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识别古字符,推进中国文字史

蓝箭

中国文字的历史,我们自己常说是五千年,可是,国际上有些学者只承认我们有三千年的历史。什么原因？我们虽然发现了不少上古字符，但是，这些还只是“字符”而已，人家还不承认是“文字”。当然，我们也有“星嘣”的可识读文字，但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词汇。

笔者最近对下列文物的文字符号进行了研究，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果。今天，先发两个图片，请大家试试能否识读。专家们的观点顺便也做点简单介绍。

1.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部的陶寺遗址属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距今年代大约为4500年-3900年。自1978年开始，考古学家们对于该遗址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其中，书写于一个残破扁壶上的一个朱书文字和一个“刻画符号”最为引人注意。这个朱书文字被认定是“文”字，与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文”字酷似；而这个“刻画符号”则被认定为普通“原始卦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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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由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书当中，介绍了李学勤先生对第二条恢复中的图片文字的解读意见：

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罗琨研究员在她的《甲骨文解迷》一书当中对于上述“文”字的发现给出这样的评价：

在一处中心遗址发现一件陶扁壶残片，上有墨书两字，其中确认无疑的是一个“文”字，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发现，意义之一就是又解开了一个文字之迷。
（罗琨：《甲骨文解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59页）


2. 1974年，在江苏吴县古井群遗址发现了一个黑陶鱼篓形罐，罐腹部刻有四个并列的“符号”（见附图），笔者手头的文献用括号说明“原报告介绍为三个”，并强调“四个符号集于一器之上，为新石器时代陶文发现所罕见”。据考古学断代，澄湖良渚遗存的年代距今约有4500-4000年，如果我们能够识读此器上面的四个刻文，就意味着我国文字的使用历史将至少提早约1000-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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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由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书当中，介绍了李学勤先生对第二条恢复中的图片文字的解读意见：

李学勤根据古文字的释读规律，将吴县澄湖（良渚文化）发现的四字陶文释为“巫戌五俞”。巫即神巫；戌像钺形，是“钺”字的本字；俞，陶文写作“个”，同“偶”。“巫戌五俞”，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


在另一个文献里，王大有先生曾经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此器的第一个字符是“原始八卦图”；第二个字符是“戉成即‘父’”，与第一个字符连在一起，意思是“由掌戉人大父推步历算天地行气到位而制时授历”。他认为，第一个字符还可以理解为“地平日晷盘，省去了外圆。其中央交叉点上是日表竿”，这个多折线的字符被他理解为四时运行的路线，而后两个字符连在一起，被他理解为“春秋二季四时建寅为正”。[32]王先生进而由此推知“良渚文化居民是实行太昊、颛顼建寅为正月的上元太初历”。

自在的阳光

楼主写完了没有?看文章的语气应该还有下文.

看了前面的,确实到了很多古文字的知识.

蓝箭

四、百年谜团：甲骨文当中的“是”字哪去了？


殷墟甲骨早就有所发现，不过，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最初并没有被当作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来看待，直到1899年，这些甲骨被具有深厚文字学素养的王懿荣、罗振玉等人发现，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百多年来，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经发展为显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在已发现的十多万片甲骨中出现的四千多个甲骨文字，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被识读出来，其余近四分之三的文字的字义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谜。不仅如此，甲骨文文法的研究虽然在逐步完善，但是，距离最终完善可以说还任重道远。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甲骨文的系词“是”在哪里？它是否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
肖娅曼说：“有没有可能‘是’字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出现，只是因为甲骨数量有限，记事简略，并且只记占卜活动等等原因，没有被记载下来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与时代稍后的西周金文、《易经》、《尚书》相比，甲骨文出土数量不算少，共有单字4672字（可识别的单字约1700字），《尚书》全书用字也不过1900余字，‘是’却出现在其中的《虞书》《夏书》中；与甲骨卜筮性质一致的《易经》篇幅更小，用字更少，‘是’也出现于其中。从这些情况看，‘是’字更可能在甲骨文时代还没有出现。” [14]但是，“是”字在甲骨文当中是不是有与“是”相关的特殊写法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关于甲骨文语法的研究著作，笔者手头有杨逢彬的《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15]一书，作者研究了动词、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和介词，但是没有涉及系词。难道甲骨文当中真的就没有系词吗？
情况不是这样。下面，笔者将找出甲骨文当中系词的文字形式，然后证明它与“是”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将“是”的出现年代大大地向前推进。

㈠ 甲骨文当中“是”的字形
据笔者的考察，甲骨文当中显然存在系词，只不过此前这些系词的词性被错误地划定，使得大家都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混沌状态而已。随便选出几个例子，我们就不难断定它的存在：

辛酉卜，殻贞：乙丑其雨，不隹我祸？
贞：乙丑其雨，隹我祸？（合6943）
王目隹有害？
贞：不隹有害？
贞：隹父乙害？
贞：不隹父乙害？（怀53）

这些卜辞当中的“隹”字到底是虚词还是实词？它们是“是”的一种存在形式还是不是？这是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甲骨文字典》认为，“隹鸟本为一字，古文字从隹与从鸟实同。”（笔者认为，“隹”与鸟不同，其所代表的实际应该是“乌”字，详见后面的论述）“用为语词之唯，典籍作惟、维。” [16]换句话说，“隹”是表示语气的虚词。杨逢彬也将其归类为“语气词”，本文上面所录的几条卜辞就转引于杨先生的专著的《语气词》一节。他认为：“首先，‘隹’‘一般出现在卜问客体（就占卜这方面而言）的活动变化（诸如上帝、鬼神、他人、风、雨、霁、霾等的活动变化；祸、祟、蛊、左、右、艰、尤、孽、灾、不足、不吉、不若、疾病、死亡、吉、若、又、晦、易日、收成、事件等的变化，这都是占卜者这方面的主观意志所不能支配的）的语句之中。’（以上为作者引用张玉金《甲骨卜辞中语气词‘隹’与‘叀’的差异》，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6期，第73页）其次，‘隹’的否定形式一般为‘不隹’（‘勿隹’不是‘隹’的否定形式）。而‘不’一般只否定客观事实，不否定主观愿望。” [17]接着，作者就引用了上述卜辞作为例证。笔者以为，这种分析体现了甲骨文语法的不成熟性，第一，不是注重句子结构，而是过分注重语义；第二，语气词具有“否定形式”的说法有违一般语法规则，因为否定词否定的对象应该限定在动词和系词的范围之内，而不可能用来否定一种“语气”。以杨先生的引文为例，“不隹我祸”中的“隹”如果被视为语气词，那么，句子的有效成分就变成了“不我祸”，其中的“祸”字就只能视为动词，按照文言文语法，否定句一般有倒装现象，这三个字就可以变为“我不祸”，这是一个缺宾语的不完全句子，是不合理的。如果强行解释，也只能将其解释为“我不祸害（他人）”，但是，这样一来，这句话就不符合卜辞的特点了，这是一种主观决断，是不需要卜问的。因此，我们只能将“隹”释为系词“是”。至于后面的“隹有害”，必须将“有害”理解为“有害的”，形容词性，作表语。与《易经》相似，笔者还没有在甲骨文卜辞当中找到十分典型的“A隹B”（A、B分别为代词/名词和名词）的判断形式，这是由卜辞的特性所决定的：卜辞是卜问将来的事，而不是对眼前的事物进行判断。
前面提到肖娅曼提出的一例具有判断句特征的甲骨文卜辞，其中的“唯”原文也是“隹”，因为“隹”是“唯”、“维”、“惟”的初文，所以甲骨文释文当中没有区分它们的意义差别，使得释文相当混乱。这个例证虽然不符合王力先生的过于苛刻的系词定义，但是，广义地说它也是一种“A隹B”的判断形式，只不过其中的“B”不是名词，而是名词性短语（译成英文的话，就是具有动名词性质的现在分词短语，如“who will giving birth at a specific time.”）同理，王力先生提到的《尚书》当中的两个例子也是“隹”的用法的典型例证，因为《尚书》不是卜筮书籍，这两个例子就具有完全的系词特征：“代词+隹+名词”。
不过，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下面这些例证：《墨子·明鬼下》引已经亡佚的《商书》说：“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异心。”其中的“隹”就可以说是“完美”的系词。《古文苑》卷一《石鼓文》之二当中有：“其鱼隹可（何）？隹鱮隹鲤。”《通假字汇释》的作者按曰：“其鱼隹可，即其鱼是何；隹鱮隹鲤，即是鱮是鲤。三‘隹’字皆‘唯’之省借。”笔者认为，最后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应该说，“隹”的本身就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是“是”字的表现形式，与“唯”、“惟”、“维”的字形没有关系，因为这些字形都可以视为“隹”的孳乳字。石鼓文早在唐代就已经被发现，但是对于它的年代目前还有争论，有人说它出于西周时期，有人说它出于秦代，有人甚至说它出于北朝。王美盛最近在《石鼓文解读》当中通过对石鼓文诗篇的解读认为，它当是春秋末期周景王二十年，即公元前525年的作品。[18]这一点很有意义，它起码可以证明“是”作为系词的出现年代早于战国时期。从石鼓文的字形以及有些甲骨文当中经常使用的字形来看，笔者认为王美盛的判断至少是一个下限。值得补充的是，在石鼓文第二鼓上还出现了“日隹丙申”（那一日是丙申。）这个明显也是系词用法的句子。
为什么“隹”的系词性质被忽视了呢？其原因在于“隹”字即便在甲骨卜辞中字义也不是唯一的。正是由于其字义的复杂性，使得历代学人对其认识模糊，不能分清它的词类，以至于将其笼统地归结为“语气词”。在甲骨卜辞当中，“隹”起码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义：
⑴ 在句首，为“代词+隹”之省略形式。笔者在对《中山王鼎》铭文句首的解读[19]中说明了这一点。这种用法在甲骨卜辞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当中非常普遍。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些被认定为“指示代词”的“是”也何尝不是如此？最为典型的“是以”、“是故”、“是谓”也分别可以视为“正因为是这样，才（以）……”、“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故）……”、“正因为是这样，才叫做（谓）……”的省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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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用同“惟”，思考的意思。如：“帝隹二月令雷？”（丙662）“贞：勿隹今日用羌？”（丙257）这两例中，“隹”起动词作用，表示人或神的主观愿望：“帝打算二月发出雷电？”“（神）不想（让我们）今日用羌？”又如：“王占曰：兹隹庚雨，卜之雨……”一句，这是表示“王”的主观意志是让“上帝”在庚这个时间下雨，因此，“隹”应为“惟”。杨逢彬前面提到“勿隹”不是“隹”的否定形式，这是很难理解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隹”具有不同的意义，当“隹”不作系词使用的时候，是不用“不”进行否定的，而用“勿”，本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早在殷商时期，“隹”字的用法已经比较复杂了，系词用法只是“隹”字多个用法之一，因此，人们将其笼统地视为“语气词”是极其错误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在为“隹”的字形与“是”之间的关系做铺垫。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隹”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首先，一些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字形如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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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箭

三、 对于先秦不同时期“是”字的考察
这里所谓的不同时期，就是指上古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期以及殷商时期，这几个时期的代表文字可以选用楚简文字、金文文字和甲骨文文字作为代表。
近几十年来，作为考古学界的辉煌成果之一的楚简的大量出土，为我们的研究拓展了视域。笔者仅列举手头现成的一些楚简文字字形对其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首先，包山楚简当中的两个摹写字形如下所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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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郭店楚简当中的“是”字

不同于《论语》，今本《道德经》当中的“是”字出现的次数虽然也不少（据肖娅曼统计，《论语》当中出现60次，《道德经》当中出现71次），可是，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以“是以”、“是故”或“是谓”的形式（“是”的这些构词形式被学界公认为典型的代词用法，事实上，这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必要的探讨。）出现的，只有少数情况表示强调，如“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第21章） 、 “唯施是畏”（第53章）；或者表示“正确”，如“不自是，故彰”（第22章）、“自是者不彰”（第24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作指示代词，如“无遗身殃，是为习常”（第52章）、“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第78章）。不过，也有几例疑似现象存在，比如：“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第75章）。在这两例当中，句子既不是“……者，……也”的形式，也不是“……是……”的形式，而是出于二者之间，按照传统观点比较难于对其性质进行准确判断。但是，所有这些例子当中，除了“美之，是乐杀人”出现于郭店楚简《老子》丙本第七简之外，其余都没有出现在楚简《老子》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楚简共有十六篇文献，笔者按照《郭店楚简文字编》的线索查找了其他文献当中的“是”字的使用情况，均没有“疑似系词”的情况，而且大多数文献当中根本没有“是”字出现。这种现象，也许就是系词起于战国后期说所产生的基础之一。
金文当中的字形则要比楚简的情况复杂得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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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金文“是”字字形集锦（《金文编》）

肖娅曼说：“西周金文中，仅见几例‘是’”，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笔者已经发现存在没有被《金文编》收录的“是”字，何况笔者手头的金文资料也极其有限，加上《金文编》以后新的青铜器出土数量很多，西周和东周时期“是”字的使用情况应该是频率非常高的。肖书中仅列举三例，且作者并没有对其是否具有系词功能作出评论，也许作者认为这三例都与系词没有关系吧：

是用寿考。（毛公旅鼎）
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毛公鼎）
是用左（佐）王。（虢季子白盘）[12]

按照学界公认的观点，毫无疑问，毛公旅鼎中的“是”是作为指示代词使用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句子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判断句，“是”代表“这是”，而“用寿考”则可用看作是表语成分，相当于英文的“This is for the utility of……”或者相当于英文被动语态的用法：“This is used for life expectancy.”毛公鼎当中的“是”的功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需要做一点分析。根据笔者的理解，肖书所引的铭文的句读是值得商榷的：“弘其唯王智”颇为费解，这个释文的作者显然将“唯”理解成了副词，其实“唯”在这里应该是名词，通“惟”，“思考”、“思想”的意思，这里指大臣们经过思虑所提出的建议；“正”通“政”；“乃”通“扔”，引申义为“丢弃”，“扔”又读（rèng），《后汉书·马融传》：“竄伏扔轮，发作梧櫘。”李贤注：“《声类》曰：‘扔，摧也。’言为轮所摧也。”故其句读应取下列形式：

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毛公鼎）

翻译成现代汉语，这句话的意思是：“不集思广益，政务必然混乱，采纳你们（大臣们）的意见，（这是）本王的明智。打压（大家的）意见就是沦丧我们的国家。”经过这样的分析，毛公鼎铭文中的“是”显然具有系词功能。铭文中的“王”在此前曾明确指出：“余一人才（在）位，弘唯乃智”，说明这里的“唯”不是王本身的“唯”，而是其大臣们的“唯”（谋策）。
根据《商周金文》一书的注解，学界对于这段话的解释一直存在误解：“郭沫若曰：‘唯通惟，有也。‘无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谓不问青红皂白，一唯王意是从。’……杨树达则云：‘此言不问其事之为正为昏，皆曰，此宜王为之，非吾所知。如此委其责于君王，适足丧国耳。盖勉毛公以忠体国也。” [13]
事实上，即便将这个“是”理解为具有指代性的词，它也不是纯粹的代词，而是代词+系词的混合结构，相当于“这是”，关于这一点，此前一直被忽视了，下文我们还会专门对其进行探讨。
如果将第三例这个句子完整地抄录下来，它应该是：“王睗乘马，是用左王。”按照传统的标准，这也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句子，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前面提出的观点，将“是”理解为“这是”，也是说得通的：“王赐予的坐骑，（这）是(让被赐予者)用来辅佐帝王的。”
值得留意的是，青铜器铭文包括商晚期和周早期青铜器的铭文，而甲骨文的年代也处于这段时间的上限，也就是说，现有“是”字的发现与甲骨文的繁荣时期的差距并不大，为什么我们在甲骨文当中没有发现“是”？这是一个很有趣、也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下面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蓝箭

一、 系词起于六朝、两汉说简介
首先，王力先生将系词的范围限定得十分严格，他说：“就汉语来说，真正的系词只有一个‘是’字。‘甘地是印度人’，‘鲸鱼是兽类’，‘她是一个好学生’，这些都是判断句，其中的‘是’字都是系词。但是，我们不能说‘是’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系词。缺乏主语的往往不是系词（‘是我忘了，请你原谅’）；当谓语不是名词性质的时候，谓语前面的‘是’字也不是系词（‘他实在是很爱你’）。系词这一概念是从逻辑学来的。它的任务是联系主谓两项，缺一不可。”[3]
他还说：“在现代汉语里，判断句以用系词为常。在上古汉语里，情况正相反。名词不需要系词的帮助就可以构成判断。”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者，……也”的句型加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上古”的概念一般指公元后三百年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包括秦汉、春秋战国、西周、殷商、夏以及原始社会时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王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否成立，笔者将在后面用事实加以说明。
王先生也注意到了一些疑似系词的现象，比如，《论语·里仁》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他认为这种“是”并不是系词，而是指示代词，和“此”的意思相近。问题是，如果将“是”看成是指示代词，则其语法功能相当于主语的同位语，有强调作用，反之，如果改变句读方式，去掉逗号以后，句子就成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与贵是人们所向往的），就成为典型的具有系词的判断句了。对此，王先生的解释是真正的系词“是”的产生，条件必须是既不需要“者”的辅助，也不需要“也”的辅助。另外一个疑似系词的例子出现在“惟”字上：
予惟小子。（《书·大诰》）
尔惟旧人。（《书·大诰》）
对于这些用例，王先生也持否定态度：“如果就‘惟’字的用途全面观察，就知道它不是系词。《书经·汤誓》：‘予惟闻汝众言’，《多方》：‘尔惟克勤乃事’，‘惟’字在‘予’‘尔’后面，并不是系词。”用不同的句式和用法来相互否定，这是危险的，因为汉字具有一字多义的特点，《汤誓》这句话当中的“惟”就是“想”、“想要”或“打算”的意思，而不是“是”；而《多方》这句话当中的“惟”（实为“唯”）则是“只有”的意思，也不是表示判断。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叙及。
王先生说：“‘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发展的过程是这样：在先秦时代，主语后面往往用代词‘是’字复指，然后加上判断语。……‘是’字经常处于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试拿《孟子》（梁惠王下）‘滕小国也’为例，大约也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滕，是小国也’（‘是’在这里仍旧是‘这个’的意思），然后达到‘滕是小国’。”因此，王先生认为在中古时期，“是”摆脱了语气词“也”字，从而成为必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系词。
二、 系词起于战国后期说简介
前面提到裘锡圭先生也是系词起于战国后期说的倡导者，但是由于笔者手头没有有关的详细资料，因此不能详细加以介绍，故将赵敦华文章中提供的文献附录于此，以便读者索取参考。[4]本节主要介绍笔者手头掌握的肖娅曼的一些观点。
肖娅曼在《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一书当中，比较系统地探究了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这是一部专著，笔者只能摘取其要点简述如下：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甲骨文开始对系词进行了考察，指出“非”和“唯”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可以构成判断句：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其唯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庚娩，不嘉，唯女。[5]
其中的“唯”被张玉金释为“是”。遗憾的是，作者大概没有参照甲骨文拓片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在做出“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是’字，甲骨文中‘唯’字所表示的强调和判断这两个主要功能，是后来‘是’的两个主要的功能，直到今天表示判断和强调仍然为‘是’的主要功能”的结论之后，便弃之不顾了。
该书还初步探讨了“时”与“是”之间的关系，认为此二字不仅在功能上完全相同，而且在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关系也很密切：“文字上‘时’‘是’二字均从‘日’；音韵上‘时’属禅母、之部，‘是’属禅母、支部，二者语音十分相近；训诂上，《尔雅·释诂下》说：‘时，是也’。”作者认为：“各种迹象显示，‘是’的意义最初全部包含在‘时’中，可能是在‘时’中孕育成熟后，再脱离母体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在‘是’尚未从‘时’中分化出来时，‘时’‘是’曾经是同一个词……因此，可以将‘时’字判断句与‘是’字判断句统称为‘是’判断句。” [6]此番探讨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一点，在笔者的探讨过程中将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对于《尚书》和《诗经》当中多处出现的“是”，作者认为“虽然其中‘乃并是吉’的‘是’似乎只能讲成判断词，但由于《尚书》文献和语言的情况十分复杂，‘是’的意义用法又非常复杂，这个‘是’的性质目前很难确定”，“没有理由认为作为系词的‘是’在《尚书》《诗经》时代已经产生；‘是’判断句在《尚书》中开始出现，经过《诗经》到《左传》发展成熟。”[7]
作者对“是”的用法做了大量的考证，而且，对于除了“是”以外的系词，如“为”、“乃”等也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笔者不一一列举。考虑到介绍王力先生的观点时曾经涉及到《论语》中几个“是”的问题，笔者在此仅对该书作者对此的讨论做一简单介绍。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作者认为，虽然王力先生对这几个“是”已经做过分析，否认了先秦存在系词的观点，但是对立的观点还是一再被提出来。“持‘系词说’一方的理由是：第一，‘是鲁孔丘之徒与’的‘是’只能构成系词。因为桀溺面对面地问仲由，却用‘是’来指代他，这是古代、现代汉语中都没有的习惯，因此，‘是’字必然是系词。第二，这几个‘为’是具有系词功能的词，而此段话中‘是’与‘为’交替使用，作用相同，即都是替代上文的系词‘为’，而不是指代孔丘，所以这‘这一连串紧跟下来的’几个‘是’，‘自然也是系词了’” [8] “持‘代词说’的一方承认‘是鲁孔丘之徒与’一句中的‘是’为系词，但认为对方对其余3个‘是’的分析，‘是先将用例译成现代汉语再来进行分析’，‘是从自己的语感出发来分析的’，因而不能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是鲁孔丘与’和‘是鲁孔丘之徒与’句式完全相同，两个‘是’的性质也该完全一样，都很疑惑为什么只能证明其一。也就是说，双方的立论都是一半依靠理据，一半依靠语感。”接下来，作者对这两个句子做了一个繁琐的逻辑论证，笔者不再引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原著阅读。作者的结论是：“通过分析‘是鲁孔丘与’和‘是鲁孔丘之徒与’中两个‘是’的细微差异，为什么系词‘是’与系词‘是’的前身二者显得难分难解，为什么二者之间的过渡那么自然，不留痕迹，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现在看来已不难理解。系词‘是’的前身，就是带有指代性的系词，它只须放弃自己的指代性，让渡出主语的位置，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系词。”
笔者的观点是，我们的目的是论证先秦时代出没出现系词“是”，其实用排除法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既然论辩双方都承认“是鲁孔丘之徒与”中的“是”是系词，那么就可以说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系词“是”，无论它在文献中的用例是多还是少。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双方都无法否认，即大家都认为那个时代的“是”是双功能的，既可以做代词，也可以做系词，因此，有些疑似的情况就不好严格分清。但是，从道理上讲，“是鲁孔丘与”的前面曾经出现“执舆者”和“孔丘”两个词，说话的对象已经十分清楚，因此“是鲁孔丘与”中的是应该是系词，因为他前面的代词“彼”已经被省略。笔者之所以认为此句中被省略的代词为“彼”，而不是“是”，是因为“是”被认为作代词的时候是近身代词（通常代表“这”、“此”），而此时孔子并不在二人的跟前，而是与他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是”也不可能指代前面的论题，即“执舆者为鲁孔丘”这件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是”也是系词。严格地说，所有的被理解为“代词”的“是”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代词，而是一种“代词与系词”的混合体，可以用“是”=“代词+是”的公式来描述。我们必须注意古代汉语当中的句子结构省略现象，不能一味拘泥于一字一词的差别，而必须从句子的总体结构和语义上来加以掌握。以古汉语当中最为常见的“……者，……也”句式为例，它完全可以理解为“……者，是……也”的省略形式。语法研究首先应该求同，在尽可能大的范畴内找出句子的共同点，然后再求异，细分出小的类别。反过来进行归纳，也是一种方法，但是归纳的目的仍然是要找出小类别所属的大范畴，否则，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归纳。
“是知津矣”中的“是”是公认的指示代词，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为“若此人是鲁孔丘，则”的简省形式。

蓝箭

在中国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系词“是”，使得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产生困难。本人对“是”的研究，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以下文章太长，请耐心读下去，看看中华文字文明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发表期间，为了保持连续性，谢绝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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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

对于汉语语法中的“系词”的来源和作用，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的引进而名声大噪——它因此也成为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王太庆先生说：“在先秦典籍中，甚至在公元前的《史记》中，我们根本找不到‘是’这个动词，所有的判断都写成SP形式，不用系词。”[1]为此，王先生还列举了许多先秦古籍中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赵敦华先生说：“与西语系词比较，汉语‘是’作为系词的用法出现得较晚（王力认为始于六朝或两汉之间，裘锡圭最近认为始于战国后期），用法不广（如王力所说：‘无系词的语句几乎可以说是文章的正宗……几千年来，名句（nominal sentence）里不用系词，乃是最常见的事实’）在‘是’用作系词之前和之后，汉语用作系词的词语多种多样，如‘为’、‘即’、‘乃’、‘系’、‘非’、‘……者……也’，等等皆是。”[2]
之所以汉语系词的有无和早晚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系词“to be”和它的“being”形式，因此，首先一点，如何用汉语翻译这些概念便成了问题；其次，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中西哲学二者哪一个更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形而上学的实质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还在继续着，鉴于哲学问题不是本文的重点，故本文不对其进行细致的讨论，但是，解决这一语法的历史和概念问题无疑会推动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汉语系词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它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它的最初形式与后来广泛使用的“是”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本文要重点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