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4）

蔡根

     诸葛亮军事才能有限，但却不允许任何人提意见，由打击廖立一案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好为梁父吟所形成深层意识的一种反射。

　　廖立是刘备担任荆州牧时的私人助理，颇有才干，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长沙太守。刘备入蜀后，诸葛亮镇守荆州，孙权派人见诸葛亮，问他刘备手下有谁可以承辅佐之任－－是丞相的人选。诸葛亮回答说：“庞统、廖立，楚地的良才，有担当此任的器干。”

　　廖立的军事才能很一般，吕蒙袭击南三郡时，他侥幸独身脱逃，去找刘备。由于是旧义，刘备也不深怪，安排了他巴郡太守的职务。刘备称汉中王时，又让廖立当上了侍中（皇　　帝的专职顾问）。到了刘禅继位时，就任命他为长水校尉（相当于西北军区司令）。廖立的文才与治理策论确实非常出色。他认为可以当诸葛亮的副手即副丞相，但实际上他的地位还在李严以下呢。（李严是受遗诏与诸葛亮共辅刘禅的重臣，后亦因指责诸葛亮督军不利而被贬斥）。

　　如此，发牢骚或找机会发表自己高见就不可避免。有一次，他对丞想府的李邵、蒋琬说：“大军应当远征，你们这些要员好好研究这样的战略面署，从前先帝不取汉中，却与吴国争南三郡，结果南三郡归了吴，白白浪费了军力，什么也没得着。失去了汉中，导致魏军进入巴地，快丢了一州之地。后来，再攻汉中，关羽丢了性命。都因关羽凶勇好名，又无约束军队的方法，任性指挥，所以几次丧师失利。”批评完刘备的政策后，又抨击了关羽，紧接着对那些在职的要员又一通猛批，说他们无能，“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李蒋二人没来得及细析廖论的合理性，就报告了诸葛亮。诸葛亮大怒，说他：“依仗先朝的尊贵资格，妄自尊大，评论人物，公开说国家不任贤达而任用无能之人，并且胆敢诽谤先帝。此类的恶行不可胜数！一头有害的羊尚能乱群，何况
廖立又居于重要职位呢！那么，中人以下的愚人听了他的煽动，就辩不清真伪了。”

　　于是，经过请示刘禅，把廖立削官，流放到汶山（今四川茂汶县）。后来姜维率军经过汶山，到廖立的住所去看他，见他“意气不衰”，而且还坚持原来的论点。蜀国当政者们决心终身不放还他了，只让他老婆孩子返回成都。

　　诸葛亮死后，廖立听到消息，失声痛哭，他说：“恐怕我这一辈子，都要当平民了。”另一位被贬的官员李平更为伤心，听了廖立的话突发心脏病死了。李平一直希望诸葛亮会重新启用自己，而诸葛亮这一死，他永远没机会了。新的当权者面临错综复杂的国事，谁会有闲心过问他的冤案呢！

　　《诸葛亮传》称他“好为《梁父吟》”。

　　《梁父吟》的原意是为被晏子除掉的三力士鸣不平，被引伸为武人不如文人，或曰：武人最后终被文人所害，云云。细磨详勘，不难发现：诸葛亮好吟此诗的内心实质是轻视武人而欲效晏子。这与自比管仲、乐毅相一致。管子为文人，自然是诸葛亮向往的对象；而乐毅为名将，为杰出武人，智力非凡，并非一般的粗莽之士。

　　诸葛亮打击廖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种深刻的逻辑思维。

　　《梁父吟》全诗为：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圯。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其中“三桃杀三士”，指得是晏子计除武人的故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是齐景公手下的三个勇士。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坐着说话，齐相晏婴走过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站起来行礼。晏婴进去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下的勇士，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幼之礼，内能除暴，外能抗敌。现在主公手下的三个勇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幼之礼，内不能除暴，外不能抗敌。这是国家祸乱的根源啊！我看该把他们除掉。”齐景公说：“这三个人，既没有人抓得住，也没人杀得了。”晏说：“主公可以派人送两个桃子给他们，就说：给最勇敢的两个人。”

　　公孙接一见使者送来两颗桃子，立刻仰天长叹道：“晏婴是个智者，一定是他出的主意，让主公叫我们三人争功火并。我虽然能看破他的阴谋，但如果不敢接受桃子，也算不上勇士了。”于是他对田开疆和古冶子说：“三个人两颗桃，只好各摆功劳了。我陪主公出去打猎，第一次杀死一头野猪，第二次杀死一头老虎。我大概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拿了一颗桃子。田开疆说：“我率领军队两次打败进攻齐国的敌人。我大概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吧？”于是他也拿了一颗桃子。古冶子不紧不慢地说：“我曾经为主公驾着马车渡河，一头巨鼋咬住了左边那匹马，把马车拖向河心。我不会游泳，只好猛吸一口气跳下马车，在河底走了一百步，终于把巨鼋杀死，救主公脱了险。难道我不比二位更有资格吃一颗桃子吗？”说着站起来拔出剑。公孙接说：“我的勇敢不如你，功劳也不如你。我居功恃勇，毫不谦让地拿了一颗桃子，是贪功的小人。但我不是懦夫，敢作敢当。”说完交出桃子，拔出剑自杀了。田开疆也一声不响地交出桃子，拔剑自杀。古冶子看着两具尸体和两颗桃子说：“我们三人本来亲如兄弟，现在为了争这两颗桃子，你们两人都被我逼得自杀了。我如果独活，是不仁；我自吹自擂而羞辱勇士，是不义；悔恨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肯死，就是不勇。”他把两颗桃子放在两具尸身上，也举剑自杀。使者回宫向齐景公报告：“三个人都死了！”齐景公下令为他们厚葬。

　　历史名人重复诸葛亮大话政治的人，在诸葛亮之后当以北宋名相范仲淹为最。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他成为永久的历史“正面形像”之一。

　　殊不知，范氏为自己的集团利益多有回护，引发了超越政治分歧进而成为人格攻讦的无聊争斗。从此以后，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之败还是南宋的秦岳之争都带上了明显的个人报复性质。从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斗再无东汉的风节而成为一场场个人恩怨的报复与反报复。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405年，春正月），进奏院举行祭神活动，苏舜钦等人把祭神活动剩下的废纸变卖了，收入的钱用于吃喝。这种吃喝，包括在酒席上招乐妓（相当与现在的泡小姐）。卖废纸凑酒钱已经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卖得钱多时可以吃喝好几天。苏舜钦这次就如此。

　　范仲淹的政治对手王拱宸（御史中丞）抓住这个细节开始对他进行反攻，向皇帝报告苏舜钦等人用公款大吃大喝。案子的结果自然不利于范仲淹一派，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竟导致了内阁被废－－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职务？其中的人脉关系是：杜范二人为政治同盟，而苏是杜的女婿且是范仲淹推荐的。

　　在苏舜钦等人狂吃滥喝的宴会上，前宰相王曙的儿子王益柔，年少才高，趁酒劲作了一首名为《傲歌》的诗。诗中寓意狂放，被诬指为有诽谤之意。王拱宸想以此要王益柔的命，多亏韩琦向皇帝进言，王益柔才免于一死。韩琦说：“年轻人一时狂语，有情可原。现在西北战事紧张，攻击王益柔的人置此于不顾，说明心术不正。”

　　王益柔的父亲王曙曾经推荐过欧阳修等人升官，而欧阳修与范仲淹无论政治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至密（－－后来欧阳修为范仲淹的被罢鸣不平，结果被降级外放），王益柔仍同苏舜钦一样是经范仲淹举荐才得到重要职务的。

　　一场无关紧要的官风问题演化成了一场政治风波。王拱宸在处理完此案后，竟然高兴地说：“这回算一网打尽了！”

　　一句话，不但暴露出王的个人品质，同时也是对手的一面镜子！

　　具有讽刺是，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裁态冗员，而冗员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恩荫（任子）政策。所谓恩荫就是官僚的子孙可以因父、祖的地位不经科举途径就能入仕，乃至亲属、门客、学生都可受恩荫。这是宋朝政治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宋真宗时代，有一名叫王旦的宰相，素有清德之名，一次被荫补即授官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十数人。真宗时代的户部侍朗（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就曾指出冗官的弊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到范仲淹时代问题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而，给他惹了大祸的苏舜钦就是荫补的受益人之一，史称他“少以父荫补官”。范仲淹的第三子范纯礼（1031－1106）也是以父荫入仕的，而且一入仕的起点就比较高，作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等职务。宋代的荫补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水浒传》中宋江一直念念不忘封妻荫子是很真实的诉求【注3】。

蔡根

【注1】刘基（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元末中进士，后弃官。著有《郁离子》，批判元朝暴政。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南京，辅佐朱元璋。明立，封诚意伯。《卖柑者言》为寓言之作，收录其文集《诚意伯刘文成公集》。
　　

【注2】街亭之役：三国蜀汉建兴六年（228），诸葛亮攻魏，扬言由斜谷道攻郿（今陕西县东北），使镇东将军赵云等为疑兵，进据箕谷（今陕西褒城西北），自率大军从西路扑向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魏明帝遣右将军张郃帅兵马步骑五万拒亮，而亲至长安督战。马谡好论军事，亮用为参军，使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张家川西北）。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裨将军王平屡谏不听。郃绝其汲道，遂大破之。时赵云等亦败于箕谷，亮进无所据，乃退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注3】杨志的态度比宋江更典型，他在这送花石纲犯的渎职罪获免后，去走高俅的门路。被高赶出后，他还不忘封妻荫子。《水浒传》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描写道：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了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注4】慕容垂（公元326－396年）十六国时后燕创建者。公元384－396年在位。建熙十年（369），大败桓温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太傅慕容评深忌其功名，与太后可足浑氏共谋诛之，遂投前秦苻坚。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助坚灭前燕，进封泉州侯。淝水之战后，起兵反秦，称燕王，建元燕元，史称后燕。
　　

【注5】此时樊怕自己的军人与王莽队伍分不清，将眉毛涂红，供自己人辩认，始称自号为“赤眉军”。
　　

【注6】除此五人外，桓帝再征魏桓，魏亦推辞。初，其乡人劝行，魏问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注7】《水浒传》中杨志求官，多少也是一个证明。
　　

【注8】相传：帝尧唐陶氏五载，南夷有越裳氏，重译来朝，献神龟，盖千岁，方三尺余，背有科斗文，记开辟以来；尧命录之，谓之龟历。
　　

【注9】北宋亡国后，曾有匿名诗人作诗讽刺该工程，诗曰：“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注1】天圣七年，特意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选平民中被举荐者。
　　

【注2】《六韬》是古代兵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但从其内容所涉兵车作战与铁武器使用上来看，应为战国时代人托吕望之名而作，宋朝元丰年间何去非排定《武经七书》版本，《六韬》也最后定型。《六韬》影响很大，十六世纪就有人将其译成外文，日本当时有各种译本、注本、评本计四十余种。

蔡根

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
　　
　　构造权力、确定秩序是所有开创一番事业的精英们的必须面对的课题，处理不好，精英就会跌成垃圾股票，一钱不值，还会成为别人累赘。王伦构造得不错，在晁盖出现之前，他就已经自成一局。王伦时代的梁山内部权力结构分明，对外也很有威慑力，没劫生辰纲之前的阮氏三兄弟虽然很英勇，但终也是惧怕梁山贼人，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打渔范围。

　　王伦有他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善于更广泛地与人合作。当晁盖、公孙胜、吴用、刘唐并阮氏三兄弟来投后，他害怕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力图把潜在的合作者清除出去。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于晁盖一行来说，王伦成了不合作者。

　　怎么办？吴用看穿了格局：如果王伦明白，造就一个三方格局为最好－－以他王伦的地盘为第一投资，以林冲的武艺与声望（官方的旧头衔）为第二投资，以他这一方的财宝为第三投资；要不这么办，那么，王伦只有被清除，再无第三条路可选。

　　“合作有莫大益处”，应该是宋代的文化性共识。比较王伦与吴用，王伦显然是知识欠缺，而有准备地反对现行体制的吴用却可能对此格外留心。宋朝国家也不是没为合作付出过努力【注1】，只是没有多少人再愿为一个腐败的王朝卖命而已，况且嫉贤妒能的层层高官也不会给那些体制外的民间真才提供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呢。（王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排挤者）。宋朝将《六韬》【注2】列为《武经七书》系，是参加武举或尚武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学习书目。《六韬》开篇就是讲的合作主义精神。其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合作分利于他人，独占利益最后反而什么也得不到。

　　托名吕尚的作者把合作带来的好处，说得很形象：“水的源深，流就不止息，水不止息，鱼类就能存活，此自然之理；树的根子深，叶就旺盛，叶盛就能果成，也是自然之理；君子之间情投意合，就能亲密合作，合作无间，事业必有大成，这是效法自然的道理。”

　　王伦不懂这个道理，被同类清除是早晚的事儿。不是吴用来鼓动林冲，便另有一拔人来清除这个同类。

　　除了吴用之外，最懂得合作道理的当然是宋江。他对被俘或骗到山寨上的人一概施以大礼，殷切希望对方加以合作的格局。他的合作主义精神既宽容又广泛，终于结成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个强大的集团。为了能与朝廷合作，他则不惜托门于青楼，可见用心之深也矣。
　　
　　一个灵魂性人物很重要
　　
　　林冲单一防晁盖七人时，吴用到了喜不自胜的地步：“这个来相探，中俺计了。”（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晁盖梁山小奇泊＞）林冲合盘托出内心对王伦的看法：“此人只怕嫉贤妒能之心，但恐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关下安歇。”林冲虽未把欲杀王伦的心思说透，但聪明的吴用已全然知晓。所以在第二天去赴王伦的送别宴前，吴用告诉晁盖等人暗藏武器，以备厮杀。

　　一场政变，一场清除不合作者的血腥火并在后来者的虚情假意中开始了。晁盖、刘唐表面上去保护王伦，实际上是把他推到一个更易让林冲下手的位置。林冲揪住王伦，王伦的原格局的杜迁、宋万、朱贵也被三阮及公孙胜看住。第二方，直接消灭了第一方，于是，第三方占据了主流。杜宋朱三人都跪下叩头，称：“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不过，他们判断错了，林冲是不想做第一把手的！

　　重构的权力秩序在林冲的主导下进行着：晁、吴、公孙三人占了前三名，林在前三人的劝说即发出明确的合作意向后，坐了第四位；第三方的位置变换成了最强势的一方，原来第一方的杜宋朱三人只好自觉地排在末尾，认可在新头领与他们之间夹上几位强者。

　　杜宋朱三位是非常智的，在新的一方格局中，三人的利益完全能够得到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乎如此。中国历来的按资排辈的规则于此不复存了，这是一个新的制度格局，完全凭实力－－或德行或武艺来排位。一旦排定，大家尽可放心地去喝酒吃肉，因为兄弟们之间已经用义气作为无形的章程团结到一块。

　　这里是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

　　维持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就需要一个灵魂性人物。他就是吴用。在顺利救了宋江、戴宗之后，他自愿地把第二交椅让给了宋江（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吴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在晁盖死后，他引导众意，死死地把宋江放在第一位上。这并不是为自己的位置考虑，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晁盖作为一把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一个合作性的格局当成了个人独资企业。在临死的时候对宋江说：“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再明白地说：你宋江不能由第二位自然升到第一位！

　　宋江当然明白此话的含义。

　　在重造格局的关头，吴用再次发挥了灵魂作用，他策略性地否定了晁盖的路线，把宋江定在了实质性的领导地位：“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议。（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确实没什么武艺－－与林冲这类的武学专家比，他那两下子不过小儿科，但他有两项资本：一是在英雄们的圈子里以义闻名，第二他是晁盖吴用等人的救命恩人，“担着血海的干系”给几个人送了信。之于第二点，晁盖的遗言更没了道理。

　　宋江在卢俊义彻底上山后的新变局中，为了“忠义”二字，重申晁盖遗言，并依此力推卢俊义为第一把手。他实质上也充分认识到晁盖遗训的错误之处，只是不便说明，故此说了三件似是而非的理由。

　　在吴用的操纵下，武松、刘唐、鲁智深都反对宋江的谦让。宋江是个聪明人，出了一道各打一府的考题。宋江胜了，这是必然。
　　
　　善用鬼话不可或缺
　　
　　卢俊义打东昌，连输了两阵，还得宋江增援。原说的竞争为头儿的事儿，已成定局，但宋江是个善于合作的人，正如他在作小吏时尽可能地交往社会人物一样。

　　为了确定秩序的合法性，让权力结构造成为不容置疑的伦理，他得借助鬼话。

　　在拿下东昌府并收了没羽箭张清后，天上掉下了石碣。石碣从天上掉下来时，气象惊人：“是夜二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乾方天门。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唤作开天门又唤作开天眼。”（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挖出石碣，经人翻译，再刻到石碑上，一切拿定了。宋江遂以天文为据，对大家正式训令：“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天上掉石碣不过是对九天玄女授天书的一次确认而已，那时，九天玄女就叫他“宋星主”了（第四十二回＜还道林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了石碣刻成碑文，他还大吃一惊：“鄙猥小吏原来上应天魁。”云云，明显是在做假吗！

　　相对于晁盖，宋江确实高明多了。晁盖只说了一次七星入屋（见第十四＜赤发鬼醉卧灵官庙，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并且斗柄上一颗小星飞了。

　　那飞了的小星，显然是他命运的隐喻！

　　比之于晁盖，宋江有私下里的信仰，他对九天玄女许过愿，也未公开自己这次神秘的经历。所以，对未来他更有坚定的信心。晁盖则是无信仰者，任何偶然的神启对他来说都有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七星入屋的梦（－－或许是他的编造），他认可；而出发攻打曾头市时，风折军旗，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鬼话或谣言是对立双方的共用武器，但多是对强势一方的伤害大。在黄文炳去蔡九那里汇报宋江的反诗情况时，蔡九告诉了他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消息，东京正流传着儿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并且司天监的观象结果也预测到了这一点。天象与儿谣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在晁盖宋江攻打曾头市之前，曾头市就放出了挑衅性儿谣，说：“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晁盖发怒了，他要灭掉造谣者。但，他犯了兵家大忌：“将不可怒而致战。”

　　终于，他成了鬼话的牺牲品！

蔡根

桓帝及朝中重臣自然不会接受如此强烈的反义刺激，反而指控襄楷违背儒经、诬蔑皇帝，交付司法部门予以处理。

　　到了宋徽宗时代，显然是忘了历史上曾经有过襄楷事件——与黄河清有关的政治案件！

　　当皇帝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尽管像王莽、董昌、袁世凯那些人对此十分热衷，以致于搭上了性命，只不过是为追求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罢了。真地当长了，特别是太平时代的皇帝就十分乏味了。

　　人，都怕简单而重复的生活。

　　这个最朴简的道理对赵佶起作用，对赵佶之前的帝王也起作用。赵佶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是坐不静、闲不住的，二十五个年头（对他的心理来说，想像得还要长）可怎么打发呢。十八岁（虚岁十九）就继了位，其间不折腾点事儿，哪受得了。所以，他要借道士来活跃气氛。在他掌握最高权力十三年后，他开始追求心灵的籍慰。这个时候，大宋王朝虽然也有些危机，但还不成其为大问题，并且与大宋为仇一百五十年的辽国国势衰微，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

　　赵佶即位时，北宋经过神宗变法（虽然失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加之哲宗时代十五年努力，国家财政已经大为好转。面对充实的国库，赵佶接受了蔡京“丰亨豫大”的财政政策，大肆开建国家消费性工程。虽然至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儿即崇宁六年（公元1106年），赵佶有所反省，罢免了蔡京并停建全部工程，但过了十年，他的炫耀冲动再起。这次不仅要用财力来表现，而且还要用术士来烘托气氛，双管齐下。

　　政和六年（1116年）春正月，赐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林先生，何许人也？温州人士，年少出家为僧，因守不住摊子，经常挨师父打骂，一气之下改了信仰－－转为道士。此时，赵佶所宠信的王老志死了，林灵素经人举荐顶坐了皇家牧师的职位。下个月，崇道的专门建筑落成，名曰上清宝篆宫。此宫设置奇特：外面挖了三丈深的环宫河，东面前一座景龙门桥，西面建一座天波门桥。桥的设计非常了得，下面通过船，而桥上的人几乎感觉不到－－所有的船连成了一条长龙。这条环宫河，称为景龙外江。在环宫河外，还设立了称为鹤庄、鹿寨、文禽、孔雀的各个小型专门动物园，各种其它罕见兽类也有数千只。环绕此宫，还设有民俗村、野店、酒馆、妓院，一派繁华。【注9】

　　造这两座桥的代价实在不小，此前所作的两座称为天成、圣功的桥突然坍塌，算是一场实验吧！为造天成、圣功两桥，调集了大量的民工，究竟多少今已不可考。史称“两河之人愁困殆不聊生。”至少说明，农民的正常种地、收获受到了巨大影响。他做梦也想不到崇信道士及以前的大肆炫耀会同亡国联系起来。他很可能把自己想像成刘彻了。刘彻时代，也经常没事找事儿干，以避开可怕的简单重复。刘彻虽然受到了汉朝后人的严厉批判如夏侯胜反对给他加庙号（见第十章第2节），但到了班固的《汉书》成书后，汉武帝就全面伟大起来。班固称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对于符瑞的追求与人气的制造，赵佶确实有着与刘彻一样的风格。后世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赵佶为什么宠信童贯。殊不知童贯灭了方腊，又挂帅征辽，岂不是他的卫青么？

　　一句话：赵佶在政治风格上是处处临摹刘彻，力图制造一个宋代的“汉武故事”。

　　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

　　刘彻等了半辈子才捞到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杨广在即位的第二年末就有消息说，突厥的启民可汗明年春天来朝见。杨广要搞一个浩大的欢迎场面，让启民可汗见识一下隋的强大、中国的富庶。

　　可是，此中困难也不小。他父亲文帝杨坚一向讲究节俭、清约，把各种杂舞杂乐全给开革了，乐户也全归入民间。为了征集到专业人才，杨广批准专门官员的呈请：把旧朝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列为乐户；并且，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音乐专长的，全部归入国家专门机构管理。于是，四方散乐全归京城洛阳，各种玩杂耍的也凑来了：海濑在路边池子来回穿越，带得满街是水；地面上各种龟、水人（不知为何物）、怪禽异兽随处行走。还有鲸鱼表演，人钻火圈，凡此等等。参加欢迎舞蹈的人都穿官方白给的锦绣彩衣。命令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加班赶制，以致洛阳和长安的彩布都用完了，还完不了工。

　　杨广检视装备情况，大为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当时南朝齐国那么个偏安一隅小国儿，乐工曹妙达因精音律而封了王；我今天已经拥四海之内的天下，比他们可富强多了。你们乐工们听着：我给你们的富贵定会超过小小的齐国，努力干吧！”

　　一场上下同心的欢迎节目，在和谐的气氛中完成了。令人心醉的气氛，让主办者杨广享受到了成功的感觉。

　　他此时绝对想不到他会在十一年后灭亡。当政变者要杀他时，他还很坦然地问对方：“我有什么罪，值得你们要逼杀我？”

蔡根

篡权者造神运动
　　
　　发明“天人感应”大儒董仲舒，一万个也想不到信奉他的理论的人会中了魔似地追求符瑞。无论明主还是昏君，都愿见到上天赐予他祥瑞。没有祥瑞，刘秀应天命的谶言就少了说明力。只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言还不够，他希望更多的祥瑞。－－鬼话与符瑞，他都需要。

　　刘秀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作为最温和与最开明的皇帝，他又最迷信、最爱符瑞。谁要反对符瑞、谶言之类的，他肯定跟谁翻脸。在他的知识结构与意识形态里，灾异与符瑞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经历了东汉末年的社会混乱，特别惧怕灾变；要彻底消除恐惧就得让符瑞屡现。

　　尽管他受益于谣，但谶谣并非全是吉祥之物，有的被称为“诗妖”、“谣妖”，正如服妖一样。所谓服妖就是穿奇装异服成流行时尚。人们猜测董卓进京，跟服妖有关。“灵帝好胡服、好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史称此为“服妖”。“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成了东汉初年人们一个禁忌式记忆。

　　刘秀开辟了汉家第二帝国，企盼上天赐给他符瑞，让他用祥瑞的气象来营造帝国的政治环境。刘秀追求符瑞的另外一个动机，还在于让那些心怀异端如隗嚣者放弃谋求最高权力的打算。隗以为江山是可以轮流坐的，因为象刘邦那样的一介平民都能奋斗成皇帝，还有什么人还能呢。军事割据者隗嚣，最初起兵，也是打的恢复汉室的旗号。等刘秀基本上拥有了中原后，他又不肯服从刘，于是，隗刘间屡有试探性来往。隗嚣占据西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时，自称西州上将军，以马援为将军，以班彪等人为宾客即参谋人员。班彪力劝他回归中原，两人就天命屡开过激烈的辩论。隗嚣以周制崩溃、战国出现为依据，认为江山轮流坐是天下大势。班彪反驳说，汉制与周制不同，周室是根小枝大，而汉承秦制是根大枝小，所以王莽只能危害中央，无法伤及基层；假冒刘氏的人也不少，所以汉室恢复有望。隗嚣说：“你说的周汉制度不同，我认可。至于那愚材利用刘氏之号以图兴汉，就没什么指望了。以前奏失帝位，帝位如鹿奔于荒原，大家共逐。谁会想到刘邦这么个平民能得到呢。那时百姓脑子恐怕连汉王朝的影子都没有！”班彪见口头论战说不服隗嚣，就用一篇文章回应隗，写道：

　　一般人只看见汉高祖是平民发迹，却不知其中有凭智慧力量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命运！天子的尊位是不可妄处的，象韩信黥布一样勇猛、象项梁项羽一样强、象王莽一样因时而篡的人，最终不都丢了命吗？真正的英雄豪杰是通晓大义的，深谋远虑，知道神器有主，不要贪心得不到的东西。如此，荣华富贵可传给子孙，自己也可怡养天年。

　　隗嚣听不进他这一套去，仍自行其事。倒是后来的钱镠深谙此中道理，做起割据的主人来，名义上仍听命于中原的皇帝。

　　在刘秀统治的三十二年间，几乎征战不息；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无人向他呈现符瑞；等到战争基本平息，他也快到了生命的尽头。

　　建武三十年（公元55年），经过了水灾、日食、蝗灾等打击后，符瑞出现了。“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天上降下一种谷粒，只是比正常的谷粒小，有如野谷子的粒。

　　这年离刘秀去世还有两年。这年，北匈奴也来进贡，表示认可汉家的威力秩序。

　　第二年，改了元，称建元中元（公元51年）。这一年，全国各地报告出现甘露，最初的发端是夏天的洛阳平地出了一眼泉水，泉水很甜且能治病；除了瞎子、瘸子治不好，其他有长年病的人一喝，病就好。于是，“各郡国频上甘露”。

　　正式的中兴征兆出现了。群臣引西汉宣帝时代每有瑞就改元的例子，建议让史官专门写一本符瑞集。刘秀心里好高兴，不过，表面上还很谦虚，没批准写专集的建议。但是，在甘泉涌出前的四个月前，他本人还专心志致地研究图谶之学呢！半年之后，他对图谶的兴趣再长，终于发生了桓谭的冲突事件。（见第六章）

　　他盼到了真眼所见的符瑞，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事。天下太平了，自己也该真正歇息了。

　　甘泉出现后不到一年，仅十个月后，这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卓越的政治家离开了人世。从此，第二帝国开始了秩序化的统治，直到桓灵时代灾异屡见，如服妖、谣妖之类。

　　从刘秀的一出生，他的名字便与符瑞联系起来。他出生的济阳县，生出了有九个穗子的谷子。古人称这种现象为“秀”。于是，他的父亲刘钦就给儿子取名为刘秀。

　　洛阳出了甘泉，给了他莫大的安慰，也给了他生命始点一个最好的注释。

　　与刘秀的幸运相比，其他喜欢符瑞的帝王却远没如此幸运。远的不说，看看刘秀之前的王莽就太清楚了。王莽为了求得符瑞，已经到了唆使他人造假的地步。

　　为了制造自己取代汉家的政治氛围，于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让益州刺史劝塞外的蛮夷即少数民族向汉朝献瑞。自称越裳氏的少数民族献给汉朝一只纯白雉【注8】。如何把这只白色的野鸡从四川的西部送到长安倒不是个大问题，问题是语言不通，要经过几道翻译。好比一个只会阿拉伯语的人和只会汉语的人交谈一样，必须找一个既会阿拉伯语又懂德语的人外加一个懂德语又懂英语的人和一个懂英语又懂汉语的人一样。两个人的交流，须经五个人来完成。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８９５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出了黑子。怎么办？用蔡京当挡箭牌吧！免他的官就是了。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灾兆，大观四年（1110）夏五月，慧星出现。他下令求直言，让天下人指出朝政的过失，并且在每一次拿蔡京当替罪羊，流放他出京城，到杭州去住。

　　符瑞的兴奋剂作用与星相的灾异示警让赵佶处于深深的两难境地。赵佶开始信道教，道教奇异的政治催眠功能让他很满足，他找到了神仙的感觉，让神职人员向天神请示，封自己为“教主道君黄帝”。就在得到册号的那一年即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的冬天，有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向南运行。（按现在的观点应是外星飞船）－－对于这个飞行物，没人言之为符瑞，也无人言之为灾变。因为没人能找到合理的本文来解释。但徽宗自有他的说法，他宣称：将有天神降临。

　　至于有否天神将临，历史无载。反过来，这倒说明赵佶已经陷入了谵妄状状态。

　　转过年来即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月，第九枚宝玺制成。制印的材料是于阗国（在今新疆和田县）进献的，玉长超过二尺，为前所未前。不过，这次他没举行盛大的庆典。

　　癫狂的状态，不久便被现实粉碎。

　　先是方腊起兵，后是妖气出气。

　　妖气确实很怪，几乎是死亡的代名词。神宗元丰末年，一个大如坐席的怪物出现在皇帝的寝宫之上，不几天神宗归了天。哲宗元符末年，这东西再现，哲宗亦死。赵佶的政和年间，它竟然白天出现。怪物周围被黑气笼罩。宣和三年（1121年），妖气再现。与妖气相配合，洛阳郊外出现了怪物。怪物像人形，但能四腿着地，所以又象狗，夜间，出来吃小孩子，后来竟然白天也为害不止。人称那东西为“黑汉”。“黑汉”在洛阳闹腾了两年，才渐至平息。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坏人意然冒充黑汉干坏事。

　　乱了，天下大乱就要开始了，但节奏还是慢悠悠的。

　　政和七年（1125年）九月，一只狐狸爬上徽宗的床上，像个人儿似地端坐在那里。

　　也有这个月里，有一个卖菜的人像吃了迷幻药似地称自己是赵匡胤和赵琐的使者，在宣德门下大骂：“太祖、神宗派我来指示你们，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卖菜人被促进开封府，一夜后醒来，他说：“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也没说呀……”

　　这一年的这一月，离靖康之变即赵佶赵桓父子成了金人俘虏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还有一年七年月，不到两年。

　　黄河清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有着深刻的含义，也是话语权争夺的一个焦点。关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的那次黄河清，虽然未引发大规模颂赞与庆祝，但是引来了强烈的反义表达。因为，那个时期的政治太败坏了，已经招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反感。黄河清的现象发生在夏四月，到了秋七月就发生了逮捕李膺杜密的事件，党锢之祸进入了高峰期。此时平原人（今山东平原县）襄楷上书桓帝，指出自春秋以来，黄河从来就没清过，现在黄河清了不是好现象－－完全的反义话语。他的信写道：

　　我听说皇天从不讲话，只以天象显示旨意。我发现作为五帝之坐的太微、天庭却有金、火罚星在其中扬光。在占卜上，表示天子凶险；又全部进入房星、心星，按占卜原理上讲是没有后代前代事业的象征。前年冬天，气候严寒，竹柏损伤枯萎。我从老师那里听说：“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身当其冲。”今年春夏两季，霜雹、大雨、雷电接连不断，这是对臣下作威作福，用刑残酷苛刻的感应。真正的官员志在铲除奸邪，却将他们从远处逮捕加以拷问；三公为他们哀求，却遭严厉谴责。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绝进谏、诛贤良、用苛刑的！自从春秋以来，黄河从没有澄清过。我认为，黄河是诸侯的位置。清澈，属于阳刚；浑浊，属于阴柔。黄河应当浑浊反而澄清，是阴柔要变阳刚，诸侯想做皇帝。只有京房《易传》说“黄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天显变异，地现妖怪，人间发生瘟疫，三者同时出现，黄河反而澄清，就好像《春秋》中讲到的麒麟不应出现，孔子记下来，认为是灾异一样。希望陛下抽出时间召见，我将极尽全力详细陈述。

蔡根

        东汉桓灵统治的四十年，中国政治陷入了“文人－宦官－外戚”倾轧的怪圈。灵帝起初还有复振政治的打算，但终因国家积弊过深且自己治术低下，而没能达到所愿，反而更深地被卷入了文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冲突中去。其实，早有人看透了他的命运，拒绝与他合作。延熹二年（公元59年），也是桓帝当政的第１３个年头，外戚集团的首领梁冀被处死，百姓吹呼，一个清平的政治局面会出现。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除掉外戚强势集团后，宦官集团成为新的主流，一日有五名宦官被封为列侯。尚书令陈蕃也在体制内大造声势，为桓帝征召五位隐士。礼节之隆重，让旁观者眼热：称之为驷马安车的交通工具，是由四匹马牵引的，车轮子用蒲草裹起来，免于颠簸，礼物则是三黑二红的织帛－－称为“玄纁”。但是，徐稚五位隐士没有一个人接受【注6】。

　　这对体制内开明派陈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桓帝更是一个打击。随后，在宦官集团的操纵下，桓帝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们。

　　灵帝的政治作为实在比桓帝更坏，除了延续了桓帝后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外，就是出卖官爵，以数钱为乐。最后，发展到连三公的位置也得花钱买了。此时，宦官与文人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外戚领袖窦武与文人联手，欲除掉宦官，没想到宦官集团先发制人，一举消灭了两大集团。

　　窦氏外戚集团灭亡后，何氏外戚集团再起。何进为求政治缓和，团结体制内的力量去对付黄中军。但这触怒了宦官集团，一场血腥的斗争再起。这次血腥争斗，不会重复昨日的三角关系，一种强大的力量－－军方介入。因为此时文人集团已经无力参与高层政治了，何进引入军方也势在必然。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董卓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奔进首都洛阳。

　　董卓进京时是秋七月，灵帝死于夏四月。少帝刚刚继位三个月，实际上国家是以何进为最高领导人的。

　　外戚集团与军方实行了一场残酷无情的逮捕与屠杀，同时也让董卓变成了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这场政治悲剧的首席策划师是大名鼎鼎的袁绍。

　　袁绍劝何进一举消灭宦官集团，何进请示妹妹何太后，没得应允。于是袁绍再建议何进征召四方猛将进京，给何太后施加压力。应召而来的董卓显得很正义，他上书说道：宦官张让等人窃取恩信，扰乱天下。有俗语说：“止沸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捅破毒疮，总比五脏六腑受损要好。现我正挥师进军，以期扫除奸恶之人。

　　何太后见到董卓书信，大惊失色，不得不罢免了宦官们的职务。何进并不罢休，要求妹妹下令将宦官全部诛杀，事不机密，张让探知消息，先暗杀了何进。袁绍终于忍不住了，趁机捕杀宦官，无论长幼，见一个杀一个，拿下两千多颗人头。董卓也在混乱中赶到，将逃离皇宫的公卿与宗室人员接回皇宫。接下来，就是两个军事强人的冲突了。

　　董卓的第一手就是更换皇帝，废了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董卓说：“天下之君，应该选贤，每每想到昏庸的灵帝，就让人咬牙。陈留王刘协看起来不错，大家议一下，看能否胜过刘辩呢？”

　　袁绍反对：“少帝虽然年幼，但没有恶行。你废嫡立庶，恐怕天下人要有意见！”“什么？你再说一遍！”董卓大怒，按住剑柄训斥袁绍：“你小子胆敢反对，天下的事不取决于我又取决于谁？”袁绍年轻气盛，一怒之下奔出殿堂，策马奔往冀州。董卓没空儿搭理袁绍，逼着何太后立诏废少帝、立献帝，而后又悄悄毒死了何太后。

　　历时四十余年的三边斗争，以军方的介入而终结，董卓成了政治巨无霸。

　　董卓以军事实力支撑起的强权达到了中国历史至他那时的一个巅峰，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能做得到。你袁绍不是跑了吗，跑了我也给你封官，给你封官就证明我掌握着核心权力。在袁绍逃掉之后的第三个月，董给了袁一个官衔－－渤海郡太守。他也给曹操重新任命，任命曹为骁骑校尉。但是，精明的曹操预测到董必败的下场，不但不接受任命，反而走小路逃回家乡，准备招募军队，图谋天下。

　　面对他进入洛阳后，不到半年就兴起的反董军事联盟，董卓并不放在心上，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打西迁都城，目标是长安。伍琼、周毖二人极力劝阻，结果要了伍周二人的脑袋。在周伍二人之前劝董卓的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已经被免职，一听说伍周被杀，黄杨二人赶紧给董卓叩头，赔礼道歉……

　　在董卓还没来得及品味自己胜利的果实时，千万只“暗器”就射向了他。

　　洛阳街头巷尾开始流传着一首董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千里草”为“董”字；“十日卜”为“卓”字；“何青青”则指草茂盛的样子，形容董卓兴起的暴烈之状；“不得生”则指董卓兴得快亡得快。此中别有意味的是，“千里草”该作成“草千里”，即字由上往下拆说，制谣者故以把草放在底下，映射董卓以下欺上。

　　果不其然，董卓从中平六年秋天进京到初平三年（公元192）夏天被杀，把持朝政还不到三年。若是他仍在河东郡驻军，不卷入进城的政变，肯定不会三年而亡。

　　制此谣言者，或许是被董卓残杀的何进的族人，诅咒他早日灭亡；或许是被他羞辱的袁氏，向天下散布董氏必亡的预言；或许是被董卓压制于朝廷的文人，发泄内心的不满。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对董卓怀有不满，而这种不满已经是社会常态。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董卓可以暗地里处死何太后，但却没办法暗暗杀掉谣言的制造者；他也可以追补袁绍的官位，以弥补自己原来的过错，但他却永远无法向哪一个人施恩，要求取消童谣；他可以一怒之下杀了向他谏言的伍琼、周毖，但却无法一怒之下杀掉向他施放言论暗器的人。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但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

　　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

　　南宋宁宗时代（赵扩，1195－1224年在位），韩侂胄专权，政治败坏。韩除了继续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利用政治权势主导文人之争的恶劣政策之外，还善于将人品低劣的人引入权力体系。他任用的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许及之被人们称为“钻洞尚书”。

　　许任了两年吏部尚书，没在升上去，便抱着一线希望去拜见韩，希望能升为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总理）。他见了韩，感恩涕零，称自己能有部长之职多亏韩太师的提拔；但，又说自己年老了，提拔得太慢，竟不顾自己年长，给韩跪下。韩见许如此卖身投靠，便提他的职务升了一级。此前有一次韩过生日，许去晚了，韩府大门关了。许急坏了，也是急中生智，见旁连供牲口出入的门没关，就顺势钻了进去。因此，时之讥之“钻洞尚书，屈膝执政。”

　　更为令人不齿的表演是一名姓赵（字从善）的地方官（临安知府）为从厅局级升为正部级竟然学狗叫，以博韩的欢心。

　　韩的生日时，百官争献奇珍异宝。赵从善最后一个到的，拿出了绝活，震惊了四座。他说：“愿献几许果核佐酒。”打开礼品盒一看，里而是用金子做成的葡萄架，上面缀了一百颗硕大的珍珠。往下的手腕更高了，他为满足韩的十位没有名号的侍妾的敛财欲望，给十个人每人送一项珠冠。于是，十个女人一齐在韩面前为赵求官。赵果被任命为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

　　有一次，韩与几位闲客逛山庄，对竹篱感叹说：“哎呀，这可真是一派农家风光，要是有鸡狗之乐更好了！”不一会儿，草木间果然有了狗叫声。韩一看，竟然是赵在学狗叫！人们当然瞧不起赵，因为他不仅有进士的学历，还有皇室的血缘背景－－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八世孙。然而，学历与家世又管什么用呢！【注7】现在是韩太师的天下，不求他，求谁去？

　　时人瞧不起许及之、赵从善，但更恨韩侂胄的猖狂。民间无法与之正面抗争，于是发出暗器。当时，首都大街上流行着一幅画儿，画面上是涨潮的情景，潮头与潮里又印满了小乌贼。卖画者说：“一钱一本儿啦！看呀，多好看－－满潮都是贼！”

　　“潮”字乃朝廷之“朝”的谐因，“满朝都贼”用来讽刺、抨击韩相爷的内阁。

　　大街上有卖浆子的人，也奇怪地吆喝：“冷的吃一盏，冷的吃一盏！”

　　“冷”即“韩”字谐音“寒”的同义，“盏”即“斩”的谐音。实际是预言“韩相爷要吃一斩。”
　　临安府尹（首都市长）破译了“冷的吃一盏”的含义，不过他没有上报给韩相爷。只是抓住一个传谣者，就打一顿棍子，直到没人传谣为止。

　　不幸的是，预言非常准确。韩太师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不顾国力不支的实情，贸然北伐，与金人开战。结果，屡战屡败，并导致了金兵大规模入侵。本来还可编安一隅的南宋，几乎面临崩溃。于是，一场政治谋杀不可避免。

　　开禧二年（1207年）冬十一月，礼部侍朗（相当文化部副部长）在征得皇帝的同意后，下令秘密处死韩太师。处死韩，也是战胜方－－金国的要求；金国人的条件之是送韩太师的人头来。死了的韩太师也不得安宁了。于是，嘉定元年（1208年）三月，韩的棺材又被打开，人头被割下，装在木盒里。

　　当初，在割头一事上也有争议，但主和派的论断占了主流，他们说：“和议之事乃头等大事，金国人既然要人头，就得给。一个死了的奸臣的头，有什么可惜的！”这样，韩太师就残了，头颅在两淮地区示众后，送往金国。南宋用人头换了和平，换了土地，金国人见了人头后，归还了占领的南宋的陕、淮土地。

　　“冷的吃一盏”的暗器真地就射中了。一位腐败的高官，一场狂妄的战争，竞然让一句谶谣言中了结局。当然，要不是因为“满潮都是贼”的民忿，也不至于出现“冷的吃一盏”的预言。

　　民忿往往由预言中表现出来！

蔡根

一个失败者的数量级想像仍然很有趣。在发生兵溃之前，他的心理就失败了－－把八公山的草木都当成晋军了。草木有多少？是一个什么数量级？

　　在溃逃的过程中，伟大的失败英雄心理彻底崩溃了，听到风声与鹤叫都以为是晋军的行军声和号角在响……

　　对于曹操、诸葛亮、苻坚、范仲淹这些厉行大话主义的政治家来说，失败是很悲壮的，他们的失败史可称为悲剧。而对那些唯恐自己被埋没的低层社会的精英来说，大话主义导致失败几近闹剧。大话主义不是政治家的“富贵病”，而是普通人也能患上的“流行病”，它深刻地反应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文化遗传上的伟大缺憾。

　　而且，这种伟大的缺憾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愈呈多样化，明清两代这类发生在草根社会的“狂悖案件”比以往历代的总和还要多，而有清一代，此类案件竟然层出不穷；而所谓康乾盛世的乾隆年间此类案件的发生率，高居中国历史之首。

　　乾隆十六年（1751年），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平乡的穷书生王肇基流寓山西介休，想借皇太后生辰庆典日（称为“万寿节”）发表一番政治大话，已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至少改变一下目前的生存状况。思定之后，便把祝寿的诗篇还有对联献给汾州府同知衙门，没想到却招来山西巡抚的反感，阿思哈写给皇上的奏折称：“该人妄议国家大事，指斥国家重臣，诽谤圣贤，罪大恶极。”

　　王肇基本人不这么认为：“这讲了一番大话，无非是让皇上注意我，求个官做。”皇上判决的结果令他绝望，也是不曾料到的－－乱棍打死！

　　稍后，又发生了乾隆十八年（1793年）七十岁老学生刘震宇献策案，他的一套大话（“新策”）多系抄袭之言，迂阔难行。结果，被判处斩刑。

　　在绝对平庸又绝对高压的年代里，这些事件也算无可奈何中的一点新奇吧。

　　平民因大话求官，结果丢了性命，在那个时代也情有可原。而这种闹剧演出热情又远非止于草根社会的精英－－那些读书人们，大凡经过读书获得一定地位但又不满足的人往往更热衷于演出这种闹剧，并且这种高于底层精英的表演往往又是后者的一个不自觉的模本。

　　谁不希望一言获幸呢？既然一言获幸的机会总是存在，那么一言获诛（或贬）的成本也可不予考虑了。大话主义在此中已经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近新结婚了，并生生不息地繁殖下去。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胡旦歌颂抗洪救灾事件，可算是从诸葛亮到王肇基的一个必要的过度，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隧道。诸葛亮有权、有位、有名，而这权、位、名皆来自一篇叫《隆中对》的大话主义表白－－成霸业、复兴室；王肇基无权、无位、无名，他要通过更简洁的形式获得诸葛亮的一切，至少不再当连家乡也回不了的穷书生。

　　胡旦处在小于诸葛亮、大于王肇基的生存水平上，他要往前进，借一篇大话（颂词）来达到诸葛亮水平，但他却从此下跌了。虽然还致于如后来的王肇基一样丢了性命，但朝堂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天，黄河决口，朝廷经全力赴灾，及时堵住决口，避免了一场大灾。于是，右补阙胡旦写了一篇《河平颂》，献给皇帝。诗中有言：“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逆逊指卢多逊，位至兵部尚书，因违制交往藩王而被流放，死于流放地。此论尚合乎实情。但是说到“奸”即赵普的失位，则伤及宋太宗的内心了，分明说新君对两朝重臣行不义。结果是因颂（大话的一种形式）得祸，被贬为商州副团练。

　　被压抑者的大话闹剧，固然是由于他们的病态人格所致。这种病态人格虽以个案表现出来，但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现象。西汉强盛，知识分子全以进入主流为荣，但毕竟主流容纳力是有限的，所以竞争又相当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沉重的压抑，而沉重的压抑往往又迫使被压抑者不择手段。王莽时代，这种压抑变成了一种社会转型动力，寄希望于在新体制中实现。因此，才出现哀章献铜匮的事件。哀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王莽初兴之时，为他歌功颂德的上书人达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其中不少人不是没看透王莽，而是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突破压抑的机会。

　　刘秀胜利后，深知压抑的后果，所以不强迫他的老同学严光入仕，为养一代风俗。这种想法绝非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想到的，赵宋家之用陈抟建议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东汉一代，大隐还有除严光之外的梁鸿、高风等数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状态发展到了最顶峰时期。著名知识分子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是在朝立论、抗拒腐朽。

　　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受社会环境影响，骤然衰败。曹魏以篡位而立，无法讲究风节，提倡无赖精神，摧抑独立人格。至隋初，国家稍见稳定，皇以集团便推行了整肃文风的运动，制造了比焚书坑儒更奇怪的景观。

　　隋文帝杨坚接受李谔的建议提倡所谓重实的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把整个思想表达体系都应用文化。隋代没出过任何一个文学与思想流派，也没出过一个文学大家，不是由于它的国祚短暂所致，而是思想表达的应用文化。为了控制文风乃至创作体裁，使用御史台监察文人的写作。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竟被交付治罪。此案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中国古代文字狱案件之多，但因创作风格获罪的仅止一例！

　　这种极端化的思想资源控制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新高潮，读书人不出仕也成了罪恶。一句话：不允许他们游离于体制外。清代的文字狱接继隋明二代的残酷风格，所以，被压抑者的闹剧特别多！
　　
　　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
　　
　　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穷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即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让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征发九百名贫苦百姓去戍渔阳（今北京密云），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庶务。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

　　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矫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

　　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图谋就序，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野心家”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

　　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自然就见到了布帛，更是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

　　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挑逗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各地野心家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

　　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此后，大帝国的英雄们无一不在算计这样一个时机。东汉的刘秀一个口头宣称只想做皇室高级侍卫官（执金吾）的没落贵族，也成了皇帝，而在他之前赤眉的英雄们哪个不想一试身手呢？唐帝国的开国者李渊父子手握重兵，当然比刘秀来得方便；北宋开国者赵氏也易如反掌地利用了兵权夺位；大明开国皇帝起初的地位比陈吴二人还要低，不过一个要饭的穷和尚……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只有写刘邦历史的人（司马迁与班固）还编神话，说什么刘邦是赤帝之子。从刘邦以后多数人讲究以三种要素得天下了：天时、地利、人和，最后只简化为赤裸裸的武力了。五代的真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知识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更加精巧而已。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无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明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因为王莽自称黄帝之后。等赤眉【注5】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既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非今天的东北三省，而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到来年春天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的发生，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师在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后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的王朝也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

　　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再发酵。他怕，怕得几乎神经过敏。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春，正月初一就出了日食；夏天（四月）在天上无雨响雷，某夜又出现了流星雨；秋天（七月），天上东井宿方位出现了慧星。成帝终于一改过去拒谏（对建议一概冷处理）的态度，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而绝无改革之意。随着这种安慰起了作用即缓解了成帝的抑郁症，他又对言论变得不耐烦了。很快就发生了朱云事件，多亏辛庆忌叩头流血才保住朱云的性命。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到目前为止仍是）的谶谣针对它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亦作驱）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拔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逮捕李，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推进，“鬼话”的操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几乎用不着陈胜吴广那么麻烦了，又是往鱼肚子放帛书，又是找人算卦，又是点鬼火、学狐叫。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前身为太平道教）干脆就一暗一明的一则谣和一句口号就是了。先散播不怕死的精神，称为：“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随后，在起事时高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唐末“鬼话”的选择，又比东汉简单了，就一句：“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元末红巾军的谶谣几乎就是唐末的“盗版”，至少也是一个改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鬼话”最初是公开斗争的利器，陈胜吴广虽然在暗中操作，但最后的受益者还是自己，只半句“陈胜王”就足够了。至于“刘秀发兵捕不道”的后半句，更象一种公告－－“看了吗？日后的天子是我刘秀。”张角的口号更明晰－－“我来带领你们砸烂一个旧世界，就这么简单！”

　　历史的流变绝非如此简单和直白，“鬼话”也应时而变，由公开宣示变成了猝然而发的暗器。暗器不知发自何人，而打击的目标却异常地明确。

　　这种暗器，成了无权者的权力。

蔡根

        当然，无论苏舜钦还是范纯礼在蒙恩荫入仕后，还是很有作为的。问题是：

　　当一个既得利益用一项政策（即“抑侥幸”）来反对其他（或更低级的）既得利益者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他失去重要权力后的无限感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成了又一个如《出师表》中“光复兴室”一样的政治大话了。

　　公平而论，庆历新政的草率既整个大话主义体系之成，责任不全在范仲淹，主要责任在于仁宗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并且，庆历政失败的最主要政治原因是仁宗的犹豫与软弱。但是，要论及文化因素，则只有一句话：大话主义起了最主要作用。

　　明代万历进士陈邦瞻评论北宋庆历新政，称之“更张无渐，规模阔大”，可谓一语中的。庆历新政涉及十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除修武备一项由于改革派重要大臣之间认识不统一，其余九项由仁宗发诏推行。要实行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坚毅之志且试行试修。然而，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个大话主义的典型文本，其余的讨论再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说庆历新政终因大话主义－－说得好听一些是理想主义而失败的话，那么到了二十年之后的王安石改革已经变成了纯技术主义－－现实主义，何以同样失败了呢？

　　政治人物个人品德的不良是一项决定性因素，另外，国家积至无可救之地更是“道德虚幻－－政治大话主义”的最后显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赵匡胤打算将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时机成熟后终定于长安。这样选择是明智的，因为据山河形胜可减少军队的数量，节省大量财政开支。可是其弟赵光义坚决反对，大讲：“安天下在于仁政，不在于地热险要。”

　　这句堂而皇之的政治大话，乍听起来，非常合乎儒家道理。但毕竟，赵宋王朝以不道德手段夺取天下后，内心发虚。赵匡胤连吓带骗地让石守信那些人交出了兵权，又开出了一张需要后代兑现的远期支票－－交兵权者，可广置良田美宅，形成了上层的特权集团。而由此而推的，发展到极致的恩荫政策，为社会制造了先天的政治上的机会不平等，以致后来出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政治资源分配怪现象。

　　貌似道德的大话，终以不道德行之，日积月累终使国家不可复振。范仲淹的大话、王安石的焦躁，便成为不足为道的小事了。以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诉求，去要求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道德性让步，几乎是痴人说梦。只有惯说政治大话并从中获利的人们，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政治童话！

　　离开政治中心，对于一个惯从政治体系中分利的人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分利的机会减少，而且还意味着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在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大话前，范仲淹也很矛盾，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历史事件本身不是他自动请求外放吗？既然自动请求，退又何忧呢退，或者无奈的退，显然是为了以后的进作准备或力量调整。但退而无进的悲剧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的，如北宋太宗时代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远放崖州（今广东崖县），并最终死在那里。这个事件距范仲淹自请外放才六十年多一点儿，还是本朝的历史。
　　
　　身陷大话君不悟
　　
　　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大话迭兴的时代，换言之：大话迭兴也是败亡的预兆。

　　三国是中国东汉衰败以来的道德败坏的顶峰，军阀们凭智术与暴力拼抢对社会的控制权。其中大话主义不仅表现于诸葛亮的建立霸业、恢复汉室的政治口号即无法实现的政治战略，而且也见于兵争中的战术指导原则。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末冬初，曹操给孙权写信，威吓他说：“近来我奉皇帝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率军八十万，正要和孙将军您在吴地一起打猎。”

　　说得好听。八十万军队用于会猎不太玄了吗？实际上是给孙权一个心理威慑，让他充分想象“八十万”这个数量级可能带来的不利结局。威慑作用起初收效不小。先是重臣长史（相当于事务总管）张昭被吓坏了，对孙权说：“曹公这人太可怕了，好比豺狼老虎。现在挟制天子讨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为借口，抗拒他，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化。我方可抵挡他的只有长江天险，可现在曹操已经拿取了荆州，获得的刘表水军力量全部署在江北，蒙牛皮的快船和正规战舰有几千数只，更兼他的步兵实力强大，水陆齐下，已经与我们共分了长江天险。双方力量悬殊，天险优势又失去了。我看，不如投降。”

　　张昭在东吴割据势力中资格较老，是孙策留给弟弟孙权的重量级元老。史称：“孙策创业，命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卒，受遗命辅立孙权。”，云云。当然，张昭的立场也不完全错误，他不希望中国处于长期割据之中，尽早结束战事也是他作为东汉末大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因为，他本为徐州人，只因避乱才流寓江东的。

　　同为流寓身份的周瑜（原籍安徽庐江）但却很快本土化了。因为他年轻（公元175年生人），比张昭小十九岁。曹操欲攻东吴时，张昭已经五十二岁，思乡之情益固；此时，周瑜才三十三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故而不用思归庐江。同时，他也深受孙氏家族的器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夏之交，曹操在官渡击败了袁绍，袁绍在又愧又恨的心情中去世；几个儿子不成器，对曹操已经构不成威胁。于是曹操借兵威给孙权写信，让孙权送一个儿子到首都许昌当人质。孙权召集群臣议论，定不出所以然，就和周瑜去见自己的母亲，作最后判断。当着孙权母亲的面，周瑜说：“从前的楚国受封于荆山之侧，方圆不到百里，但他们任贤用能，奋发图强，势力大增以至于南海，传国九百余年。今天，你孙权将军有了父兄两人创业的基础，有六郡的地方，兵源充足，财源不断，怕什么呢？我看，就不用送儿子当人质了。一旦送了人质就不得不听曹操的；听他的，不过给一颗侯印而已，怎么能与称帝相比呢？至少，现在不送人质，要观察他一段时间。要是他能以正义平天下，再臣事他也不晚；要是他不能，你就起来抗威，以应天命。”孙权的母亲听了周瑜的分析，大为高兴，对孙权说：“公瑾与你哥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你哥一个月；我拿他当儿子看待，你也得以弟弟的身份对待公瑾呀！”人质没送，三个人决定东吴与中原抗争的最后战略。

　　面临重大事变，周瑜的考虑很冷静，给孙权算了一下关于“八十万”的细帐。他说：

　　“大家只看到曹操说有八十万人马的大话了，在没弄清虚实之前就开议投降，哪能判断准确呢？其实，曹操从中原带来的人不过十五六万，由于是远征，早已疲惫不堪了；他得到刘表的水军七八万人，也不全一心降服，心中都有小主意，观看局变。一批疲惫不堪的人领着另一批信心不定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五万人，就能对付他们。”

　　八十万与十几万，差得太多了。曹操的数量级大话被看穿了，而质量上的隐患也呈于对手之前，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赤壁之败，正是数量级威慑失败的精典例子。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自相似。与诸葛亮的大话主义在范仲淹那里的表现一样，曹操的数量级威慑版本在符坚那里重印。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东晋太元七年）初冬（十月），符建开始讨论征讨东晋的事情，会议一开始，他先发表了一通气壮山河的议论：“自我承担帝王大业以来，近三十年了，四方略定，唯一东南一角未受王化的教育。现在计算一下我的兵力，大约有九十七万。我打算用此兵力征服东晋，大家商量一下对策吧！”

　　接下来的讨论，气氛热烈，但是除了秘书监（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朱彤外，大家都认可此举不算妥当，连苻坚的亲弟弟苻融也反对。在散会后，苻坚独留苻融做最彻底的交流。

　　苻坚说：“自古定大事者，一二个人而已。别人乱说一通，我听不进去，咱哥俩就决断此事吧！”

　　苻融说：“伐晋有三难。一是，天道不顺；二是，晋国并没内乱；三是，我们连年征战，百姓已有厌战之心。”

　　亲兄弟都说不可，苻坚就难堪了，因为他内心已定，无论如何也要一统天下，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他原来温和的脸色变成了冷峻：“你都这么说，我还指望谁？可我现在有百万强兵，有用不尽的物资做保障，还怕攻不下一个快亡的东晋小国！？”

　　他对自己的数量级的威慑作用的自信，已断然不可改变。此前，在回答太子左卫率（太子警卫两长官之一）石超的话时，他说：“今天我的兵力强大无比，把马鞭扔到长江都可阴断流水，东晋的长江天险又算什么？”

　　苻融劝不了哥，倒有一个野心家出场了，他叫慕容垂【注4】。他是以军事长官兼首都行政长官的大人物，但他又是一个叛国者－－由于在前燕遭到嫉妒与排挤，为脱被谋杀这祸，投降了苻坚，并帮苻坚灭了前燕。灭前燕（自己的祖国），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恢复燕国是他心中的理想。于是，他搬出一套成熟的说法：

　　“以强灭弱，小者服从于大者，是自然之理，没什么难理解的呀！以陛下您的神武大运昌盛，海外震服，况且有如虎雄兵百万之众。韩信、白起那般才干的将领满朝都是，灭一个区区东晋小国还不容易吗？《诗经》说：‘出主意的人太多，事就不容易成。’所以，您自己决定就是了。”

　　苻坚大喜，说：“能和我定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你一人呀！”赏给五百匹帛。这个消息传到慕容垂的两个侄子慕容楷和慕容绍那里，两人乐坏了，对慕容垂说：“叔呀，现在主上骄傲、狂躁，正是您恢燕国的好时机呀。”

　　（事情让那两人言中了，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起兵反秦，建立了后燕。）

　　慕容垂的一番奉承让苻坚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最后的决心下定后，他又兴奋不已，开始了一个伐晋的倒计时；加速这个倒计时，又是一次秋天的大丰收。

　　一切都在为他苻坚作准备，老天爷也如此，要么，为什么非赐给他一个大丰收呢？

　　“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之类的文学化想象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此时，他早忘了他比之为自己的诸葛亮的王猛的话了。王猛临终时劝他：先慢慢平定鲜卑和西羌，然后图谋东晋。

　　第二年秋，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开始了，同时一场历史最为惨烈的失败战役也开始了。

　　苻坚的数量级威慑达到了顶峰，绝对超过了一百七十五年前的曹操。他率步六十八万、骑兵二十七万，计八十七万，投入了全国兵力（九十七万）的绝大部分。东晋只凑了八万兵力，勉强应战，不足前秦的十分之一。

　　数量级的自信终崩溃于一个小小的退步。晋军要求秦军稍微后退，等渡过淝水后再列阵决以死战。苻坚对左右说：等只让他渡过一半，我的铁骑踩也踩死他们了。他便假装很大度地答应了对手请求。在为他的敌人让出一片决战场地的一霎那间，军心崩溃了，苻坚在也无法控制后退的速度。早有叛心的朱序喊道“秦兵败啦！”一句话把悲剧推到顶峰。

　　与苻坚的“投鞭断流”、“疾风之扫秋叶”的伟大想象相比，历史让他与另一个有名的成语联系在了一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