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论人民币汇率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信用和尊严1

why504

论人民币汇率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信用和尊严

雷建炎

内容提要

人民币汇率是当今国际社会争论的热点之一。由于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他们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本文作者从经济学理论的高度，阐述了汇率的科学定义、人民币与其它各种货币汇率的认定及精确计算方法。

关键词  汇率  换算比率 计算尺度

2003年6月26日，《南方周末》B 22金融版上，刊载其见习记者胡惠民的一篇文章“美国财长为何要求人民币升值”中说：

“6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发表讲话说，中国应该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其话中之意，是要求中国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8.28=1为中线--的汇率制度，让人民币升值。

由此，在国内国外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争论再次喧嚣。在此之前，日、美和欧洲等地区的一些金融界人士和官员已经大肆渲染过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观点。”

“人民币到底该不该升值？从技术理论上讲是一个繁杂难论的问题，本就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但如果看一看19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的日元升值，不难看出斯诺的该番讲话，背后蕴涵着阴谋。”

“‘前车覆，后车诫。’作为人均收入不足8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任由人民币升值--以体现所谓的‘大国风范’或‘大国实力’，而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将是一条成本高昂的危险之旅。”

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b14版在大幅标题人民币汇率应成为国际谈判筹码下，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的文章说：

“近日，央行高层明确表态，人民币近期不会有升值的可能。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采取稳健与务实的态度，这没有错。但汇率是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当复杂的因素集合而成的，正如李扬（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所说：‘汇率水平没有任何模式可以精确地计算它，更不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进行调整。’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惟一标准是看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亲自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总理、财政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直接讨论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但得到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决定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变。

2003年9月19日，中国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人民币汇率等有关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再次重申，中国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称不能把汇率问题变成国际政治问题，当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称：

“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国务院批准，现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三．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

四.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2006年3月14日，面对记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提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

“去年7月，我们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改变了人民币单一与美元挂钩，建立了根据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那种用行政性办法使人民币或升或降的事情不会再出现了。”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争论”为什么会不断“喧嚣”？

道理很简单。如同我们人类社会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重量计量尺度克、公斤，长度计量尺度厘米、米，体积计量尺度毫升、升等等一样，我们也必须有国际通用的商品价值计量尺度。

其次，我们必须指出：将汇率定义为“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这是不学无术。

将“改变人民币单一与美元挂钩”就称为“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中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探索与改革也未免太简单了。人民币汇率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信用和尊严，恰好必须“用行政性办法使人民币或升或降”，而不能任由“市场供求为基础浮动”。中国政府总理不管人民币汇率，这是不识大体，放弃中国主权。

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在《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的第十八章中指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货币是大众为了互相交换所需物品而共同认可的一种信用凭证。”货币是市场上所交换物品即商品价值的计量尺度。由于各种货币计算单位所代表的价值量不同，因此，它们之间也就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换算比率。这同一国货币中存在不同的计算单位，也就有不同的换算比率是一个道理。在英国货币计算单位英镑、先令、便士，在人民币计算单位元、角、分之间换算时，我们能够说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货币价格”关系吗？

汇率的正确定义是：不同货币即不同商品价值计量单位之间的换算比率。

英国伟大经济学家李嘉图（1772-1823）指出：

“如果在英国兑付的100镑汇票在法国或西班牙所能购买的货物数量和在汉堡兑付的100镑相等，那么英国和汉堡之间的汇兑就是平价。如果在英国兑付的130镑汇票所能够得的东西不多于在汉堡兑付的100镑汇票，那么汇兑便对英国发生了30%的不利差价。

把成色十足的130英国金镑运往汉堡，即使要费5镑，我在汉堡仍然会有125镑；除非我的金钱并非成色十足，否则我怎么会同意用130镑去购买一张在汉堡只能得到100镑的汇票呢？——除非是这种金镑已经耗损，内在价值已经减低到汉堡的金镑以下，费去5镑送到那里实际只能卖100镑。如果是成色十足的金镑，没有人能否认我的130镑将在汉堡得到125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24-125页）

“其实一切商业，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实质上都是物物交换。”（同上，第194页）

将人民币同其它货币的换算称为“外汇买卖”、“外汇交易”并任由“市场供求为基础浮动”。这十分荒谬，也十分危险。

美国马丁.迈耶著作《美元的命运》的封面上，印有一句名言：美元的命运就是美国的命运。他在书中说：

“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原则上讲，金属货币不是某个人、政府或银行的发明，而是一个社会（或国际社会）整体的发明物。纸币是作为金属货币的代理人（而非替代物）进入流通的。最初它代表对金银的要求权，人们之所以使用纸币，是因为他们相信，可以拿纸币到银行或政府兑换成贵金属。直到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时候，美元券上还印着这样的话：‘持票人可以随时用来兑换白银。’（Payable in silver to the bearer on demand.）

只有各国政府承诺，按照特定的价格购买或铸造金属货币，才能使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固定’不变。‘贬值’意味着给定面值的金属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减少，意味着货币发行国提高了其货币购买金银的价格。1913-1930年间，一英镑可以购买0.23金衡盎司的黄金。到了70年代末，一英镑只能买0.01金衡盎司的黄金了。”（第26-27页）

“1967年在巴黎货币会议上，萨缪尔.拉格斯代表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发言，呼吁统一世界币制，即统一沙弗林（英国当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半鹰（美国5美元金币）和在美国敦促下即将铸造的面值25法郎的新币的黄金含量，以便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他的努力使该提案获得了17张赞成票。但是，两张反对票（一张来自英国，一张来自瑞士）扼杀了这项方案。”（第27页）

“关于通货膨胀，托马斯.曼有句名言：

‘人们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德国成了强盗横行的国度。’”（第31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1 19:19:53编辑过]

why504

除了自己直接到市场上考察外，我还特意委托一位德国朋友就目前德国市场一般生活品及个人每月消费开支作了调查，具体是：

猪肉每公斤5-7欧元；西红柿1.50-3.20欧元；大白菜2欧元；大米1.60欧元；面粉0.70欧元。

据统计，德国人均月收入约2500欧元，每月缴税、房租、食品、水、电、汽车等开支2000多欧元。大约每月节余400欧元。

按说德国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在欧洲不是最高的，瑞士、英国更是高得惊人。一位在瑞士工作的华裔人士告诉我们：瑞士是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食品类大都靠进口，所以价格高得离谱。比如一斤西红柿要10瑞郎（1瑞郎约人民币7元）；一斤小白菜8瑞郎。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算一下自己的消费水平。以一个每月收入3000元的北京人为例：除去房租费、税收、水电费和其他日常生活开支所用，每月最少剩余1000元。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算法也不一定科学。但就目前我们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实际生活水平而言，并不比欧洲国家差多少。我们不能单纯从工资单的数字上去和发达国家比，而应该从整体国情、从客观角度、从货币实际价值上去比较。一个简单明了的对比就是，在欧洲一欧元买的东西，相当于在国内一元人民币买的东西。

这样看来，过去那种比人家差距悬殊的感觉就会荡然无存。”

筱青举的例子十分恰当，算法也同英国伟大经济学家李嘉图（1772-1823）一样科学。他的这篇文章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课堂上的经典教材。

既然“在欧洲一欧元买的东西，相当于在国内一元人民币买的东西”，那么，人民币与欧元的汇率就理所当然视为1元人民币 = 1欧元。如果真要寻找“可以精确地计算”、“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进行调整”的人民币汇率的“计算模式”，这种“计算模式”并不“繁杂难论”。

现在中国市场上普通晚稻米每公斤约2.20元人民币，而在德国大米每公斤1.60欧元，所以人民币与欧元的汇率应为：

2.20人民币/1.60欧元 = 1.375元人民币/1欧元。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约8元人民币=1美元、10元人民币=1欧元、7元人民币=1瑞郎的汇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都不懂经济学、不明白货币汇率的科学定义及“计算模式”，将人民币汇率人为地“宰掉”了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公民到瑞士、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购物消费，才会“惊得目瞪口呆”、“令人觉得是被狠狠宰了一刀”，不得不产生“无谓的自卑感”，不得不“别随便买东西”。而那些发达国家商人、公民到中国同样会“惊得目瞪口呆”：中国商品、劳动力怎么会如此不值钱？确实是无与伦比！

2005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膨胀到世界第一，达到了8189亿美元。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显著成就”。

第一，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的货物。”

第二，这说明外国商人都十分清楚中国人民币汇率被严重压低，同中国进行贸易实际上是不等价交换，所以在尽量抢购中国商品。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从今以后，美元每贬值1%，就意味着中国又至少将80亿美元的财富无条件地送给了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政府，连一声礼貌的“谢谢”二字都没有得到。

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GDP为10799亿美元，居世界第6位，但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为5019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后者为前者的4.6倍；按照联合国最近公布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2003年人均GDP为4580美元，而按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人均GDP是1087美元，不足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的24%。

人民币汇率被中国自己“用行政性办法”压低的严重程度，由此亦可见一斑。

价值规律、经济规律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经济规律不可抗拒。“用行政性办法”压低人民币汇率，是愚蠢的独裁意识作祟，只能是适得其反，必定遭到价值规律、经济规律和国际社会的无情惩罚。这等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自惭形秽，在市场上拼命压价推销中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商品。这不仅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容易导致别国经济和社会混乱，从而引发其他国家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迫使其他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而且必然严重挫伤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导致中国人才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流失，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最终完全丧失独立自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权利。那才真正是自取其辱、自取其祸，是“一条成本高昂的危险之旅”、追求“所谓的‘大国风范’或‘大国实力’”的“打肿脸充胖子”哩。

《管子》中记载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吾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舟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管子.第77》）

管子还明确提出：

“乘马（计算筹码）之准，与天下齐准。”（《管子.第69》）

“国准者，视时而立仪。”（《管子.第79》）

法国伟大经济学家魁奈（1694-1774）在《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中告诫我们说：

“国内的农产品和商品价格，完全不应该降低。因为如果降低，同外国的相互贸易，就会对国民不利。收入是决定于出卖价格。多而不值钱不是财富。”（原则第18）

“不要使国民在同外国的相互贸易中蒙受损失，即使这种贸易对贩卖输入商品的本国商人是有利的。”（原则第23）

“不要被同外国相互贸易所取得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从货币数额的顺差来判断，而不考察出卖和购进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原则第24）

李嘉图（1772-1823）指出：

“经验证明，国家和银行在握有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权以后是没有不滥用这种权力的。所以在一切国家中，纸币发行都应受某种限制和管理；对于这一目的来说，最适当的办法莫过于规定纸币发行人必须承担用黄金兑现纸币的义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7章论通货和银行）

无规矩不成方圆。人民币是中国人民衡量市场商品价值的计量尺度。人民币代表着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产，更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信用和尊严。人民币汇率属于中国主权，只能“用行政性办法决定”而不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浮动”，尤其在人民币汇率已经被“用行政性办法”压低到不足其实际价值四分之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应当自尊自爱自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根据各国市场基本食物与黄金价格主动“用行政性办法”调整人民币同其它各种货币的汇率，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样，各国商人、公民就愿意使用人民币，保存人民币。这才真正是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弊矣。

2006年4月14日首发表于经济学家网站，编号7056

作者简介：雷建炎，1949年出生，男，无党派人士，中专文化，湖南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工程师（已退休）。1992年，开始潜心研究人民币与股票的本质。围绕经济学中究竟是否存在“股票价格的理论公式”和（德）马克思为什么说“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形式”，走上了通读（德）马克思《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四卷和考察经济学发展史之路。2001年，《货币、股票与劳动价值论》、《论股份资本》入选“湖南省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2005年，《我所看到的经济学名著》、《我所看到的“边际革命”》刊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www.Marxismeco.com）上。

历经十多年埋头研究，反复修改，十余万字的《论股份资本  经济学发展史批判》已初步定稿。

任何匡正谬误的指教都是对作者的帮助、爱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建议。

why504

“1934年1月1日，美元进行了真正野蛮的永久性贬值。罗斯福重新确定了美元的含金量，规定一盎司黄金值35美元。这比一年前的美元价值下跌了69%。由于政府原已强迫人们把所有的金币和金条交回国库，金价上升产生的利润几乎全归美国政府所有。这项利润高达2805512060.87美元。”（第36页）

1944年7月，美国迫使国际金融会议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的原则和运行机制，肆无忌惮地印制出口美元纸币就成为美国公开掠夺他国财产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到1970年，美国对外短期负债就高达469.6亿美元，而其黄金储备只有110.7亿美元，不足其对外短期负债的1/4。

469.6亿美元 - 110.7亿美元 = 358.9亿美元

这就是说，即使美国宣布破产，将其黄金储备全部拿出来偿还外债，美国还是用美元纸币“多买回了”其他国家358.9亿美元的财产。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政府规定的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官价失效，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兑换黄金。

美国背信弃义。不仅曾被美国当作黄金购买他国财产的469.6亿美元纸币，正式成为“低廉很多的一件商业工具”，就连所有美元也真正成了美国政府“低廉很多的一件商业工具”、“并无内在价值的一块纸片”。可是,对于社会大众、对于美元纸币持有者来说，改变的只是美元计量尺度即每一美元的“含金量”，是他们手中美元纸币的大幅度贬值，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纸币是黄金代表、是价值符号的社会现实。

2004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了戴维.伊格内修斯的《亚洲的美元之谜》一文（见2004年1月10日《参考消息》第4版），文章中说：

“新年伊始，金融领域就出现了一个谜：为什么在美元一再贬值的时候，中国和日本还继续大量积蓄美元？

亚洲积蓄美元看上去当然是一种愚蠢的投资。由于人们担心美国的贸易和收支不平衡，去年美元对欧元的比价下跌了20%。许多分析家（包括我在内）都预言，随着中国和日本开始抛售他们手中大量剩余的美元，美元的价格今年还可能进一步大幅度下跌。

最担心这种状况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在去年9月发表的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说，美元很可能进一步下跌，而且‘毫无章法的调整’，或者调整过火，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是，让我们给这个新年的金融谜团提出一个相反的解释--也许亚洲国家实行的是一项非常理性的战略，这一战略寻求的是扩大国内的就业，而不是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如果是这样，做金融交易的人就不必再那样紧张不安了，而且还应该欢迎美元像50年前那样发挥它的稳定作用，当时正是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代。

这一令人鼓舞的说法是两个月前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家彼得.加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如果一种深奥的经济理论可以引起人们的一片骚动的话，那加伯的理论就做到了这一点。

他说，亚洲积蓄大量美元盈余的做法看上去似乎不合情理，但却是它以出口为先导的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为了扩大国内的就业，亚洲人为地保持低汇率，向美国出售便宜的产品，并在这一过程中积蓄大量美元盈余。加伯11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论坛上说：‘根本的全球不平衡不是体现在汇率上，而是在亚洲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上，他们现在希望进入现代的全球经济体系。’”

“加伯说，这种全球劳动力上的不平衡就像两个互相独立的星球--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碰撞在一起。他说：‘突然间，它们被推到一起，组成一个大市场。’恢复平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寻求以出口带动的增长，而美国则发挥缓冲作用，吸收世界的出口产品。”

“加伯说：‘尽管美国的赤字不断增加，但这一体系却一直保持稳定，而且还可以持续下去。’他们援引了1965年法国分析家雅克.吕夫的一段话，这段话解释了为什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尽管美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仍然繁荣发展。吕夫说：‘如果我与我的裁缝约定，我付给他的钱在当天就作为贷款还给我，那我根本不会反对再从他那里定购更多的衣服。’”

是啊，谁忍心反对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管劳动、不问收益的蜜蜂式的善良“裁缝”，不尽量支持和满足他们一心一意追求“扩大国内的就业”的“发展战略”呢？

在美元一再贬值的时候，“中国和亚洲其它发展中国家通过把它们的货币与贬值的美元挂钩，人为地保持低汇率”，还“向美国出售便宜的产品”，“继续大量积蓄美元”。不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多分析家和“做金融交易的人”感到紧张不安，认定是一个“金融谜团”，就连我们中国百姓也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社会主义”和“深奥的经济理论”，不得不痛心疾首地说：愚蠢。

在人类社会中，“真正主要的是货币的地位”。只有傻瓜才会抨击自己货币应该升值的良言是“背后蕴涵着阴谋”，我行我素“用行政性办法”压低自己货币汇率。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性，是不可理喻的疯子，要不就是急于销赃的小偷、盗窃犯、造假者或假币持有者。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拼命压低自己货币的汇率呢？

究竟应当如何认定人民币同其它各种货币的换算比率呢？

同样重量的黄金，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总的来说，黄金的价值在黄金的非出产国高，在出产国低；在广大工人、农民眼中高，在少数富豪眼中低；在不发达国高，在发达国低；在古代高，在现代低。因此，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不发达国家，中国不能简单将发达国家市场上黄金的价格即他们货币的“含金量”作为计算人民币同各种外币（纸币）换算比率的依据。

中国古代伟大经济学家管子（？-前645年）指出：

“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价）。” （《管子.轻重甲第80》）

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英国伟大经济学家配第（1623-1687）说：

“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8页）

民以食为天。人民币同各种外币（纸币）的换算比率即汇率，应当根据它们在本国市场上所能购买的基本食物量来计算和认定。

2004年3月15日，《解放军报》第11版上筱青的“在瑞士被‘宰’的深思”的文章中说：

“欧洲物价高，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高到令人觉得是被狠狠宰了一刀，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在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就尝到了挨一刀的滋味。那天晚上我们到一家中国人开的中餐馆就餐，大家说今天我们节约点开支，吃碗清汤面算了。女老板还挺照顾，在每人碗里多加了两片青菜叶子。买单前大家猜测，今天这碗面顶多5欧元（合人民币50元）。没想到一看账单：乖乖，15欧元（合人民币150元）！顿时把我们惊得目瞪口呆，这不是讹人吗！谁知女老板淡淡地说：‘在瑞士就这个价。’

从瑞士挨宰，到所到各国的耳闻目睹，我们真实地体味到了中西物价的差异。怪不得事先许多朋友告诫我，到欧洲别随便买东西，一是国外有的我们国内都有；二是那里的东西太贵。实践证明，你要是带着国内消费的物价观念到国外购物，你会到处碰壁不说，还会产生无谓的自卑感。那么，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资收入、消费水平上究竟有多大差别？为此，我有意进行了专题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