩私盐的社会边缘人物起家，他也有过科举进仕的梦想，只是多次参加考试没能考上，不免地要对现行体制报以不满，乃至仇恨。与他同时代的李振之虐杀清流（见本书第四章）的深层个人意识就是对中举进士者的仇恨。加之，贩私盐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免不了要受贪官污吏的敲诈乃至侮辱，由此也埋下了深刻的仇恨的种子。假使他进入体制内，或许以合法的暴力报复当初处罚他的低级官吏，比如以肃贪为名杀一批查私盐的官吏。但那个概率很小－－不一定出任监察类职务，而且可能的杀人数也较小。

　　历史并没给黄巢这样的机会，他只有用超常规的杀戮即屠城，渲泄心中的不满了。从他的言志诗中就能看出：“他花开时我不开，我花开时万花杀。透天香阵满长安，遍地尽穿黄金甲。”

　　底层社会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形成文化遗传的一部分。于是话本（或说史）也“混入”历史，构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水浒传》主人公，小吏宋江几乎是一个活脱脱的黄巢，也许艺术化的“他”（宋）更能真实地考证现实化的“他”（黄）。宋江在浔阳楼以戴罪之身即比贩私盐黄巢更边缘化时，发出了比黄巢更直接、清晰且强烈的复仇声音。在《西江月》词中说：“他年若得报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注7】

　　我们无须多讨论艺术化的表述，《水浒传》的创作年代与真实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事件）相隔两三百年，但若紧随着历史同类真实事件的流脉来看，方腊（更真实的现实宋江）的仇恨则不仅对准上层社会，也对准了平民即底层社会。

　　方腊是清溪县（今浙江淳安）地方上的小财主，有一座漆园【注8】。官方造作局看他小有资产，就多次找借口整治他，以诈取钱财。方腊怀恨在心，但不敢发作。当时吴中（即现在苏杭一带）正被花石纲困扰，百姓也是怨声载道，时值太学生邓肃上书规劝皇帝赵佶，遭到放逐（革去功名遣返原籍），方腊瞅准机会，利用摩尼教（也称明教）暗中聚集贫苦百姓，为反叛做准备。宣和二年（1120年）冬天，方腊展开了复仇的斗争。他的组织系统很完备，一下子就以一个成型的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有首领的名号（称为“圣公”），有年号（曰“永乐”），官吏、将帅及各级作战人员一应俱全。老百姓除了惊得的发呆外，就是裹进造反的滚滚洪流，第二年，（真实的）宋江也起兵造反了……

　　尽管方腊的叛乱，经过半年的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他报复的记录一直令大宋各级官员们胆颤心惊：在短短的半年里，共攻破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共杀死官民二百万人。方腊所部也抢掠妇女【注9】，山洞被童贯军队攻破后，裸体在树林中上吊自杀的被掳（奸）妇女，前后相望达百余里。

　　按当时宋朝的人口最高纪录三千六百余万计，等十八个人中就有一个被杀。比一场可怕的瘟疫夺走的人命还要多【注10】。明末的张献忠比之于方腊，虽然杀得人没那么多，但他发泄仇恨的手段却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张献忠终于攻下屡战不克的六安城。他认为该城屡攻不克的原因是百姓帮官军守城，可是在官军的威逼下，百姓敢不尽力吗？一城百姓夹在了官与贼之间。张献忠可不听这一套分辩，不由分说，把全城活着的人一个削一只臂，男左女右，整个六安成了残疾城！

蔡根

　   第二年（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把城中幸存的人统统赶出城，用铁甲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往长江里逼。长江里浮满了死尸，以致于武昌鱼都没法食用了。张部再行搜城，把最后藏起来的几百人全部处以肉刑，或砍肢（一如六安的办法），或是挖眼睛，或是割鼻子。整个屠城过程，比之后来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的长轴上不但刻满了同种、同宗相仇恨、相杀戮的事实，对外族人也如此，并终因此遭到了诸如扬州十日那样的血腥报复。

　　汉代与匈奴的关系，当是一大奇观。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主，尤重养马。冶铜业发达，冶铁与制陶也有一定规模。战国时，活动于秦、赵、燕三国以北的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建立国家。经过东征西讨，南并北击，达到疆域东尽辽河、南抵长城、西至葱岭、北达贝加尔湖的盛况。由于其强势存在并与中国（秦汉）有漫长的边界，秦汉一直视其为边患，尤其匈奴屡有南下的攻扰之举，令南面的强大王朝不得不防。然而，匈奴终未对秦汉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优势。

　　至汉初，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见第九章），此后，与匈奴保持近四十年（从公元前170年至前132年）的和平态势。其间，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六月，匈奴入侵雁门（今山西境内），榆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名将李广以计破坏了匈奴的此次骚扰。从匈奴的本次进攻看，本身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意图，更象一个小部落的偶然之举。

　　对于汉朝来说，有惊无险。

　　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初期，这种弱势和平路钱被彻底放弃了。刘彻要挑起一场新的战争，来渲泄他对异种的仇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即他掌权的第八个年头儿，民间的爱国主义者（汉代的“愤青”）豪强之士聂壹经过大行（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恢向汉武帝建议：“匈奴最近才与我们汉朝和亲【注11】，亲近、信任我们。我们借此可施以诱杀之计。让边境的吏民用财物引诱他们前来，然后埋伏士兵预以击杀。如此，匈奴必渐消亡。”

　　刘彻及朝廷的大臣们，在国力强盛的骄傲情绪下，让一个无赖引诱了。骄傲变成了仇恨！

　　刘彻派韩安国、李广、王恢率军三十万去执行这一如儿童游戏般的计策。结果由于一个群众“演员”即被匈奴抓去的雁门尉史（相当于市公安局长）如实说出了汉朝有大军埋伏在马邑的事实，匈奴便悄然撤军了。

　　此次游戏破产，刘彻十分恼怒，逮捕了王恢，准备交司法部门处理。王恢自觉罪责不轻，就自杀了。

　　虽然经过此次不快后，匈奴仍和汉朝做边境贸易，但却放弃了和亲政策。刘彻呢，由骄傲而仇恨，由失败而恼怒，由恼怒而更加仇恨。汉初以来的和平政策也宣告结束，双方频繁的交战也开始了。

　　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怀来），青年骑兵将领卫青前去抵抗，化险为夷；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侵右北平郡（今辽宁凌原），“飞将军”李广前去抵抗并兼任太守，未发生大战；

　　元朔二年，春，匈奴再扰边境；

　　元朔五年春，匈奴攻朔方（今内蒙杭锦北）……

　　刘彻挑起的边境战争几乎伴随了此后他的整个执政期。他的穷兵黩武政策也受到了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的言论。

　　刘彻既然已经开启了仇外政策，凭他的性格，他是要一直坚持到底的。匈奴在他执政期间虽为汉朝的军事力量所削弱，但终末放弃入侵的政策，西晋时曾在长城以内建立了赵、夏、北凉政权。

　　由于汉武北击匈奴政策的“成功”，汉族的仇外心理也形成了定势。

　　对外族宣示仇恨也是一些想从低级职位跃升到高位的官僚们一条捷径。在国家力量并不算强盛或说比原来有所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迎合帝王追求强国梦或恢复往日荣耀的心理，带着刻毒去执行使命。

　　汉昭帝刘弗陵时代的骏马监傅介子就是如此，他远没了张骞【注12】的宽厚的胸襟。

　　天凤四年（公元前77年），骏马监傅介子出使大宛国，昭帝下诏让他顺路责问楼兰国王，楼兰国王表示服罪。傅介子回到汉朝后，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国王曾多次反复，不把他杀掉，他国就无所害怕。我愿意前去杀掉他，以此威力来告示各国。”大将军霍光把此事禀报了昭帝后，得到了同意。傅介子带了很多金钱，扬言说要把这些金币赏赐给外国，到了楼兰国以后，楼兰国王为了得到这些汉朝的财物，就来与傅介子会晤。傅介子和他坐在一起饮酒，等楼兰王喝醉以后，傅介子对他说：“汉朝天子有事派我来秘密报告大王。”楼兰国王起身跟着傅介子进入帷帐里，有两位壮士从他的后面向他刺去。于是斩下楼兰王的头，让驿站的车马很快送回长安，并把楼兰国王的头挂在北门上。汉朝拥立楼兰国王在汉朝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国王，并把楼兰国的名字改为鄯善。昭帝封傅介子为义阳侯。

　　为了打击长城以北有少数民族，唐、明两大强盛的王朝分别采取过野蛮的烧荒政策。

　　每至秋季草见枯黄，唐（明）之兵则北出几百里，放火焚烧牧草，以使游牧民族无法屯积牧草，也就无法向南进攻。这种烧荒政策，对南北民族的互相仇恨心理的催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历代治史者有意回避，可考资料至今已经很稀少。唐、明两代历史，只是寥寥数语以记之。但，毫无疑问，作为国家的重要政策，皇帝是要关心它的行之效果的。边关每年烧荒完后，要把出兵的里数、所烧的面积等重要数据上报到最高层。

　　在历史上，高纬度游牧民族向低纬度转移是必然之事，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没认识到这一必然，所以狭隘的民族观即种族主义便有了出现的可能。早在唐朝建国的三百年之前西晋的一位学者（也是官员）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政策。虽然当时的最高决策层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的观点也反映了汉族知识精英的一种仇外思想。由于他这篇文章，此后的历史上便有一句“非我族者，必与我异”的名言。一种典型的忿恨话语。

　　晋惠帝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太子洗马江统【注13】上书最高决策层，建议把少数民族全部迁返本土。文章名为《徙戎论》。文章讲道：

　　周边夷人之中，戎人、狄人最为严重，他们势力衰弱时就敬畏臣服于朝廷，势力强盛时就侵扰背叛朝廷。所以，治国有方的君主，对待他们要保持戒备，防御他们要有一定之规。即使在他们前来叩头进贡时，边城仍然不能放松守备，而当他们强暴侵犯边疆时，又不用调动军队远征，只希望使国内获得安宁，疆土不受侵犯。关中是帝王居住的地方，没听说过戎人、狄人应当居住在这一地区。与我们不是一族，就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而土绅百姓看不起他们，欺侮他们的软弱，而加以欺侮。他们出于贪婪凶悍的本性，怀着愤恨激怒的情绪，等候有机可乘，总是做出强暴无理的事来，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治国者所担心的，不是贫乏，而是不安定。就凭着我国领土广大，土绅百姓富足，难道还需要把夷人留在国内，然后才能取用丰足吗！对这些戎人、狄人，可以一概劝导并打发他们返回本土，既慰解他们的乡思，又给我国带来好处，这才是良计。

　　江统建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当时的齐万年事件。齐是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氐人、羌人首领齐万年，率两族人反抗晋的压迫。从义熙六年一直打到九年，才算正式解决。尽管有这个事件存在，但少数民族进入晋国的辖地甚至参与到晋国政治当中去，已经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如刘渊【注14】，于晋武帝司马炎时（咸宁五年，公元274年）就与晋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当时，西晋尚未攻取（孙）吴国，晋朝甚至有利用他攻吴的打算。经大臣王浑、王济父子推荐，司马炎召见了刘渊，经谈话，大为欣赏。当时正值鲜卑人树机能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有人甚至建议让刘渊以晋国将军的名号率匈奴五部人马帮将军马隆作战。在刘渊的任用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浑父子主张任用，大臣孔恂与齐王司马攸等主张疏远甚至除掉他。结果还是王氏父子的观点上了主导，王浑说：“大晋国正以信用安抚不同民族，怎么能根据无形的怀疑就除掉侍子（人质。时刘渊为人质在晋）呢？应该讲究恢宏的道德气度。”司马炎同意王浑的判断。

　　此后，惠帝时期的执政高层不采纳江充的建议，与司马炎肯定王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由于晋及南北朝时代对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中国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才到来。刘渊虽然在原来晋国的土地上自立的汉国（还有燕赵等称为“五胡十六国”），最后终融于汉族。－－这才是最值得称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所谓中华，也只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意义。

　　唐代是一个对待北方少数民族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任用，另一方面又猜忌，安史之乱在本质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至两宋，由于一直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战之中，仇外情绪高潮不衰，主张和平的人士受到民族情绪的非难，如秦桧的跪像的铸成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仇外的反映。明代之袭唐代烧荒政策，主要为防被驱逐的蒙古政权重新兴起，所以在文化心理上也必以仇外为主导。但是，这种仇外政策，最后也得到了沉重的报复。

　　明朝自神宗自万历初期就在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实行挑拔仇恨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满州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辽东守将李成梁（因击败蒙古插汉部，封宁远伯）意欲在辽功建立功劳，挑动满族苏克苏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进攻古埒城主与沙济城主，并经诱降方式使民众杀二人，再将归顺的民众全部杀掉。在被杀害的人中，有满洲国的祖先即当时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因此事与明朝交涉，明朝不得不派出专使予以道歉。

　　这一事件并没改变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而满洲国也借此积蓄力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正式公开讨明政策。努尔哈赤以七大仇恨告诸上天：

　　我的祖父没有损害过明朝边境的尺草寸土，明朝边将却陷害我的祖父，这是一大仇恨；明朝设立界碑，刻上誓言，但却不遵守，凭藉兵力越过边界，保护和帮助叶赫部，这是第二大仇恨；责怪我擅杀越界边民，拘留我使节，强迫我杀十人于边境，这是第三大仇恨；助叶赫背弃盟约，将女子改嫁蒙古，这是第四大仇恨；我们历代守护的疆土，明朝派兵驱逐我百姓，这是第五大仇恨；叶赫对上天犯下罪行，明朝偏听他们的谎言，送信件辱骂我，这是第六大仇恨；颠倒是非，妄下判断，这是第七大仇恨。

　　这篇文告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宣言，而不是一张帐单，但，的确明朝的仇外政策于此得到了最全面的回报。

　　新的仇恨要清算旧的仇恨。

蔡根

　  清朝入关，虽然声称不是为直接夺取明朝江山而称“得于贼”（即李自成），但在对汉族文化发达地区的进攻中，往往伴以凶残的屠城政策。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破扬州城，实行了扬州十日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杀了约计80万人。八月攻陷嘉定（小城），三次下令屠城，家至户到，无不穷搜，共杀两万人。同月，攻陷江阴，满城杀尽，杀了十七万二千人，仅有五十三人幸免……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嗜杀性格没有改变，文字狱即为明证。在另一端，这种屠城传统也影响到汉族官员。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攻克了金陵（今南京），下令关闭城门，搜杀三天三夜，杀掉太平军军官三千人，处死士兵十万人，至于被虐杀的平民百姓已难以计数……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统一后，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仇恨的历史、屠城的历史。
　　
　　陈抟：赵宋的优秀“愤青”
　　
　　传说中黄帝时代，天下大治的景象出现并得出维持，于是出现了瑞祥：屈轶在庭中长出，它会辨忠奸，要是奸佞人进来，它的就指向奸佞之人；凤凰在楼阁筑起了巢，麒麟也在园林中漫步。

　　出现了这三种祥瑞不久，黄帝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幅美妙的理想图式！

　　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到帝尧时代又出现了越裳氏进献的巨龟（到王莽时代被假冒成了纯白雉），帝庭还出现历草－－不再也人事有关，而与历法（时间计算）有关。

　　舜帝是尧帝时代的最大人瑞，经过四位资历长久的政治老人（四岳）的推荐，受用于尧帝。接着，舜帝时代把人瑞与政治治理充分结合起来，高阳氏出了苍舒等八位贤人，时称“八恺”；又有高辛氏的伯奋等八人，时称“八元”；于是舜帝就把他们利用起来。八恺负责农业，八元负责教化。

　　恺字本意为欢乐，引伸意为恺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平易近人”。八恺乃黄帝之后，因为高阳氏的初始人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元字本意为善良，引伸意为表彰。高辛氏的初始人乃帝喾，帝喾的祖父乃少昊，少昊就是黄帝的儿子玄嚣。

　　在舜帝的政治谱系里，启用有德的旧贵族就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至少是达到政治清明的必要手段。

　　之后，人瑞几乎绝了迹。孔丘以为自己是人瑞，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能看上他。就不用说周王了，就是鲁国的公也不正眼瞧他，在他死时，只假惺惺地说：“尼父元自律。”（你怎么就这样老了呢！）就完了。以致把孔子的学生子贡生气地说：“活着你不用我老师，现在死了吊丧有个屁用？！”

　　人瑞是值钱了！如何利用也成了一门大学问。

　　刘邦即位十年时（公元前197年），打算换掉太子刘盈，让赵王如意上来。吕后一听，急坏了，赶紧去找留侯张良出主意。说是请，实际上是凭老面子硬逼。张良说：“这事儿，口舌不起作用。要改变皇帝的计划，你们就得去请东园公等四位老贤人作太子的客人。因为皇帝一直想请倒这四人，这四人就是不来。”

　　吕后派人持太子亲笔信去讲四位老前辈，四位老前辈果然赏光，做了太子的宾客，并时时随太子上朝。终于，刘邦打消了换太子的计划。

　　对于任何一个帝王来说，人瑞是最好不过的奖赏！

　　历史发展到陈抟进见宋太宗之前，人瑞现象几乎消灭了。

　　与人瑞相比，更多是人祸。战乱、屠城，成了人祸的最长见场景。赵宋家夺取江山之前五十多年前的血腥屠杀与人相食的当代史记忆，还未消去，所以，对于赵宋家，人瑞的需要远比符瑞更重要！

　　这成为陈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军阀朱温与刘仁恭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刘仁恭恐兵力不支，乃在辖区内（今德州至北京间）征兵：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全民皆兵的战术，史称“闾里为之一空”）。为了不让辖区内的男人逃亡，全部给予刺字：一般百姓男子，脸上刺字，“文曰定霸都”；对读书人和做官吏的还好一点，在臂上文上“一心事主”。史称“由是燕、蓟人士例多黥面，或伏窜而免。”采取如此残酷的办法，总共征集到二十万人。

　　但是，兵员数目虽多，毕竟没受过训练，所以没有战斗力，与朱温交战多次，无一取胜。随后，全部兵力龟缩到沧州城内。朱温进围沧州城，阻断了一切内外来往。不久，城中发生了饥荒，没了粮食，也没了柴禾。

　　没粮食吃，就吃人！人饿急了，吃人的本能比野兽还要厉害。一个饿死的人，倚到墙上还没倒下，一群饿急了眼的人就冲上用牙撕咬。人再也不是人了，应该称为“兽人”或“人兽”。人骨头也达到了最高利用程度，尚使还有煮饭（就是人肉）的地方，用得肯定是已死的人骨头当柴禾，只是这骨头比刚死的人骨头稍干一点罢了。

　　人之不为人，超乎野兽，首先在于他们被困中的生活条件比野兽生存的条件还恶劣。野兽找不到食物可以长途迁徙，但被困于城中的“兽人”要想迁走，无疑于痴人说梦。野兽在实在没吃、没喝的时候，遗传因子告诉它们的只有一个信号：等死。就如现在非洲沙漠的干旱季节一样，一群鳄鱼固守着最后一洼泥水，直至干涸；干涸后，再抗争些时日，生命便结束了。而被围的人，尤其是领袖集团绝对不想死，他们要寻找任何一丝生机。比如说，粮食绝了，吃树皮；树皮吃完了，再吃泥土。记录刘仁恭被围的《旧五代史》“生动”地记载了吃土的后果：“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吃下充当食物的土丸后，人难受呀！十有六七是被坠死，死状很惨，连躺都躺不下，就立着死了（倚在墙上）！！

　　不到一年，这种残剧再次重演！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反目，被守光拘禁在幽州大安山（今北京房山）。而引发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刘守光染指刘仁恭的小妾，与罗氏私通。儿子与父亲的小妾通奸，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刘仁恭气急败坏，不由分说给了守光一顿竹板子。守光记恨在心，等待时机报复父亲。沧州之围在李克用的帮助下算是解了，但朱温的攻势未减，把目标转向了幽州。

　　幽州告急，刘守光以救父为名，从外面率兵支援。结果是朱温兵走，而他一言不发地把父亲赶下台去，自任幽州节度使。

　　父子之不相让如是，就不用说尧舜之间了。尧禅舜继的神话，再一次被证伪！

　　刘守光拘禁了父亲，其他儿子自然不高兴。守光之兄，沧州守将守文大哭，称：“自古以来，那有儿子以父亲为仇敌的。我家出了这么个匪类，我真是生不如死。”于是率沧州、德州之兵进攻幽州，不幸用计不善反被弟弟活捉，沧德兵败。守光乘机再围沧州。

　　第二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人吃人发生了。

　　史载：“沧州宾佐（参谋长）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

　　城中再次发生大饥荒：一斗米价格达到三万钱，一颗人头的价格也到了一万钱－－阵前斩敌也成了一种发财的办法；为了保证战斗力，只允许军士吃人肉，不让老百姓吃－－只能如去年一样吃墐土。驴马没了饲料，相遇之后互啃鬃毛与尾巴。最倒霉的是读书人，没有武艺，防不了身，一旦出入家门，就被有力量的强者所屠杀，肉也成了强者的粮食。“久之，延祚力穷，以城降守光……”

　　这两次重大的相食事件，发生在赵宋家建国的五十多年前，形成了一种“当代史”记忆冲击。怎样避免这样的事件重演，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课题。尤其是由于权力之争发生了家族内部冲突后，“当代史记忆的恐惧”更让皇权阶层焦躁不安。

　　史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冬十月，华山隐士陈抟入朝，以示对赵炅（光义）之政的推赞。这种超然独立的体制外推赞的现实功效要比体制内的上瑞献祥好得多。也正是这年的春正月，被赵光义贬黜的亲兄弟赵廷美忧悸而死。赵廷美曾扬言，他也效“兄终弟及”的模式，接哥哥赵光义的班。赵光义何许人也？他不会再高喊着遵守宪法了，就此而止。就像大禹一样，不会把位子给别人，而要给自己的儿子。为了保证儿子顺利接班，在打击赵廷美之前，他还诬陷自己的亲侄子即宋太祖之子赵德昭夺权，威胁说：“你要看叔叔我不行，你就当皇帝吗？！”赵德昭不敢担违宪之名，愤而自杀。

　　陈抟何许人也？北宋安徽毫州真源（今毫县西南）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遂不仕，以山水为乐，隐居华山。周世宗以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太平兴国中，两度至京城，为太宗所重，赐号希夷先生。

　　此次陈抟入朝并不是第一次。在赵光义（后改炅）即位之前，就应召入见，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此次入见，则是主动的，从而冲淡了赵廷美之死带来的政治阴霾。赵炅对大臣们说：陈抟先生独善其身，不干权禄，是超世高人。陈抟对皇上的表彰也投桃报李，在大臣们请教修炼之法时，答非所问，因为一帮愚蠢的体制内官僚（学者）并不明白这是一场交易。陈抟说：“抟出野之人，于世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方术可传。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日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

　　很明白，这是一篇裹赞现实政治的布道精品。它巧妙地回避了形而上的问题，与孔儒着力关注形而下问题达成高度一致。对官僚（兼学者）们是一场及时雨般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陈抟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比唐代的卢臧用目标更优化，不谋求政治地位；又以道（隐）的身份效仿儒家先祖“不谈”之道。孔丘不谈神（形而上），陈抟则避道谈政（形而下）。赵炅听了关于陈抟布道的汇报，更为器重他，赐号希夷先生。此行是陈抟最终政治关怀的表白，因为他回到华山不久后就去世了。

　　不幸的是，赵炅刚刚得到了来自陈抟布道的政治收获，次年又发生了皇族权力之争。他的长子赵元佐因与他意见不合，被废为庶人（赵元佐在赵廷美事件上，试图救助赵廷美，并因此后赵廷美之死而发了狂疾）。赵炅的统治实在不算怎么好，在位二十一年间（976－997），共发动了三次针对皇族政治力量的打击，受迫害的三人分别是侄子、弟弟、长子，所幸每次牵涉的人不多，还算有“明智”可言。至于爆发的王小波暴乱事件，因早被主流传统“贼化”，此不细论。

　　陈抟入对，成为宋朝太宗时代的一个政治（道治）的奇观，无形之中也成了后世君王所艳羡的典故，并发展成极端。比如明朝初期将不为朝廷所征召的知识分子视为“敌对势力”，并以剥夺生命相胁。更后来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大名鼎鼎的柳亚子先生竟然吟起“说项依刘我大难”来，而对方如答则是“牢骚太盛防断肠”。

　　陈抟的故事之于后世，倒也像一脉时明时暗的河流，但不管是地上的流动还是地下的潜行，都无法与政治强势的方向相违背。只要你乐意作新版的陈抟，你完全可以稍微改进表演之技，去获取你想从政治强势那里得到的优厚待遇或赐号。

　　之于位处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陈抟仍然是一个理想的榜样，而且榜样的力量促使下层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文字寄托，来表示明知无法实现理念：别看今天处于下层（或干脆是“贼”），有朝一日会公车征召（或是接受招安）。《水浒传》里，这种理想得到了总结性反映。在《引首》（开篇）时，施先生虽云“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表现出超然的胸襟，但一说及由“魔”代“圣”的天道渊源时，则将陈抟的故事改写成了更演义化的版本。这固然有写作技巧需要的因素，但毕竟《水浒》不是“现场报道”或纪实、写真，而是经过了许多他人的“先期创作”，于真实事件发生后的不同朝代背景下综合而成的。

蔡根

施先生写道：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陈抟先生是否真的从驴上掉下来，无从再予细考。但是，他不管多么地洞悉天人之变，也猜不出登基后的赵检点并没他那么心情舒畅的实情。赵检点虽成了皇帝，但他怕别人也效仿陈桥兵变，苦思冥想并经智囊团参议，得出个杯酒释兵权的对策来，消弥了潜在的反对势力。既便是在座稳的皇帝位置之后，还受制于势力强大的弟弟即后来的接班人。夺权十六年后，他打算将首都西迁至洛阳，并等时机成熟之后以长安为最后据点。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据山河形胜，可以节省常备军的数目。但赵光义一句：“安天下在于德不在于地势之险”，拒绝执行他的政策。于是皇帝感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才力有竭。作为一个战略家，宋太祖的预言有道理。至神宗（赵顼）后期天下已经无法复振（王安石改革注定要失败），何况这时候程氏之学又占了主流呢。依此而论，徽钦二帝亡于五十年之后，也是国家力量衰退的必然结局，根本不是陈抟这类善于投机的高级知识分子所能预见到的。如果他真地可预见到，就不是笑着颠下驴背来，而是惊得掉下来了。

　　赵炅称不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但堪称一位权术大师。在收到陈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做体制内的事功之后，于六年后，再次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让全国人民学习陈氏家族的共产主义风尚。于淳化元年（公元990年），下诏令给江州义门陈兢粟米。

　　陈兢是南朝时期旧贵族的后代，他的直系祖先陈叔明是陈后主陈叔宝（583至587年在位）的六弟。

　　皇帝为什么要下诏令给一个已亡国四百年了的旧贵族后代粟米呢？原因是陈兢一家，九世同居，年长年幼共七百口。陈家不畜奴仆姬妾，上下和睦，没有人发表不满言论。吃饭时，七百余人同在一起开饭。陈家养有看家犬一百余只，共在一个食槽里吃食。若有一只犬没到，其它的犬就都不吃食，等待那只缺席的犬。犬通人性，陈家治家严谨有序无形之中为犬提供了秩序样本。唐朝晚期，也给过陈家旌表，表彰他们家族的团结。宋朝确立，第一代皇帝在执政末期给陈家免除了徭役。到了陈兢主持家务时，因为人口增加，家境日渐困难，常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发愁。为了保住这块道德教化的牌子，江州知州上奏朝廷，陈述陈兢家族所遇到的困难。皇帝的回复是，令江州每年给予粟米二千石。

　　整个历史真实事件，从情义上很感人。家族上下不用奴仆，男人不养姬妾，道德品质属上等无疑。但是，从经济效绩上，这个神话就破产了。为什么？七百口人不能自食其力，不但要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赋，还得让地方财政负担一家人的口粮差额。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道德性贡献是由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补贴换来的。

　　这样一个家族可以，若一个州全如此，国家可能就感到负担重了；若全国有1／3的家庭靠救济过日子，那么经济肯定要崩溃。

　　用体制外的襄赞来宣示体制内政治合法性是北宋前期的重大政治战略构造。这一活动，历经太宗发起、真宗继承、仁宗的追加，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早在咸平、景德（公元998年至1007年）间，真宗赵桓就听说了大隐士林逋的行节，一心想见他，由于政事外事繁忙使他无睱以顾，但他还是诏告地方官，要好生对待林先生。林逋致力于学问，善于写诗，不追求功名，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以种梅养鹤以自消遣，称此行举为“梅妻鹤子”。到了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政治运行基本平稳并且与契丹的战事也以订立盟约而结束，赵再把注意力转向了体制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赵下诏赐给林粮匹、布匹。

　　从咸平至大中祥符，杭州地方官凡到任者大多专程拜访林。朝廷高官如钱昌、范仲淹、梅尧臣、陈尧佐，都与林有诗词往来。如此看来，林并非一个完全超脱的隐士，尤其与钱范梅陈的诗歌往来，钱范梅陈的目的首先不在于交流写作技巧和思想，而是自动自发地把皇帝政治造势的意愿深化、细化。到了仁宗时代，林虽未得到如以往的那样高规格经济待遇，但是他的谥名却是最大的政治礼遇－－他死于仁宗（赵祯）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谥号为“靖和先生”。

　　优待体制外知识分子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治术，在林死后的第二年，天圣七年（1029）二月，赵祯下诏恢复制举诸科：恢复贤良方正六科，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应选者；增设书判拔萃科，接待选人中的应书者；特意设立“高蹈丘国”、“沉轮草泽”、“茂材异”选拔平民中被举荐者；又置武举，容收天下武艺并智谋超人之士。

　　一派开放的政治景象，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开科举称：“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体制”的气派。－－这也是宋初体制外知识分子襄赞体制内的一大硕果，赵宋统治的合法性完全得以确立。

　　那些不和谐的政治杂音在开明的政治景象出现之前就悄然而逝了，历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记忆时段。天圣五年（1027），也就是林逋死的头一年，一位被从体制内驱逐出来的政治能量分子赵元佐死了。他死的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同样，他的政治诉求也如长江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浪，无人注意。他是皇帝嫡派，纯粹的体制内，只因为楚王赵廷美受迫害一案鸣不平而被废为庶人。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当初大有希望继承帝位。但他没为权力而沉默，在叔叔赵廷美遭到父亲赵光义迫害时，别人一片哑然，唯有他敢站出来喊冤。赵廷美被谪迁房州并死在那里，以致于赵元佐因正义难伸而积郁成疾。后又因礼节上的不满，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宫殿，结果被废为庶人，远迁到均州安置。多亏宋琪等百余名高官上书保奏，才得以回京。真宗继位后，给他办了一个“不完全平反”－－封为楚王（原为卫王）又陆续给了天策上将军、兴元牧等虚衔，但终未对他所抗议的赵廷美冤案置一词。

　　一场抗议以一个人失去获得最高权力的机会而告终。

　　一个正直的体制内的人因承担正义而被逐出体制。

　　一个人的死，因另一场造势而变得无所谓！

蔡根

　　割江而治的明代破产版
　　
　　在林逋死后近四百年，历史上又出一位杰出文人，他叫方孝孺。他几乎就是明代版的陈抟，只不过捍卫正统的方式不同而已！

　　方孝孺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因为博学有才，得以从“有问题”的子女被“召为翰林待讲，迁侍讲学士，更定官制后改文学博士”。方博士还是位历史学家（或称当代史学家），总裁《太祖实录》即负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伟人传记”编定工作。按现行的官阶（官价）来论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专家，或许更高一些。因为他是新皇帝（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的老师，皇帝的家乱确实给身为高官的他带来许多难题。其他高官何尝不如此呢？多少人为拥立的押宝，丢了身家牲命；又有多少人“一言获幸”而鸡犬升天。游戏规则很简单，但程序却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训，既便比较混蛋的君主也讲“一言丧邦”，让参与废立或有此心的投机者们慎重。而聪明且霸道的君主则说：“这本来是我们家里的事，你搅和什么？”－－朱棣对方孝孺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单取一个镜头即死不写诏的细节，显然能把方氏神化为英雄。其实他不过较早地投资（机）到了新皇帝那里去了，在不可预见因素（燕王夺位）干扰下无法转化投资风险。很显然，在当初，投资于建文帝既正统又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很少。

　　在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利益冲突中，方孝孺毫不动摇地站在正统一边。他与黄子澄、齐泰一起，是建文帝的智囊团，不同的是黄齐二人以削藩导致内乱，而方则一力主战。从建文元年（1399）秋七月朱棣发动叛乱到建文三年（1041）夏四月，经过三年的交战，北方取得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建文帝有意和解，接到朱棣请求南方撤兵的信件，便派薛岩去面谈。薛岩回来后，方孝孺先于皇帝探听了北方的实情，但又不相信，还是决计主战。在与皇帝见面的三人会谈中，建文帝有所反省：“如果薛岩说的是真的，那么理亏在朝廷，齐泰与黄子澄可是误我了。”

　　至此，方仍坚持已见，反而诬陷薛岩，说：“他是在为燕王游说。”

　　然而，方内心知道薛说的是实话，遂准备消解北方实力的办法，使用离奸计来制造朱棣的父子不和。

　　方孝孺门人林嘉猷曾居住在北平燕王府邸中，知道朱高煦、朱高燧对世子朱高炽不太恭敬，宦官黄俨向来奸险，正委曲奉侍朱高燧。朱高燧与世子朱高炽共同守卫北平，朱高煦随燕王在军中，时时在燕王跟前中伤世子。而此时南军出师河北，久而无功，德州粮道断绝。方孝孺便对建文帝说：“兵家贵用反间之计，燕王父子兄弟可以用计离间。如果世子朱高识真被燕王怀疑，燕王必定北归，燕王北还，我们的粮道就可畅通，北伐之事就可成功。”建文帝认为此计很好，立即命方孝孺草拟书信，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到北平把书信交给世子，令其归顺朝廷，并许诺世子作燕王。世子得到书信，没有拆开，就遣人将书信连同张安一起送到燕王军营。当书信送到北平时，宦官黄俨就已先遣人飞报燕王说：“世子将反。”燕王怀疑此事，询问朱高煦。朱高煦说：“世子本来就与太孙亲善。”朱高煦话未说完，世子派遣的使者带了书信及张安来到，燕王拆开来看，急忙说：“唉呀，几乎误杀了吾子！”于是将张安囚禁。

　　北方军队再次发动攻势，攻克了临近南京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进抵长江北岸，朝廷六卿大臣为了自保，都请求出外守城，整个南京一派空虚。建文帝不得己，下了罪己诏，并在诏中要求天下兵马勤王，方孝孺此时再出奇计，让建文帝致书朱棣提出割江而治的政治解决方案。表面上看来是行缓兵之计，实质上是已经无奈北兵。他的一句话，就见了底牌：“长江天堑，北兵不惯舟楫，若与北兵在长江上决战，胜败未可知。”

　　好一个“未可知”，显然没了原先的坚定。战争到了成败不知的情形，方也不可能再向薛岩道歉了。

　　建文帝派自己的堂姑妈也就是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过江求和。两人相见自然是悲叙一番亲情，燕王擦去眼泪后，拒绝了割江而治的土地换和平方案，他说：“连父亲分给我地都保不住，我还怎敢奢望割江而治，显然是奸臣的图谋！”

　　建文帝得到回复，大为惊恐，问方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口大话：“长江天险可抵百万兵马。江北船只已派人全部烧毁，燕兵岂能飞渡！”

　　大话归大话，不细论之，只看“未知胜败”的底牌到目下“岂能飞渡”的妄言，就一下子印证了宋濂的《大言》、刘基的《越巫》的寓言即预言了！

　　到被捕时，也就是建文帝逊国后，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提出和解条件了。为了保住那点迂腐文人的最后自尊，他只有选择不合作，做最后一搏。

　　不幸的是，因他的迂腐又有八百七十三人搭上了性命。

　　方孝孺少年有才，长大后从名儒宋濂学习，在学者圈里被称为“小韩子”，比喻有韩非之风骨。韩非是大学问家，也是大权谋家（虽身死冤狱），有名篇叫《说难》，主研向君主进言的学问。从对对象的心理揣摩与个人好厌的研究，再到行文方式，详究细推，用心良苦。方先生似乎又重演了韩非的历史悲剧！

　　方孝孺不可能突然转归到朱棣派系中去，因为他是“有问题”子女，得以晋升显位，能不报建文皇帝的恩情吗？他父亲方克勤是位非常有才干的农垦专家，也是学者型官员，曾任济宁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但是由涉牵到带有政治性质的渎罪案中而被杀，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编造虚假统计报表”而引起的。明制，各布政司与府州县吏每年至户部核对钱粮军需诸事，数目相等后方准了案，否则驳回重新填造。为了避免来回往返，地方官员多携加盖印信的空白文册（即报表）以备就地重填。朱元璋知道后（1382年，洪武十五年；按洪武九年即1376年改中书省为布政司计，造假表之例已有六年），大为恼怒，怀疑此中有贪污行为，诏令“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官杖百戌边”。

　　只是因为皇帝怀疑便杀了一批人，因此可称为“政治性案件”。但事后没有平反，以常理推断：方克勤不见得有贪污行为，有宁海人郑士利敢冒天威上书为方克勤讼冤，亦遭杖戌。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何不替父辩冤？让外人不解，此案后十年（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入幕，“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朱棣起初听了他的重要谋士道衍和尚的私下密请：希望平定南方后别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就会断了种子。

　　等到方孝孺真地被俘了，朱方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段有趣并最终导致冲突的对话。

　　朱想草拟即位诏书，都推荐方孝孺，朱便召方出狱。方穿着孝衣入见，痛哭之声响彻殿廷。

　　朱说：“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说：“成王在那里？”
　　朱说：“他自己烧死了。”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朱说：“国赖长君。”
　　方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

　　朱走下坐榻，对他说：“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于劳苦。”左右侍从拿来纸笔，朱说：“草拟即位诏书以告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大写数字。掷笔于地，边哭连骂道：“死就死，诏书不可草拟。”朱大声说：“难道你不顾及你的九族吗？”

　　方说：“就是十族，你能把我怎么样？”声音更加严厉，朱大怒，令左右用刀将其嘴向两旁割到耳朵，又投入监狱囚禁。大捕其朋友、门生，全部杀戮，然后将方押到聚宝门外裂尸处死。时年四十六。受其牵连而死的八百七十三人。

蔡根

　　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
　　
　　在方孝孺死后（1402年）二百年，（江）浙一带又出了两位大才子黄宗羲【注15】与顾炎武【注16】。黄为浙江余姚人，顾为江苏昆山人。黄亦“有问题”子女，其父黄尊素为明末著名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集团杀害。黄先生经历家仇国难，似有省悟，提出了“君为天下之大害”的骇世之论（语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何以论此？因为创业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创一人之产业；得天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说是自己产业的利息……

　　虽然黄氏的理论很有震撼力并成为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维新人士曾节抄散布《明夷待访录》；辛亥革命先驱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与黄一样反对贱视工商），但其理论根本不过是限制君权辅以贤相，往最好处想也难以到英国式君主立宪那里去！顾炎武虽非体制内人士，但也是抱守旧制不放的传统知识分子，明亡抗清失败后，他以商贩身份逃难，还“春谒长陵秋孝陵”。其思想也不出黄氏之右。从方孝孺到黄顾，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只前进了这么蜗牛式的一小步。这就蜗牛式的一小步，还弥足珍贵！从1402年方式之死至1695年黄氏之亡，293年间，中国大陆送终了一个明王朝、接生了一个清王朝，而制度实质没变。

　　这期间西方世界也有为“理”而死的铮铮文人，也有挑战性的理论出现，或两者相伴：1401年一位德国主教、科学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库萨（Cusa）打破托密勒体系，说“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一百四十多年后，哥白尼的“日心说”（1543年）问世：此后的五年布鲁诺诞生于意大利，在他一生的五十六年间（至1599年被处火刑），屡遭迫害，但最终它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无限论……

　　当华夏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密切注视着皇家权力分配以便投机获利之时，当经历世变之痛再沉溺于“治世”的学问时，西方的同行们已有人抬头向天看了，不再向权力寻求真理！

　　到晚清，陈抟主义或说方孝孺主义又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仍然是向权力寻求真理。这种向权力寻求真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意义，并且也可以从哲学与精神病学上定义为标准的“群众法西斯主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原来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义和拳（团）变成了合法团体。由于急于与外国开战，主战派有意识地把义和团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民间组织——《水浒传》的招安真地发生了。义和团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以体制外的力量来襄助体制内的权力构架。其中尤为不同于陈抟赞赵炅、方氏赞建义的是：义和团不支持光绪皇帝而支持实际掌权西太后。虽然形式上有别，实质还是希望从权力核心获得真！

　　义和团运动中，官方具有显著性分析意义的个人莫过于慈禧、载漪、袁世凯。其时光绪帝虽然也能参政，但其权重之轻，几不足道。另外，诸如许景澄、立山、刚毅之辈，有不少重要活动要言论，之于以上三人不过陪衬而已。

　　据胡寄尘所编《清季野史》＜庚子国变记＞文称：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联名上书，至数千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嘉，乃言诸太后，为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由此可见义和团在当时的合法化，首先来自于官方个人利益的倾向，慈禧因为英国人理庇护过她的政敌康有为，对洋人产生了恶感；载漪为了使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人而利用慈禧的个人好恶；最高决策者及核心的人物的倾向性更使政府高层攀附之风渐起，“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官方也形成明晰的“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对立的一方，吏部侍郎许景澄认为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会危及宗社和生灵；大常寺卿袁昶除了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还认为“杀使臣悖公法”；太常寺少卿张亨嘉甚至提出剿灭义和团的建议，凡此等等。

　　尽管如此，朝廷在给运动的定名上还没能达与一致的意见，也尽管慈禧多次利用个人权威来确定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政策，其间光绪帝为了国家命运出来反对，“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如启衅必足以亡国。”

　　在1900年五、六月间，朝廷三次召开御前会议。第一次，“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清了如上所言的派系，光绪帝一反常态地站出来说话，并成为坚定的“反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方面，想取得多数（包括慈禧本人），拉拢慈禧喜欢的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立山，结果失败，立山认为“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奏效”，以致于载漪大骂立山为汉奸；第三次几近闹剧，慈禧拍桌子骂大学士王文韶，实指光绪，许景澄与光绪帝伤心而泣，最后以慈禧的个人权威为指向而成为定策：

　　暨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币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

　　清王朝对义和拳由剿变抚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复杂性，也使义和团认识到了利用政府的必要性，由原来的“焚铁路、毁电线”及杀二毛子（藏洋书洋图者）的简单暴力变成追随朝廷中的利于自己的“革命”派的意图：

　　义和团既籍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义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官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及李鸿章也。

　　1900年6月21日（应是第三次御前会议结束时），慈禧太后对内宣布与列强开战，并谕令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由此，义和拳在1900年1月得以承认的基础上，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指望以这种运动来重振国威实力妄想。对于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个人来说，无论她的品质还是政治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以保住个人地位的企图，来利用义和团，不仅仅是“妇人之见”，而且非常反动，但这种反动，竟然也可以涂上（大多是后人的官方史论）“革命”的色彩，其谬误可悲、可叹！因为晚清王朝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契机，尚存一线改变积弱局势的希望，然而那场改革被扼杀了。

　　慈禧开战决策的结局是“西狩”。这算个给执国柄者仓皇出逃的一个文雅的称法。她最终还是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寿终正寝，可力求在混乱中获利的载漪却没能当上太上皇。在《清季野史》所录＜拳变余闻＞记曰：“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为斩监侯，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

　　载漪当替罪羊实不足惜，因为他在作一笔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况且历朝历代在社会运动之后，总要引发内部政治清洗呢？而其清洗总会拿出几个替罪羊来搪塞社会，应付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并不为其父的政治投资的失败所动容，而对自己的进退泰然处之：“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戌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闲居京师。”

　　随着一幕政治短剧的结束，大阿个哥成了无所谓的道具。与之相对应，晚清王朝政坛上却升起了一颗“新星”。袁世凯早在戊戌变法中，心怀两端及最后出卖康梁的表演中就已大发政治之利市，但真正积累下日后成为“大总统”乃至“洪宪帝”资本的投资却是在玩义和团这张牌上。

　　袁在山东主政时（1899年12月6日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坚定地执行“剿团保教”政策。这时的政治操作虽也艰辛不少，但已经不再是方法论的问题了，比之于在戊戌时的如履薄冰之情状，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保住近乎割据的山东并籍此图谋一日荣登至尊，袁的策略确有独到之处：一是，在压抑义和团的同时，举办团练。此策一方面替代义和团，另一方面可在正规军之外拉起自己的武装预备队；二是，在保护洋人和教民安全的同时，驱除异己，把义和团的力量“请出”山东，“谕令其即日驰往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以伸国仇之忱，倘畏葸不前，仍复结党横行，抢掠滋事，即合乱民而非义和”。第三是，在参与“东南互保”而拒不执行朝廷合理化建议的同时，向西逃中的慈禧供奉银两、布匹、食物。一方面弥消慈禧对其拖延勤王的忿恨，另一方面在士大夫和洋人心中树立才堪应变的形象。

　　与永远圈禁和发配新疆的载漪相比，此时的袁世凯是大赢家。1900年11月李鸿章病逝，袁世凯被授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接受北洋大臣之印后仅二十一天，慈禧因袁“卓著勋劳”，加其太子少保衔。

　　涉及袁世凯的崛起，就不能不提及到另一个身份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就是被义和团称为“二虎”之一的奕劻。虽然，奕劻与袁一样仇视义和团，但他被义和团视为仇敌的原因却在于他的职位“时充总理衙门大臣”。义和团的甄别教条从“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到如何对待交涉洋务之人，是通用的。弈劻的命运当然不能与“革命”的载漪和刚毅可比，而又绝无法与袁世凯相论，倒是慈禧太后鉴于他在以往的孝顺和忠心，并不计较他曾有过“反革命”言行，在她仓皇西狩之时，命其与李鸿章全权与洋人议和。

　　如果使用对立分辨的方法，奕劻必然黑白分明了。但恰是简单判定的无法适用，才使他后来将国柄沽售给袁世凯的行为得到合理详解。

　　他也慈禧一起反戊戌变法，却在义和团的巢抚问题上又与其一直效忠的主人意见不一；他瞧不起政治暴发户袁世凯，却在袁的贿赂下，弄到后来，庆王遇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

　　奕劻作为决策高层人物有着他的“政治理性”，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大清王朝命运的前景，他才在袁世凯逼宫之时帮助袁恫吓全无主见的隆裕太后，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妇人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

　　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奕劻的举动未必符合其政治标准乃至贵族的良知，但从社会运动中的官方个人对策之角度来说，那未必不是个明智之举。至少来说，他携眷到天津之后得以安度余生，而远比那位“永远圈禁”的载漪的个人际遇以及那位“开棺戮尸”的刚毅的政治命运要强。兴许只有后来被淡出政局的那位大阿哥溥俊的潇洒，才可与他相比，不过前者仅是一个道具罢了。

蔡根

　　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
　　
　　设置道德规则，就要通过对道德典型的人或事件进行夸张。其实，这也是为道德目标而进行“改写”的一种表现，其结果是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因为鼓励人们把合法所得无偿地捐送出去，毕竟不具备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过分强调集体观念，必然限制个体创造的积极性，因经济效绩不良而使集体失败。儒家思想不得以重视利的时候，利也没有荣神益人的观念，只是为了小民能生活，国家减少经济负担。用现代经济学术话来说，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够了。这种得以维持的简单再生产，被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与个人生活的双赢模式。《论语·尧曰》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儒家对于从事具体的生产劳动视为“鄙事”即下等人的生活方式，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视“劳动为人的尊严的表现”之价值观格格不入。儒家把百工技艺视为小道，只有伦理道德才是大道。程朱理学虽对小道有了一定的重视，但又是把它列为求大道的一小部分。

　　由于不重视财富的增值，对存量的关注则成为必然，“均贫富”即对结果的平均化分配便有了伦理性基础。过分重视对已有存量争夺，使团体（特别是家庭）内部创新力衰退。之于整个社会，一旦财富分配形成道义上的非均衡状况，就必然产生社会冲突。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农民起义不断的根源，而起义的伦理性根源则是均贫富。显然，当均贫富的道义性伦理掌握在“暴民”一方的时候，政府一方持有再大的暴力资源如军队，那么显然也就处在了伦理弱势一方。均贫富作为一种治术，让统治阶层时常感到有“走钢丝”的感觉。董仲舒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古代的任何政府都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积极努力的道德目标，虽然总是事与愿违，但总得设法在此伦理目标下设置道德规则。百犬同槽的宋代神话仍是儒家义利观的一个表现。儒家关于利的思想是矛盾的，比如“罕言利”与“民之所利”的冲突。一般来讲，上层社会不讲利，而下层社会则可以因利而活命。但归根结底，孔子把谋利视为不安天命的表现。他的弟子子贡从商谋利受到了他的批评，他说：“只有颜回差不多，可又经常穷得当当响。子贡呢，不相信命运二字，大做生意，却屡屡赢利。”

　　儒家原旨道德的理想化与现实化道德失范的冲突，不是没人认真研究过。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一书中，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可称为“王符悖论”。

　　王符是东汉末年人，目睹东汉社会治德沦丧、治能低下，他决心终身不仕，隐居著书，试图发现拯救社会的良方。时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他的研究切中时弊又目光远大，涉列问题广泛又疏密有致。在《潜夫论》卷二《本政（第九）》中，他指出：

　　自成帝以来，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讫令尉，大小之官，且十万人，皆自汉所谓贤明忠正贵宠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思事君之礼，义勇奋发，欲诛莽。功虽不成，志节可纪。夫十万之计，其能奉报恩，二人而已。由此观这，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百犬同槽神话之前的一千五百年，还发生了二疏分金的故事。

　　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同为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73至公元前49年在位）的宫廷重臣，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二人见到太子已经自己能够读懂《论语》、《孝经》，就向皇帝申请回乡养老（公元前63年）。皇帝答应所请，与太子共给了叔侄二人七十两黄金。二疏回到家乡后，就用受赐的黄金换成现钱，每天宴请同族的人们，还有亲朋故旧。有人劝疏广，用这些黄金为子孙后代置办一些产业，他说：“我不是不心挂子孙。不过，我家本来有田产、房屋，只要子孙努力耕作，是能够供自己吃穿用度，与普通人一样过平常日子。如果现在再给他们添办产业，有了盈余，子孙就会懒惰。再说，他们当中的贤能者，会因增加了财富而丧失了志气；那些愚蠢的，得了额外财产会更多地犯错误。我这些年来钻研学问、供职朝廷，没有机会来教化子孙，现在也不想因他们的过错为自己招致社会的怨恨。这些黄金是皇上给我养老的，我有自由支配的权力，用来宴请同宗、故旧是我的心愿。”

　　二疏散金的道理，由疏广明白地表述出来：一是财产增值没什么意义；二是财产会给人带来不长志气的坏处。整个故事给社会的道德化影响之后的负面结果是：一，家族积累的伦理合法性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社会中变小，权力资源层而还是希望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认识不到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视财富为社会健康发展（存续）的反动因素。

　　儒家在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以前，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罕言利”的个人品质原则多少还有道德依托。但是，当它与政治权力结合即每个儒者成为官员、把智力资源出售给国家时，“罕言利”不但没有了道德依托，反而成了道德伪善的遁词。

　　“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里当官、为了吃穿”－－这一系列的俗语，不管它们产生的先后，实质上已表明了个人以智力资源与国家的交易的愿望，并预期了未来的利润。

　　当然，我们不能贬低那些道德品质优秀的个人以义为主的行节，但就整个儒家资源体系来说：从它与政治权力结合的那天，就是放弃理想主义、进入现实主义的那一刻；从一个儒者开始潜心诗书、图谋功名的那一刻开始，一项个人投资计划就开始了。

　　虽然道德性表现仍是官方与个人双方达成合作的绝对重要条，但是趋利却成了以后合作中的主要方向。国家一方要求官僚从业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出，个人则尽可能地把已投放的人力资本贴现。只要不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基本上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即廉吏或循吏。

　　当整个官僚体系力图将未来的收益折现时，那么它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诚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对财产存量重新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至现存秩序被打破，为下一个秩序的出现作准备。

　　实质上，王符并没理解官位的经济交易性，所以才产生衰世时官位高反不尽责的悖论。在投资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希望从一支股价不断下跌的股票中保全最大的利益，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中国儒家所提供的价值信条不过是交易与投资中的界面语言而已，当王朝政治给“十万之计”的政治投资者带来能预见的风险时，多数人规避风险的行为是理智的。

　　“崩盘逃逸”不只发生在王符所痛斥的西汉末年，他生活的东汉末年也发生了。此后，最具戏剧性的则发生在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随着历史的推近，越是近晚，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南宋恭帝初年（1275年，离南宋彻底灭亡还有四年），蒙古兵降逼近首都临安，首都宣布戒严。这次危机，全面证实了程朱理学的教化的负贡献率。

　　同知枢院事（国家军事主官之一）曾子渊等数十人弃职逃跑。他的下级文及翁等人本来想承担主官逃跑的责任，但判断情况十分紧急，强行突破自方的戒严线，也逃跑了。实际掌权的太皇太后不得已，贴出一篇连哀求带责骂的榜文，大体说：宋室三百年，对士大夫不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一句挽救国家的话都不说。里边的官员背叛职守逃跑，外面的抛印弃城自求活命。平时你们读的圣贤书，都哪里去了？死后你们怎么见已故的皇帝。

　　他的榜文说得很直率，但仍没禁住官员的逃遁。

　　明朝将亡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王符悖论”和“崩盘逃逸”。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明朝灭亡），军队开支紧张，皇帝求功臣皇帝、太监们捐钱助军饷，想让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带头。周奎勉强交了一万两。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对周奎进行拷问，逼他交出五十二万两现钱和价值几十万的珍宝。不仅周奎如此，还有不少情况和他类似的人。只是这场“戏剧”比南宋末的更有意思。南宋末是官僚逃跑，明末变成了贵戚离心。

　　礼义廉耻早已成了社会所不齿的空头支票，诚实的缺失惩罚了统治集团，也让他们所牧的羊－－老百姓陷入灾难。

　　政治不讲诚实，意味着社会的崩盘与大众的灾难。不用说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繁荣有序的社会，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毫无疑问，儒家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行为上的市侩主义是中国社会诚实缺失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屡次重复昨天的灾难的原因。

蔡根

【注1】焉用稼：孔子回答学生樊迟学习农业的观点：“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任，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焉用稼？”
　　

【注2】《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注3】王建蜀即王建（公元847－918年）之前蜀建立者，初为无赖，号王八，因抢劫入狱，后为军卒有功，擅权谋，至封蜀王。朱温代唐后，王建遂行刘备故事，自号为蜀，称帝于成都（907）。
　　

【注4】曹在《让县自明本志全》中写道：昔乐毅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泣……胡亥之杀蒙恬，恬曰：“自言先人及至子孙，积位于秦二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辱先人之教以忘“尧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注5】《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中叙道：吴学究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三才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来拈须为号，兄长便可协力。”
　　

【注6】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秋天，黄巢在进攻广州前曾上表求任广州节度使就此放弃反叛，朝廷不批准，逐攻陷广州。如此看来，《水浒传》宋江求招安的事例是有史可依的。
　　

【注7】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宋江《西江月》全词：“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全诗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注8】很象《水浒传》中晁盖或史进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小说中晁盖的村子叫东溪村，与方腊的县名相近。
　　

【注9】《水浒传》中所叙矮脚虎王英想占有被俘的清风寨知寨夫人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注10】《水浒传》中所叙李逵以耳朵数计杀人数，也当有真实情况为依据。
　　

【注11】和亲：西汉初年对匈奴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西汉建立初期，匈奴常犯边境，刘邦曾亲自率兵迎击，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七天。突围后，西汉政府深感实力不足，便采纳娄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即把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维持友好关系。每年还要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礼物，并与匈奴进行贸易。汉初七八十年间，一直采用这种政策。
　　

【注12】张骞（？－公元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初任郎，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一说为二年）应募出使大月氏，相约共击匈奴。元朔三年（前126）方归汉。元朔六年任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因熟悉水草处，使军得不乏，封博望侯。
　　

【注13】江统（？－310年）西晋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字应元。元康九年（299），作《徙戎论》，提出交氐、等族迁离关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迁未采纳，历成都、东海二王属官，甚被信用。永嘉中避难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病卒。
　　

【注14】刘渊（约251－310）十六国时汉国创建者。公元304－310年在位。匈奴族。其父以祖先曾娶齐邦宗女，并与邦约为兄弟为由，取汉姓为刘。西晋初，父刘豹卒，代为匈奴左部帅。遂广结胡汉俊杰，权力地位渐高。八王之乱起，遂谋取成都王司马颖欢心，被迁拜至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获准回左国城招集部众。
　　

【注15】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坚持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募兵成立“世忠营”，武装抗清。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斥责以君为臣纲的程朱理学是“不通大义”的“小儒”。受王守仁心学影响，认为天和人都是“即气即心，即气即理”以为王守仁讲知行合一，是强调“力行”，即把“良知”之“天理”贯彻于事事物物。
　　

【注16】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明亡，参加昆山、嘉定等处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搜集所至之处地理风俗，并联络同道，以图复明。晚年卜居华阴。学问渊博，对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等都有研究，晚年治经则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亭林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