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VS日本制造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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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日经BP社

战胜“中国制造”——日本企业的五张王牌(1)

    如今，在日本市场已经很难找到有“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标志、而且销售额呈两位数增长的商品了。但日本精工集团的核心部门——负责钟表业务的精工钟表（Seiko Watch，东京都千代田区）却一举打破了这一局面。

　　众所周知，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的钟表市场上瑞士钟表的销售额已超过日本品牌，日本钟表厂商的影响力日渐衰弱。

　　2002财年（2002年4～2003年3月），精工钟表凭借战略商品“Grand Seiko”和“Dolce&Exceline”等5种完全由日本制造的品牌，创下了销售额增加10%的记录。在1000多亿日元的营业额当中，实现了近7%的营业利润，给日趋衰落的“日本制造”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以前我们是不是未能认真地向顾客宣传过日本制造的优势呢？过低地估计精湛的微加工技术的价值的不正是我们自己吗？”，兼任日本国内营业本部长的精工钟表副社长神户庸介自问自答地反省道。

　　目前瑞士产品席卷日本钟表产业，产生危机感的不止精工钟表一家。西铁城钟表常务水井庸夫认为必须实施“日本制造战略”。“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有关成品的生产流程就会全部迁到中国了。我们已经决定投资数亿日元，权且把它当作前期投资，把在日本市场销售的高附加值款式全部拿回日本来”。

　　西铁城已经拥有成功的经验。该公司在地价高达每坪（3.3平方米）100万日元以上的东京都西东京市的公司总部，生产每个不足100日元的模拟发条手表机芯，而且获得了利润。

　　“机芯的生产成本中，人工费所占的比例超过20%，如果在中国只要10%就够了。但因为10年前日元暴涨时，整个公司下大气力把成本削减了一半，降低成本达100亿日元以上。这种智慧要不是在日本可不会出现”，西铁城的永井常务这样说道。

　　为了实现日本品牌东山再起这一共同目标，精工与西铁城两公司将以前分别举办的产品发布会进行合并，以“吴越同舟（患难时化敌为友）”的方式向流通业展示产品。当然，展示的畅销产品大都为5万日元以上的日本制造款式。

电视宣传“日本制造”

　　精工钟表副社长神户说：“一家公司单独召开产品展示会时，与会者顶多就1000人左右，而现在超过了2000人。而且现在不再向过去那样把所有的商品都陈列出来，而是战略性地展示日本制造的五种品牌，在销售手段上也开始下功夫”。

　　如果仅仅是高喊“保卫日本制造业！”，将商务行为上升到义务和国策这样的高度的话，企业是不会行动的。如果日本制造的产品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即使不呼吁，厂商也会把“日本制造”放在最好的位置来销售。

　　或许有不少读者看过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热门偶像菊川怜所做的“日本制造”电视广告吧。铃木的轻便摩托车“Choinori”便可谓是“追求在日本国内制造”（铃木修会长）这一企业哲学的结果。

　　“Choinori”只是速度表和缆线采用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引擎、车身、零配件都为日本制造。尽管如此，建议零售价还是控制在了5万9000日元，比本田与雅马哈发动机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生产的轻便摩托车还要便宜。

　　“Choinori”自今年2月份开始销售以来，卖得极为火爆，到4月已经出货2万辆，远远超出了当初估计的每月销售2000辆的目标。如果仅仅是价格昂贵的日本制造产品，消费者自然不会感兴趣，但若是物美价廉的日本制造产品，消费者就会抱着“支持国货”的心理去掏出钱包。

　　高速增长时期自不必说了，在整个80年代，在日本市场销售的日本厂商的工业产品基本上都是日本制造的。当这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不再正常时，铃木在电视广告中推出强调“日本制造”的广告，确实抓住了紧缩支出的消费者心理。

　　在对消费趋势最敏感的超市，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反思此前过于依赖中国产品的做法。伊藤洋华堂自去年5月起就以服装面料为对象，策划了名字干脆就叫做“Made in Japan”的促销活动。
　　伊藤洋华堂在店内设置鲜红的广告，上面绘有日本地图，店内摆有“京都西阵的印花领带”、“新泻县五泉市的花衬衫”等日本商品。这个促销活动第一年以日本的11个产地为对象，当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约100亿日元。第二年度的今年，伊藤洋华堂准备将产品产地增加到34个，以实现销售额翻番的目标。
　　负责促销的营业本部长、伊藤洋华堂专务日之泽章是指挥洋华堂扩大销售中国产服装面料以抗衡优衣库(UNIQLO)等中国产服装布料的头号人物。此次之所以改变销售方向，是因为一线销售部门反馈说：“消费者或是查找商品标签、或向售货员询问，指名购买日本造产品的顾客越来越多”。
“日本纤维厂商都在开发高附加值的新材料，不少企业已拥有相关技术。而日本的买家却只把目光盯在国外市场上，忽略了日本制造的优势”，日之泽专务这样说。
　　举个例子，“浜松生产的纯棉衬衫”售价为5900日元（约合人民币390元）到7900日元（526元），与价位多在1900日元（126元）至2900日元（193元）之间的中国货相比，显然要贵得多。
　　然而，除了日本消费者确实支持“浜松产品”这一因素外，中国服装产品从下订单到摆上柜台的供货周期长达三周，而日本产品则只需一周，这一优势对日本洋华堂来说极富吸引力。洋华堂自今春以来，在销售对象中增加了家居产品及食品、考虑进一步加大“日本制造”的宣传力度。
　　在各个领域，日本制造都展开了反攻。这很容易让人得出消极的结论。如果是日本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排他主义复活的话，勿宁说是忧大于喜。
　　确实，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外制造业已具有足够的实力来满足日本消费者的质量要求，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只要在高工资的日本生产，绝对无法产生利润的低附加值产品将比比皆是。
　　即便如此，断言“日本制造已没有竞争力”而不再做最后的努力，随大流把工厂迁至国外的日本厂商的选择就真的正确吗？
　　举个例子来说，140升以下的小型冰箱，在日本国内市场的150万台当中，有110台为包括日本企业国外工厂在内的外国制造。在日本始终坚持生产小型冰箱的只剩下松下冷机的草津工厂了。

　　今年春季，作为松下冷机社长，领导“冰箱版日本制造”战略的松下电器产业的东国广顾问说道：“总之只坚持一年，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目标并非是不断改进，而是将成本与库存都减少一半，以求生存。在公司内外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只能背水一战了”。

丰田模式在松下扎根

　　不管怎么说，其他公司的小型冰箱要从泰国越洋运回日本，平均每台只需要2300日元（约合人民币153元）的运费。光强调是日本生产的，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东顾问采取的做法是，从名为“打扫和擦拭二合一作战”的车间扫除开始，把出现多余库存、拖延供货周期的问题根源调查清楚。

　　“正因为经历过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的幸福时代，因此以前优先考虑的是防止产品缺货，在生产线上保留一天的库存量。如今只保留15分钟的库存量，几乎不怎么显眼了吧”，东顾问笑着说。

　　可以说，松下冷机又回到了日本制造业创造的丰田生产方式这一起点上，取得的成果包括：供货周期缩短了70%、人员削减了40%、生产线缩短了65%。把26个小型零件事先组装成一体，减少了最终组装工程负担的局部装配（Subassembly）方式，可以说是借鉴了汽车的经验。

　　松下冷机负责冰箱业务部的高见和德董事坦言：“小型冰箱以前出现过严重亏损，但现在有5个百分点左右的利润率”。唯一由日本制造的松下冷机产小型冰箱已经挂着“日本制造”的牌子摆进了零售店。下一个目标是，争取获得日本国内30%的市场份额，以确保日本冰箱业的龙头宝座。

　　毫无疑问，松下是处于日本国内制造业核心地位的代表性企业，就连松下这样的企业，都彻底采纳了丰田式生产系统这一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模式，从而使濒于倒闭的工厂起死回生。

　　那么，日本的制造业是不是充分发挥了所有潜力，在咬紧牙关较量之后才败给中国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日本掀起的“日本制造”反攻浪潮，并不是反历史潮流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正因为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品牌，才能在全球畅销。下期，将介绍不为一般人所知，但在日本建筑机械业却响当当的，号称“建筑机械的奔驰”的竹内制作所。

竹内制作所——日本建筑机械的奔驰

　　受日本公共事业投资压缩等因素的影响，近7～8年来日本建筑机械行业的国内市场缩小了一半多。不过在这个行业里，仍然有一家中型企业令业内最大的小松公司的高层都赞不绝口“那家公司非常出色”，这就是总部位于日本长野县坂城町的竹内制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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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九十年代中期新加坡、台湾地区为了和香港竞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不惜牺牲制造业的利益导致九十年代中后期经济逐年滑坡，目前他们都开始意识到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对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来讲，香港作为区内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他们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采取各种措施力争成为香港的替代者和部分替代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他们十分普遍的政策，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并在建立亚洲货币和期货市场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领先，而台湾地区则把成为亚太经济的营运中心作为长期目标，台北相应地成为区内的金融中心。但在新加坡出了李森事件，并进一步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他们都相应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巧合的是，他们都把重塑和深化制造业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最小，受到冲击时间最短的台湾地区关键是靠了强大的制造业支撑才得以鹤立鸡群。

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地区不仅没有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创，反而在东亚经济普遍走入低谷时很好地利用了他们衰退留下的真空，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在东亚的最大受益者。台湾的这种上升势头主要得益于其竞争力强大的制造业，特别是IT制造业。起始于八十年代初的台湾电子科技业发展飞速，作为岛内最耀眼的明星产业，目前已成为台湾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保持对外竞争力的发展动力。据统计，台湾已有近半数出口是靠高科技产品。在1996年排名世界第一的11项产品都属于高科技产品，电子科技业的发展尤为突出。主要的资讯电子产品微型电脑、监视器、电脑终端机、软磁碟机。打印机、鼠标等自九十年代初就已居世界前列。台湾电脑业竞争力强，为世界主要品牌代工，是全球个人电脑主要供应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28.6%，尤其是笔记本型电脑居世界第一，1999年出货936万台，市场占有率达49%。在监视器的生产上，台湾居世界龙头地位，为全球第一大生产地区，市场占有率高达57.5%，出货量为1.02亿台。

最近几年，台湾地区的电子、资讯与通讯产品先后取代纺织业的出口地位，成为第一大外销订单来源。近年这类产业出口增长率，更是领先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提升。据统计，1996年45.7%的出口，是靠高科技产品支撑。台湾电子、资讯产品，1996年占制造业产值比重约10%。预计到2005年，这些产业产值将高达新台币27567亿元。届时台湾制造业每生产4元中，就有1元来自这些产业的贡献，显见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传统工业发展相形见绌，后者占制造业产值比重，已由1986年的40%衰退为26.6%。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中心的台湾高科技工业共有203家高科技产品厂商，1996年产值为新台币3118亿元，增长6.4%。其中，出口值为2023亿元，虽只增加1.5%，但已占全台外销值的7%。同时，一批著名半导体企业，如台积电、联电、华邦、茂矽、日月光、旺宏等也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企业界的新贵。

第二，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关键是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实现了在制造业上的全面替代，尤其是在家电和其他日用消费领域，他们的危机同样在于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急剧下降。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概而言之就是成长为出口机器，不论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东盟其他新兴国家概莫能外。亚洲四小龙从1980-1996年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新加坡和香港的比率一直高过100%，香港本土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制造业，但正是“前店后厂”的运作模式支撑了香港经济近20年的繁荣，也就是说，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体化造就了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加坡的情况实际上也比较类似，它把整个东南亚当作了自己的腹地，某种程度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类似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赶超时期所创造的速度。韩国在1960-1990年的30年中出口的增长平均达到了近30%，台湾地区也超过了20%，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前，亚洲四小龙供应了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市场大部分的家电和日用消费品，实际上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在美国低端消费品市场才超过台湾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供货商。

第三，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金融领域的问题，实则正是核心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而同时又没有发掘出新的优势产业的结果。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九十年代热衷于金融领域的国际接轨，而对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却没有给予真正的重视。

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所谓雁行结构在东南亚国家开始全面起飞时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相比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中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也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基础。这就使得试图通过替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留下的国际市场真空(甚至有些产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没有放弃)而完成经济起飞的东南亚国家在吸收外来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占领美日等国市场的战略在很多行业遭到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很难实现，为了更进一步达到有效吸收外国投资的目的，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放开资本流入渠道的方式吸收外国投资，加上此时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东南亚国家金融改革的加速进行。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南亚国家几乎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完全放开了金融市场，包括被称为金融领域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也几乎完全放开。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意识到造成其经济增长放缓，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的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结构不合理，既没法和台湾地区和韩国竞争，又没法和中国大陆竞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讲非常容易走向边缘化。直到金融危机之后，大部分国家才开始大幅调整产业结构走专业化的道路参与国际竞争，而以东南亚国家的实力还难以服务业立国，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区域内相对发达的新加坡也同样无法做到。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是这样呼吁的：“我国不能放弃制造业，而且还必须设法维持它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一定比例，目前是四分之一；即使大力发展服务业，也不能放弃制造业。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必争论，即使还有人要争论，未来的争论点，应该是怎样让制造业继续有立足之地。”八十年代中期和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新加坡的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从而确保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三、一点启示

今天，人们更有兴致讨论的是新经济，是网络信息产业这样时髦的话题，而制造业则被一些人称之为夕阳产业，不仅大量的资本倾向于从制造业流出而不断虚拟化，人们对制造业的关注也降低到了让人忧心的地步了。

本文的讨论表明，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到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到创造第一个东亚奇迹的日本，无一不是靠制造业崛起的。即使后来者如亚洲四小龙、东盟诸国，也同样是靠制造业的强劲扩张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的。而与此相对应，一些经济大国所以未能创造新的辉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再象其强大时那么强大。

我们认同和肯定新经济的价值和贡献，正象我们认同和肯定其它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和贡献一样。但这种认同和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和特别贡献有丝毫的怀疑。

本文的探讨强化了我们对制造业的认知和理解。由此，我们不难获得下述结论：大国的兴衰印证的是制造业的兴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选择上，应当毫不犹豫的把振兴制造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坚决把制造业做大做强，这是实现经济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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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制造业”故事引起的思考

许多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的高增长均源于制造业的蓬勃活力，亦即工业化的推动：当一国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时，该国整体经济增长同时高企；当一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时，该国整体经济增长相应低迷。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此后，美国经济整体呈现明显后工业化特征并且增长持续低迷；英国和德国的制造业衰退开始于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也是英德两国工业终结以及经济增长步入低迷的转折点；日本制造业衰退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与此同时，日本整体经济也自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低迷增长并且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四小龙”和东盟的经济起飞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强劲推动，直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地区的高增长依旧由区内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支撑；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20世纪七十年代，拉美经济高增长同时伴随着制造业快速的发展，八十年代后，拉美的经济动荡也与该时期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丧失密切相关。

(一)大英帝国的衰落

考察英国经济的衰落过程可以发现，其经济上的滑落基本上与其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是吻合的。英国的工业生产从187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2%一直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相应地，德国的份额则从1870年的13%上升到1913年的16%，美国的份额更是从1870年的23%直线上升至36%而居于世界第一位。

虽然英国的衰落有种种原因，历史学家的解释更是有很多版本，但过度把眼光放在虚拟投资而忽视实业投资，尤其是国内的实业投资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一战前后，英国的制造业技术不仅已经无法和后起的德国、美国相比，甚至于英国长期保持的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也在不断缩小。

第一，证券投资的无限膨胀导致投资沉淀严重，产业投资的力度却相应地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也使得曾经以创新精神为旗帜的英国人变得十分懒惰。

即使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英国新增财富大部分都沉淀在了证券投资上了，相反，支撑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指标——国内资本形成却始终处于低水平，这一度被称之为资本主义腐朽的集中表现。资本过多地集中于流通领域虽然体现的是一国较为发达的特征，但长期的国内资本形成不足在经济学的含义上是必然会导致产业空心化的。英国的产业空心化使得工业革命初期以具有创新精神自居的英国人失去了原有的锐气，经济地位并没有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张而强大，相反，在19世纪末相继被德国和美国超过。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国内资本形成中，英国排在最后一位，而美国和德国则保持了较高的国内资本形成水平。如果把这一数据与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数据加以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到更大的反差。在高速发展的六、七十年代，日本、德国的国内总资本形成都大大超过20%，也正是这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日、德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第二，国外投资极度扩张，尤其是对殖民地和美国投资的极度扩张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从而最终影响到国内产业的升级。

考察英国1865-1914年近50年的资本流向就可以看出，作为经济活力发动机的私人资本在这50年中并没有大规模地投向英国本国的产业，这期间英国的私人资本只有30%投向了国内，远低于投向美国的42%。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资本成为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发动机，正是南北战争后的近30年的持续增长使得美国超越英国等欧洲国家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直到1914年，英国对美国的投资仍然占其海外投资的21%。19世纪末期，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说都已经比英国更有竞争力，英国的经济增长也比德、美两国缓慢了许多。

对于英国过度海外投资的争论在英国议会经常是热门话题，但从来也没有形成一个针锋相对的策略，相反，投资海外的步伐还大大加快了。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然是依靠外来资本支撑的经济体，而其最重要的资本输入国仍然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繁荣的今天就是大英帝国繁荣的继续，作为一个英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作为一国发展战略的选择，英国有很多机会可以使得大不列颠岛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更为高大一些。如果不是在19世纪末期英国忽视了大力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衍生的制造业，英国就不会很快出现今天称之为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也就当然不会迅速沦为一个不仅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并且与德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有相当大差距的二流国家。

第三，技术移民的过度增长导致英国竞争对手实力提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自身技术的进步，削弱了英国产品在全世界的竞争力。

英国海外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三十年代，1832年英国的海外移民就达到10万人，1842年达到13万。而1847-1849年间平均每年海外移民达到25万人。尽管大部分移民与英国在海外开掘殖民地密切相关，但大规模的技术工人的流失在英帝国的衰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个英国早期的技术移民审查机构在1823年就强调了技术移民对英国技术进步产生的恶劣影响，仅在这一年英国技术移民流入法国的就有1600人之多。此外，技术移民携带的大量资金也使得英国的资本流失非常严重，1853-1880年间，英国外流的人口总数达到246.6万，就其资本流失而言，平均每年达到近8000万英镑。当然，比之技术移民流失造成的困境而言，资本流失还算不上很恶劣的后果，在英国的移民中，将近60%的人口属于技术工人及工程师，他们不仅在各国为英国培养了大批的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过度增长的技术移民严重影响了英国国内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德国正是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而美国更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近30年的经济增长而嬗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第四，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培植自己的分工体系，在工业化以后，英国一般制造业主要是通过殖民地和欧洲大陆来完成的，这从长期影响了英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殖民地独立性的逐渐提高和欧洲大陆制造业水平的提高，英国控制全世界的这种特征逐渐不复存在了，而英国国内的老工业基地却在殖民地和欧洲大陆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从而最终使英国的制造业优势变成了劣势。

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真正被纽约所取代是在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在此之前，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存在了300年。英国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就开始构筑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分工体系：通过大量的海外投资，英国建立了一个分工严密的殖民体系，印度、埃及这样的殖民地就主要为其提供主要的纺织业产品原料，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殖民地则为英国提供大量廉价的农产品，欧洲大陆和美国成为其主要的制成品生产基地和庞大市场，而英国自身则逐渐成为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英国在1870年以后，虽然经过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但英国几乎没有从这次革命中得到什么强化自己工业霸主形象的本钱，相反，英国人满足于靠着剪息票这样的历史经典来打发自己悠闲的时光。尽管英国的很多传统工业已经严重落伍，但改造这些工业的动力却没法和将手伸向国外相提并论，号称钢铁、内燃机时代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里，英国几乎没有在本土建立起这两个领域内优于美国和德国的强大制造能力，虽然最先进的贝塞默尔新型炼钢法是从英国开始的。而英国的海外投资步伐却从来也没有减缓，产业空心化就是在这种日不落帝国的高歌猛进过程中日积月累的。

(二)日本经济的衰退

日本制造业曾经创造过无数的辉煌，从1960-1973年，美国经济的运行堪称二战后的一个全盛时期，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99%，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362%，其中关系制造业命脉的机械工业增长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12%；1973-1990年，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61%，而同期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83%。进入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尽管其衰退可以找出包括政治体制落后、金融体系混乱等诸多原因，但最为本质的原因还是其制造业的竞争力逐级下滑。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经营开发国际研究所(IMD)”，每年都发表《世界竞争力报告》，该报告针对有影响和有实力的47个国家和地区的8个领域、288个评价项目的竞争力进行分析。根据这个报告，日本的国际竞争力1989-1993年连续为第一位，1995-1996年下降为第四位，1999年猛降为第16位，排在美国、新加坡、芬兰、卢森堡、荷兰、瑞士、香港特区、丹麦、法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挪威、瑞典和英国等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现国际竞争力如此大幅下滑的状况在日本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一，家电、汽车等行业的相对萎缩是日本制造业衰退的一个重要导因，与此同时，日本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及时跟上以支撑传统行业下滑导致的经济衰退局面。

二次大战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日本在推行“贸易立国”的战略中培育了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等支柱产业，确实取得了成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国际经济关系不断扩展，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日本经济的锋芒甚至远远盖过了美国，一度传出所谓“购买美国”这样的体现日本实力强大的事件。但进入九十年代，日本遭遇了其发展史上最大的滑铁卢，十年间经济运行每况愈下，与美国连续127个月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有人因此说，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已经是日本国力能够达到的极限了。

在传统的家电、汽车行业上，日本在九十年代不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相反，其萎缩是十分明显的。2001年日本的四大家电企业都出现亏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日本产品正逐渐被本国产品替代，这种趋势将会长期存在。另外，曾经创造巨大优势的日本汽车在九十年代也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单位生产成本比同样的美国汽车低将近1000美元，但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汽车的单车成本低1000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九十年代用先进的IT技术对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降低了成本，而日本汽车工业在九十年代应用IT技术方面则明显落后于美国。

日本制造业面临的这种困境在九十年代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在新兴的IT产业领域，不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无法与美国所处的强大优势相比，特别是在IT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相距甚远，这就导致其只能在美国创新的基础上发展IT的支援体系，事实上日本的IT产业结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格局。但另一方面，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GDP在发达国家中也居于前列，在生产要素投入的几乎任何一个环节与新兴工业国家相比都处于劣势，在IT支援体系的几乎全线产品上，亚洲四小龙都与日本形成一种新型竞争关系，尤其韩国和台湾地区与日本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半导体领域，韩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同样在芯片领域，台湾现在也积累了不小的优势，可以想见，今后日本在IT支援体系的发展中还会遇到更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这一领域大幅投资的时候。

第二，六十年代以后形成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势头一直没有改变，到九十年代，这种产业转移后形成的反出口直接与国内相关产业形成强烈的竞争关系，迫使日本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而由于美国在高技术行业上几乎垄断的优势使日本难以在这里找到突破口。

日本吸取了大英帝国衰落的教训，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对于产业空心化这样的发达国家综合症非常敏感，所以，除八十年代在美国大幅投资外，对外投资的步伐一直不是很快。而且日本的投资往往带有强烈的占有当地市场的目标，日本的大多数的投资之所以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欧美国家不断增加的对日本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得日本被迫采取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但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改变了发展战略。在著名的《前川报告》(也就是《为了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和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的报告《21世纪产业结构的设想》的推动下，日本提出了所谓“技术立国”和“投资立国”的发展战略，强调进行产业转移。此后，日本的海外投资增长较快，尤其是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大幅增长，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在1992年后增幅巨大，1995年已经达到23%，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缩，但增加对这一地区的产业转移是日本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

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日本的投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6-1995年东亚国家发展黄金的十年中，除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印尼等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仅日本的投资就占到了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3左右，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就是东南亚国家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同时这对日本经济十年的衰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第一，日本的直接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尽管在投资的初期是以占有本地市场和出口欧美各国为目的的，但这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此后则逐年开始返销日本市场，和日本形成激烈的国内竞争关系，到九十年代这种竞争关系已经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甚至还时有贸易争端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甚至不顾各危机国的强烈反对，坚持收缩东南亚投资和生产线填补国内漏洞，这让东盟国家十分失望，实际上，随着东盟国家逐渐与日本形成竞争关系，他们的蜜月就很难继续，一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关系。第二，和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在产业转移的同时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彻底转型，尽管在IT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一些传统的家电厂商如SONY、TOSHIBA等的IT收入已经远远大于其家电收入，但就IT行业的整体而言，比之美国则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撑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家电、汽车等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与东南亚国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就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跨国公司从自己生存的利益出发只能继续这样的产业转移，而有意思的是日本经济同时也显现出一个奇特的现象：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业绩优良，但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程度却越来越深。

第三，过度发展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而削弱了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制造业使得日本在金融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出现主导产业乏力，制造业竞争能力下降。

日本在完成了赶超任务以后，资本由短缺转为过剩，1985年的日元升值进一步促使财富大量增长。19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促使大量闲置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由于日本属于土地极为稀缺的国家，地价本来就较其他发达国家为高，国土开发计划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短时间内暴涨，东京的一栋普通住宅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东京股票指数更是一度冲上了16000点，和现在跌破10000点的状况相比何止十万八千里。此外，股市和地市的双高产生的高额利润还使得大量资本沉淀于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传统行业，部分造成了新兴产业投资相对于美国的滞后，这一恶果在九十年代美、日经济的对比中清晰可见。而泡沫破灭后，日本的资产价格下跌造成房地产缩水900多万亿日元，股票比高峰时期缩水300多万亿日元。资产缩水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那些贷款购房和持有股票的居民财产减少，消费下降；企业资产减少、负债过大，资产负债率猛增，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促使物价下跌，导致通货紧缩。除了泡沫经济这一恶果以外，没有及时促进产业升级是第二大恶果：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主导产业，以至日本的产业结构至今仍是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工业为主，没能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虽然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中日本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技术创新却严重落后于美国，日本的IT整体而言只能算是美国IT的支援体系，这使得日本的IT产业的独立性很差，极易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2001年出现的负增长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产物。而同期美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在研究和开发上站在了世界的最前端，领导了IT行业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也促进了其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使得其传统产业的效率也提高了，经济进入一轮良性循环。反观日本，其家电产业和汽车产业双双出现大幅衰退时，日本经济也因此进入了最冷的寒冬，2000-2001财年日本的四大家电巨头竟然同时出现巨额亏损，创造了日本近3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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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晓华

中国经济要实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既要继续深化改革，又必须在战略产业的选择上作出正确判断。如何作出决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世界经济大国兴起的奥秘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借助工业化起步的，没有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史上，至少有三个国家可称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大国，这就是英国、美国和日本，是制造业让这三个国家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殿堂。当然，在一定意义上，德国也不例外。

(一)第一个世界工厂——英国的兴起

在产业革命形成之前的1760年，英国人口约800万左右，拥有造纸、玻璃器皿、造船和手工纺织等行业。英国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并不是十分强大，人口数量和资源储备都相当有限。尽管作为工具机的纺纱机在当时已经普及，但从英国国民财富部门分类资料看，农业占77%，工商业仅占5%。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农业仍占统治地位。另外，在生产中使用的动力除了人力，即是畜力。所以，直至产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经济发展缓慢而平静。

产业革命改变了这一情况，激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劲冲力，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跨越。1776年第一台商业性的蒸汽机从索和工厂出厂，投入生产使用。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应用，结束了人类生产对食物动力(意即畜力和人力)的依赖，产生了真正的工业动力，使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工业为主导的动力经济。在产业革命时期，英国蒸汽机的生产和使用量逐步增加。

蒸汽机的应用改变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迟缓发展的状况，推动经济发展进入真正的狂飙猛进时期。在蒸汽动力用于纺织业后，棉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8世纪末，英国的纺织业基本上已由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由此，英国的棉布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从此行销世界市场。

蒸汽机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纺织业的改变，而且促进了冶金业、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繁荣，牵引了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的发明，完全改变了英国的经济面貌。到19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实际上，自1760-1870年的11年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19世纪的前70年里，英国的进出口额分别由1801年的3180万英镑和3490万英镑增加到1870年的25880万英镑和19960英镑。这段时间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人，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到1/2以及世界贸易的1/5到1/4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

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是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英国原料供应地。例如，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819-1821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从美国、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进口。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既是世界各国消费品的供应者，又是生产资料的供应者。19世纪上半叶，英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输出了大量煤炭、铁和机械装备，并由此开启了这些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二)第二个世界工厂——美国的崛起

在日不落帝国辉煌了一百年之后，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来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一时间，美国的产品充斥全球，其制成品的总量在1860年还居世界第四位，但到1894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就已等于英国的两倍。而在1895-191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一番，同一时期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上升了近5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已经是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已相当于英、德、日、法四国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在南北战争爆发前1859年的不足2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了12倍以上。

美国成功的因素很多，这里，主要围绕政府政策、法律环境、技术运用和市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美国制造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看政策环境。应该说，美国政府对制造业非常重视，其标志之一是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报告中就对制造业是强国的根本的强调。

实际上，汉密尔顿在1789年10月就任财政部长时就曾提出：“联邦政府的政策是尽快地引进制造业和促进国内商业，使美国成为工商业国家”。1790年其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更把其长期以来主张的发展制造业的方针变成了政府的政策。这一报告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有关制造业的理论和政策。汉密尔顿强调，一个国家如果需要从别国购买布匹而不是靠国内制造供应，国家就会受到损失，因为进口制造业产品注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将欧洲制造业强国和只有种植业国家的情况相比，其悬殊是惊人的。他的观点与主张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国道路的托马斯?杰斐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美国广博的土地资源为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提供了可能。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之所以被最后接受成为美国政府发展的策略也正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了只有走工业立国的道路才能使得美国更为强大。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对美国当时制造业所作的调查报告。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共有17个门类的上百种产品，其中纸张、鞋帽、酒类、精糖和部分棉麻织品已能基本满足国内需要，但从总体上看，制造业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规模都无法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采用的机器生产的制造业工厂更是寥寥无几。

汉密尔顿发展制造业的理论基本上贯穿了美国工业史的始终，尽管直到19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但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制造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迅速成为欧洲之外的又一个制造业中心。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产业发展的变化中看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如何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

美国十大主导行业的增加值中，机器和钢铁始终居于前两位，应当说，1900年以前，美国的主导行业的构成变化比较小，到1920年时，十大主导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农副产品及以此为原料的加工业已经完全被剔出前十名；汽车制造业在1900年尚不存在，但1920年其增加值已经达到3.47亿美元；造船业1900年还没有排进前25名，但1920年造船业增加值已经上升到第五名；电气机械业1900年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但1920年已经排名第九。

其次，看一下法律环境。在美国制造业崛起的初期，政府推动的关税法案就完成了美国对制造业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从英国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排斥英国产品的基本格局。

尽管今天的美国是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度，但在美国发展的漫长历史中，这却远不是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心所在。相反，美国和它的先行者们一样，都是依靠层层关税及非关税保护伞走向繁荣的。

翻开世界经济史，近300年来的各个发达国家都是在贸易壁垒下成长起来的。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历史上落后于别国的“发展中国家”，在他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进行了严格的保护，而当他们已经成为最发达的国家时才主张所谓自由贸易的政策。对于这一点，即使是第一个成为强大工业国的英国也不例外，直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下议院才废除了带有保护贸易标志的《谷物法》，从而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

美国在这方面更是世界的典范。1861年，美国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将本已很高的关税税率再提高到47%，1890年麦金莱法案进一步将关税税率提高到49%，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水平。今天即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02年平均关税税率也只有12%，而1913年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达到32%，制造业关税税率更是达到44%。可以想见，没有这样的关税保护，美国是很难将物美价廉的欧洲产品拒于国门之外的，也同样是不可能发展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体系，并最终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的。

今天，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不可动摇的信条，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已经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相信，似乎只有自由贸易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路径。在加入WTO的今天，有些学者十分前卫地搬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估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将使今后十年的GDP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从下表所展示的1875年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税率变化一览表中，我们很难与上述观点苟同。诚然，贸易自由化将促进各个国家的福利，这已经是李嘉图时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老生常谈。以降低关税为特征的自由贸易政策总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提出的，二战前英国的关税一直处于最低水平，二战后则是美国的关税最低。即使真的中国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促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也不是由于自由贸易本身的作用，而是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我们都开始欢迎自由贸易这样生来由发达国家提出的政策了。应该看到，改革开放的20余年如果没有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中国的新兴产业的话，中国是断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成绩的。

第三，看看技术运用。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开发自己的技术放在首位，在世界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中，欧洲国家总是处在前列，相反美国强调的是形成生产能力。

欧洲国家的技术开发能力在漫长的工业化过程中一直是处在顶端的，仅仅英国一国与美国相比都不会逊色太多。英国1662年就建立了专利申请制度，这为其在工业化早期占据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牢牢掌握着技术领先的优势，美国真正成为技术第一大国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美国在运用技术方面从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领先者，如内燃机虽然是在欧洲发明的，但美国却最快最普遍地得到应用；电力技术同样是欧洲发明以后在美国得到首先应用；英国最先发明的贝塞默尔新型炼钢法也是首先在美国得到大规模使用。由于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文化比较开放，新技术在美国很容易被接受，更重要的是，拥有专利或技术诀窍的人往往可以通过移民美国来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美国应用技术的能力比那些单一民族的欧洲国家要强很多。美国这种强大的技术传播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巨大号召力即使在今天同样毫不逊色，世界各地的新发明总是在美国首先得以运用。

第四，看看市场环境。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是唯一的由国内市场支撑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

在1870-1992年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国的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一直比较低，即使今天美国的进出口已经居于全球第一位，它的这一比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从来没有突破10%。值得注意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以小国林立为特征的欧洲各国的出口/GDP比率明显比其他地区为高，到1992年欧洲四个样本国的出口/GDP比率均超过20%，荷兰甚至超过50%，即使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们1992年的出口/GDP比率也达到了29.7%。同样，大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一直比较低，即使在以出口机器自居的新时代(1992年为例)，日本的出口/GDP比率也只达到12.4%，很多人可能觉得日本是个小国模型，实际上日本是个典型的大国模型，内需支撑是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

(三)第三个世界工厂——日本的成长

如果说英国所以成为世界工厂，主要依赖的是其拥有先进的技术，美国的崛起靠的主要的是其自然资源和社会建制，那么，第三个世界工厂日本呢？

第一，日本跻身西方列强行列，主要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形成强大的制造能力实现的，明治维新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经验，建立并强化日本的工业基础。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出了相对保守的幕府时代，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精英们为首的日本明治精英在认识到日本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落后的同时，尤其认识到了美国和欧洲的繁荣是制造业发展的结果，制造业则是产业革命的产物。从制造业的发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富裕社会的现实来看产业革命，可以说，产业革命创立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制造业。

对于推进工业化的重视尽管是发达国家共同的理念，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工业化的重视超乎其他所有国家。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旗帜下，1870年日本专门成立了主持工业化领导的工部省，集日本所有力量扶持工业发展。为引进技术人员日本不惜重金，当时聘用的外国专家中，收入最高的铁道专家卡基尔的月收入20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务总理800日元月薪的2.5倍。1874年支付给外国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薪金竟占工部省经常性支出的33.8%。

日本下大血本发展新兴制造业的努力，在1870年后的40年里成效显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纺织、电气、煤炭、钢铁、机械、造船等工业，造船甚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01-1914年，日本工业年平均增长6.3%，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第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和平宪法的框架内开始重构日本的工业基础，并迅速通过朝鲜战争带来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工业基础的恢复。

尽管日本在战前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一只脚踏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但经过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时经济体系可以说已经被彻底摧毁了。重建日本经济的道奇计划虽然在废除统制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对恢复日本经济有一定的作用，但大规模关闭原有的工厂却令日本的制造业雪上加霜，加之由此产生的大量失业使得供给和需求双双紧缩，造成了日本经济史上特有的所谓“稳定恐慌”。但朝鲜战争为日本的制造业恢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谓美国在朝鲜战争的“特需”为战后日本第一次经济景气提供了动力，为配合美国的战争需要，在煤炭、钢铁、电力和海运等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钢铁业以世界上先进的带轧钢机取代了递回式轧机，效率提高了1000倍。而在电力方面，1952年第一次从世界银行贷款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成套设备。此外，各种新兴产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比如化肥、合成纤维等都开始了工业化生产，更值得称道的是日本的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开始着手生产汽车，日本的汽车工业终于起步。

到五十年代中后期时，日本的制造业不仅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在许多行业，甚至是一些新兴行业也迅速实现了规模化生产。1956年日本的造船业跃居世界前列，当年接受外国油船订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标志着日本汽车产业的丰田皇冠问世，并迅速实现了批量生产。在通产省制定的《第一期石油化学计划》中，日本四大化学公司-日本石油化学公司、三菱油化公司、三井石油化学公司和住友化学公司相继建立，致力于聚乙烯的生产。家电王国松下在1955-1960年的几年中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速度，日本的家用电器普及率也奇迹般地上升，以电视机为例，1955年以前的普及率在1%以下，而1960年则达到将近50%。

第三，以迟田内阁提出的十年倍增计划为指导，日本在六十年代末实现赶超目标，1968年日本的GDP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资本主义强国，而这一时期提出的贸易立国的战略本质上还是工业立国或制造业立国的战略。

1960年迟田内阁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现代经济史上的里程碑，该计划拟通过十年的努力，在1970年时把经济规模扩大一倍，正是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创造了所谓日本奇迹。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管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日本在十年后的表现更令人吃惊，基本上所有的指标都比倍增计划有所提高，日本在钢铁、化工、机电、汽车等制造行业迅速建立了在全世界的优势。经过十年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原定目标的50%以上，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达到16.8和15.5%，比计划指标分别超出6个百分点以上，工业生产指数每年的增幅更是达到13.9%。

日本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必须大量利用海外资源才能支撑经济快速成长，也正是这种客观环境使得日本将贸易作为立国的基础。特别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之后，日本更是将大进大出作为发展制造业的基石。由于新兴制造业往往具有比较长的产业链，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延伸非常成功，产业间的相互递进成为日本制造业不断升级的重要特点，所谓“投资引起投资”的现象不断出现。例如，生产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企业，为实现批量生产增加了设备投资，这种投资带来了对机床需求的迅速增加，这又达成了机床行业为扩大生产进行投资的诱因。同样，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重工业以外领域的需求，引发了生产橡胶轮胎、合成树脂等部门的投资扩大。当然产业链得以延伸并不中断的条件是能够生产出具有足够竞争力的产品，对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日本与主要发达国家在1950年以后出口增长的比较就不难得到解释。日本的出口在1973年达到951.05亿美元，是1950年出口额的26.89倍，大大高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增幅，即使在此后，各国的贸易增长相应缓慢下来，日本的出口增长也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正是在六、七十年代这短短的20年里，“日本制造”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发起的攻势让整个世界都难以抵御，日本也迅速成为除美国以外最强的经济体。

第四，八十年代提出的技术立国战略的实质同样可以用深化制造业来概括，正是深化制造业基础，使得日本在包括汽车、石化、重型机械、电子等领域建立了连美国也必须予以重视的国力，使得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衰落在八十年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日本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攻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只能用极端惶恐来形容。一时间，日本模式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在石化、重型机械等领域，日本在很短的时间超过了欧洲，在汽车和电子等领域则同样让美国老师狼狈不堪，我们可以从日本在1980-1995年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中看到日本在这几个领域的巨大进步。日本在八十年代以后工业结构明显走向了所谓重化工业化，化工、机械、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出口一直占到总出口的70%以上，1995年甚至已经超过了80%。与此同时，工业原料和燃料在日本进口产品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在迈向重化工业化的初期，这一比例甚至超过70%。

当然，在八十年代，以丰田汽车为首的轿车工业建立的显著业绩是最让日本人自己称道的日本的轿车几乎踏平了整个发达国家轿车市场，1980-1985年，美国市场上出售的轿车20%是日本制造，而美国这一汽车大国的轿车总进口量不过占总销售量的25%左右。

许多研究者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就跻身列强行列，并在二战战败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关键在于它在制造业领域的长足进步。

beckhan

转自南方都市报

    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进攻态势，被乐观者总结为“以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高科技产业的‘雁阵’式发展模式开始崩溃”，即一直持续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跟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模式开始崩溃。

　　记者认为，下这个结论为时尚早。

  
　　二者存在巨大差距

　　我国企业在坚守国内市场和进攻国际市场时，所凭借的主要优势仍然集中在成本上，即主要是以价格优势抢占市场，LG公司的经营人员就说“中国的廉价普及型微波炉(指格兰仕微波炉)比韩国产品的出口单价便宜30%”，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旦日本或韩国或欧洲企业成功移师中国，我们既有的劳动力、地租等优势(这是成本优势的基础)就会很快丧失，此为其一；其二，我国企业在发展形态上，多处于“橄榄型”，即企业发展是沿着技术开发—生产—市场营销的结构无限膨胀，并将核心放在生产上，格兰仕就反复宣称，要做微波炉和空调的“世界工厂”，而很少将企业在先进的“哑铃型”发展结构状态上，即研发、市场投入大而生产投入小的状态上，特别是研发投入，“中国造”与“日本造”存在着巨大差距，索尼等企业便是我们的强劲竞争对手。

　　“中国造”要居安思危

　　索尼中国公司传媒公关科经理添田武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索尼公司把10%左右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今年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他分析道：技术领先对电视机一类的家电生产厂商的成功至关重要，像索尼开发的贵翔平面电视机对电视机产业造成了革命性冲击，彩电发明30年来，贵翔电视机是首例销售价格真正上涨的电视机，索尼的竞争对手花了3年时间才能复制这种技术，然而到那时，索尼的品牌已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竞争者唯一能竞争的就是价格，而降价会降低利润，降低利润又会反过来影响其研发，我们估计，竞争对手需要20%------30%的价格优势才能与我们竞争。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造”、“欧洲造”和“美国造”企业，不仅正在将其生产基地移师中国，而且正争相来中国建立研发基地，完善其研发体制，在抢夺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抢夺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

　　中国企业当居安思危。

beckhan

转自chinabyte

    日本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整个亚洲经济的驱动国家。这个以岛屿经济为主体的地域小国，自“明治维新”以后，仅仅花了百年的时间，就一举成为工业强国。然而，上一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日本的IT制造业也陷入国内外的重重竞争，步履蹒跚。

　　微型化：日本IT产品的定义


　　如果有人问TOSHIBA(东芝)数码网络产品分公司的总裁西门尾二日本电脑制造业的特征，他会用1983年夏天他到美国做市场考察的经历来回答你。

　　当时，TOSHIBA企业战略高层执行官员一行多人，来到美国。他们发现美国的商人外出商务旅行不愿意放弃电脑时，他们试图把笨重的桌面电脑带在身边。TOSHIBA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市场机会，设计出了全球第一款便携式电脑，短时间内占领了20%的全球市场，而这个时候，TOSHIBA在美国的同行还在为电脑微型化的相关技术吵吵闹闹。

　　除了第一款便携电脑外，TOSHIBA还首创了大量微型电子产品，包括后来闻名遐尔的WALKMAN(便携式收音机)。人们把这类轻巧方便而功能强大的电子商品统称为“LAPTOP”(膝上型产品)。从此，产品微型化成为了日本IT产品的代名词。

　　TOSHIBA产品微型化的故事在日本IT业界不是特例。日本的许多著名的电子制造企业，跨国大公司，如SONY(索尼)、HITACHI(日立)、MATSUSHITA(三菱)等，都曾经凭借微型化电子信息产品为公司赢得良好的声誉。

　　但是日本IT产品虽然起步领先，可惜后劲不足，日元走低对经济推动不足，更受到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渐渐开始落后。日本IT产业在膝上电脑、显示技术、半导体制造等信息产品制造上已经落后于美国和韩国，甚者在电脑主板、CDROM、OEM制造上还落后于中国台湾。

　　借用一句古诗“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可以想象日本IT制造十分窘迫的奇观。

　　警报：日本IT制造的行业衰退

　　据最新的企业产品排名，电子产品中，仅有日本NIPPON(尼康)的电话、电报机，TOKYO(东京)的电动机和SONY的游戏机还维持在世界前20名的水准，其余各家十年前称霸全球的电子产品巨子均在排名榜上“销声匿迹”。

　　尤其是以产品的市场份额而言，日本IT制造整个行业的衰退十分厉害。复印机的市场份额从90年代中期颠峰时期的70.6%跌倒不到现在40%，擅长制造复印机的日本企业理光株式会社一度为此陷入困境。便携式电脑这边TOSHIBA则遇到了美国同行，如INTEL、COMPAQ(康柏)的猛烈反击，市场份额从20%跌到了14%。便携式电脑专用，后来发展到台式电脑的动态矩阵液晶显示器(ACTIVE-MATRIX LIQUID CRYSTAL DISPLAY)本来是日本企业的天下，可是到了九十年代，韩国的LG电子和SANSUNG(三星)两匹黑马斜刺里杀出，日本本土的市场都被他们瓜分掉一半以上，打得日本LCD液晶显示器的领先企业SHARP(夏普)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最能说明日本IT衰退迹象的当数半导体制造。1988年，全球10家著名半导体制造商，有6家来自日本，NEC、TOSHIBA、HITCHI名列三强。十年以后，1998年，当年的三强仅剩下NEC，其余2家分别被INTEL和MOTORLA所取代，日本企业垄断世界半导体制造，风光八面的好日子划上了句号，不由得引起日本国内IT精英们的反思。

　　反思：美国企业模式MADE IN JAPAN

　　鉴于日本IT制造企业的现状，日本产业部的督导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前，日本企业凭借改革和实践领导了世界的经济潮流，然而一味模仿、拷贝美国的企业模式丧失了日本企业的“精神动力”。

　　美国公司创纪录的利润业绩和企业股票在资本市场的牛气表现，带动了美式资本、企业精神在全球的扩张，日本企业纷纷改旗易帜，加以效仿。NEC现在开始强调所谓的“股东价值”，宣称企业对资本将会更加负责任；TOSHIBA在公司经营情况尚可的情况下，仍然宣布裁员。

　　从九州岛到北海道，日本商人们在步行街，在地铁，在子弹式列车内，看得都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流程再造”、“经济解构”的漫画；甚至连臃肿无能的日本政府都有了抛弃大而全国家政府的想法，想要变得更加精干而有效率。

　　强大的经济利益与现实的剧烈反差冲击着日本IT传统的企业制度。辉煌时，日本企业杀入美国，大量并购美国企业；沉沦时，日本企业丢盔卸甲，从美国，从全球退守本土市场。

　　日本抱残守缺的等级制度、员工终身雇佣、不讲求个性的团队协作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指责，而这些东西，过去都是全球企业，甚至美国企业学习的企业管理范本。日本人英语不好，思想保守，不容易接受新事物，都妨碍了日本IT制造与全球接轨，无法增强行业的竞争力。

　　症结：日本IT制造真是如此“背运”吗？

　　大量的数据表明，日本IT制造的大幅衰退有行业的共同点，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暂时的“运气不好”。一个明显的失误是日本IT对企业的利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产品的生产与市场销售脱节。仓库中产品堆得满满的，车间还在拼命生产，企业亏欠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赊帐，引发了“三角债”和银行倒闭，危害了整体的国民经济。

　　电子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明，产品研发的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经常是小到电饭煲，中到便携式电脑，大到核反应堆处理器，一块儿上。每一样都能做，可是每一样都做不好，企业如何消受得了？！如果企业早些向INTEL或是MICROSOFT看齐，专注于某一两样拳头产品的制造，情况就可能大为改观。

　　多路出击给日本IT企业的财务状况带来了严重的负担：经常是少数几件产品“赚翻”，而其他产品连年亏损。财务上由于削峰填谷，盈亏冲销，所以一直看不出毛病来，直到有一天拳头产品也无法盈利了，一下子出现大量赤字，无法控制。

　　市场观察家还指出，日本IT企业“放羊式”的管理、严重滞后的信息反馈暴露了日本企业的很多问题。高科技企业的管理层几乎受不到来自股东的任何制约和压力，致使企业长期滞留于自己原先的产品“世袭领域”，鲜有开拓。

　　日本IT企业的董事会制度根本没有学到家，日本封建的企业管理被“换汤不换药”地保留了下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常常由金融机构或者与企业关系密切的商业伙伴担任，他们对企业都相当“客气”，不会对企业的战略有什么意见。日本IT业界的股份制企业缺乏“独立董事”(不在企业担任职位的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了“一言堂”——一个20多人的董事会，十几个人在企业担任要职司空见惯。

　　与日本阴晴不定的经济大气候一样，日本IT制造企业的沉沦象征着一个日本经济时代的终结。

beckhan

转自中国青年报

　　也许大家还记得，80年代国人为了买一台“日本制造”的家电而找熟人、托关系的情景。到了90年代初，国人不仅要买“日本制造”，而且还要加上“原装”两个字。同样的日本品牌，中国人、东南亚人装都不行，还必须由日本人亲手装起来，质量才会有保证。可见当时中国百姓对日货已崇拜到了何种地步，而日货也因此在中国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商业神话!然而时过境迁，不知何时，“日本制造”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从较早时日本向中国出口落后的彩电、彩管生产线，到被逐出海口某商场的索尼彩电；从丰田与我合资在天津生产的“空  
气杀手”微型面包车、又粗又笨的日产手机，再到东芝存在故障的手提电脑……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国人不得不清醒，“日本制造”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代名词。

　　“日本制造”在中国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那么又是谁粉碎了“日本制造”的神话呢?答案是———日本人!是日本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毁掉了当初千辛万苦方树立起来的产品形象。如果具体一点的话，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其一，是日本“自视一流”的产品分级制度。最近一家报纸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由于日本在80年代进入产品出口高潮期，使得日本有了一种“错觉”，认为其二三流产品照样可以在中国具有竞争力，于是规定一流的产品在本国销售，二流产品销往欧美，三流产品才销往中国等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三流”消费者，那么“三流”产品出点儿毛病也是可以理解的喽!

　　其二，是日本的“技术垄断症”。日本制造的产品技术含量高是公认的，可日本厂商把产品销往中国时，却死抱着技术垄断的信条不放，只要可能对自己产生一点影响的技术绝不出口给中国。甚至当美国、欧洲都放宽对华技术出口标准，从而抢占了手机、汽车等大批市场份额时，日本却仍沉浸在“技术垄断症”里不能自拔。

　　其三，是日本有关部门对本国厂商的护短。当三菱集团的汽车、电机接连发生质量问题时，日本政府官员竟为三菱辩护说质量问题不是很严重，而且日本通产省的官员甚至说，三菱只有在通产省的要求下才应该报告其产品的严重质量问题。试想，有这样“一棵大树可乘凉”，日本厂商还有何畏惧?

　　其四，日本厂商的歧视心态。当日本东芝不得不以10亿美元了结美国消费者对其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的诉讼时，面对中国消费者同样的要求，东芝公司却回答说东芝产品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由于中美法律不同，所以不能给中国消费者赔钱。这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反过来又害了日本厂商自己。

　　在说了人家那么多不是之后，我们并不指望日本方面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国的政府和企业应该对照一下自己，从中吸取些警示和教训，早一天在世界上树起“中国制造”的大旗。

流云

汽车产业，日本会被中国超过吗？（下）

2003/07/03


　　【日经BP社报道】 上接本站报道汽车行业，日本会被中国超过吗？（1） 重用留美回国人材

　　其次是确保中国飞速发展的制度，中国正在资金、环境和教育等方面迅速向现代化迈进。

　　在资金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外资研究所相继开进中国。美国微软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的“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就是其中之一，该院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计算机科学界的全球顶级研究所。

　　目前这一研究院已拥有100名研究员和200名客座研究员，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发表了400多篇论文。

　　这些研究员大多是在被誉为IT研究“圣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及美国卡耐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学等获得博士学位，或在美国惠普研究所积累了经验后回国的中国人。MPEG4专家、研究院院长张亚勤本人原来就在美国RCA公司的Sarnoff研究所担任多媒体研究所所长。以这样的人材为核心，微软的MSRA已接手了多项新一代无线通信等国家级项目。

　　在研究环境方面，与MSRA类似，在美国学到最新技术的中国研究人员回国后，与中国国内的年轻研究人员进行着炽热的讨论与切磋。

　　而在教育方面，使用虚拟大学等最新网络，使为数不多的教师能教授更多的学生，这种应用比日本还要流行。如深圳的“高科技园”邀请了武汉大学等中国国内的41所大学，创办了“虚拟大学”。

　　在孵化器中心，有可以上课的教室及网上学习的教室。约有4000名大学研究生课后在这里彻夜学习。

科研投资效益显著

　　上述人材与制度的连锁效应相当显著。很多企业凭借技术含量虽不是世界最先进、但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获得了迅猛发展。

　　比如1985年成立、生产数字交换机与光传输系统等通信设备的中国中兴（ZTE）公司。该公司1997年在深圳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目前拥有1万3000名员工，营业额达147亿元。公司员工中有近30%（3500人）的员工为硕士，300人为博士。该公司运用准尖端技术、以绝对优势的成本优势为武器拓展业务。

　　与美国风险投资的联合也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巨大原动力。开发生产新一代路由器的中国港湾网络有限公司（Harbour Networks）就是凭借美国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Warburg Pincus）的投资和建议成长起来的，已被业内视为网络界巨人，并成为美国思科系统的强劲对手（在思科的优势产品领域）。实际上，港湾网络的管理干部也大都是留美回国的，他们与遍布美国IT业内的华人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而在特定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上，中国也开始取得丝毫不比日本逊色的成果。虽说中国尖端研究人员的工资相对较高，但也只不过是日本研究人员的数分之一。因此可以说，中国在特定尖端技术研究领域的投资效果甚至要比日本高出一位数来。

　　拥有丰富的人材，再加上资金、教育等方面制订的产业支援制度，中国正在以IT领域为中心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超过日本的成果。那么这些方面的追击能波及到汽车产业吗？再过4～10年，日中的技术差距能够缩小多少？——让我们来预测一下2010年、也就是7年以后的情景。

2010年将会怎样？

　　7年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如今利润增长足以与丰田汽车匹敌的韩国三星电子在1997年还是赤字，经过起死回生的重组与半导体设备投资之后，用了5年时间完全复苏。花费时间比7年还少了2年。虽然IT与汽车的时间概念不同，但到2010年，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

　　要想预测未来，有必要搞清楚前述的关键因素今后将如何相互作用。比如说在中国IT产业，风险投资寻找优秀人材的创新企业进行投资，可以说是延用了硅谷的发展模式。取得成功以后，便开始以异常迅猛的速度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然而，这种形式却无法原封不动地应用到汽车产业，与IT产业相比，汽车产业主要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

　　首先技术特点不同。IT技术使用数字信号来记述并控制性能。只要在零件或元件方面规定好功能与协议，就可以优化全部零件及元件，即为“线性型”的。汽车技术则与此不同，零件数量数以万计，仅仅通过零件及元件的特性是无法优化整个产品的，也即为“非线性型”，如引擎的燃烧现象、车身震动等，只有将零件及元件组全部组装好，才能得到最后的答案。

　　其次，合作伙伴特点不同。在IT领域，分别属于美国企业及各学会的华人回到中国，在中美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促进了技术转移。而在中国汽车产业，最大的援助来自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欧洲企业。而在欧洲，华人的份量并不象美国那么重，因此不可能达到与IT领域一样的效果。

　　最后，汽车领域从材料到零件、检查技术等，整个产业涉及的范围相当宽广，这一点也与软件产业不一样。

中国将在研究开发上成为日本的强劲对手

　　虽说这样，中国的汽车产业早晚会实力大增，成为日本的强劲对手。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由IT领域派生出来的机电一体化领域正在发展。实际上，在机器人控制软件领域中国的进步很大，最近已经开始出现拥有发动机等汽车关键技术的风险企业，他们的潜力也很大。充分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大学生比试自己制作机器人能力的“机器人足球大赛（RoboCup）”。在机电一体化领域，中国的大学成绩斐然，清华大学第一，北京理工大学第二。这些技术实力都可以与汽车产业结合起来。

　　第二，虽然汽车领域是与IT领域不同的“非线性型”，但实际上随着模块化与非线性仿真技术的发展，将来会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模块化原本是以生产工程合理化及零件开发外包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在模块化过程中可以提前解决零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中国，模块化今后肯定会有长足发展。

　　第三，虽然现在还不如IT领域，中国汽车产业也逐渐开始通过驻外华人与美国大学共同进行研究开发。美国最近的产学联合项目已开始向公司外部开放。其对象除美国通用汽车和美国福特汽车外，还包括中国的汽车厂商。实际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能源环境研究所的Vicror Wong博士就在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如燃烧及振动问题等。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欧洲也很有可能发挥这种作用。

　　第四，中国企业自己也开始进行研究开发投资。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如果以技术为卖点的企业具备实力，必然要从技术源头着手、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以追求更高的附加值。而多数中国企业要想达到这一阶段，恐怕要到生产能力稳定以后、再经过一到两轮从开发到量产的循环，即2005-2007年前后。

　　也就是说，在汽车研发领域，几年后中国赶超先进水平的速度将会加快。

三种预测

　　通过以上分析让我们来预测一下2010年的情况。

　　首先是标准看法。在部分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与日本持平，但在引擎控制、AT等复杂系统及车辆的整体设计中，日本领先3～4年。

　　其次是对日本比较悲观的看法。中国国内的技术革新、逆向工程不断发展，日本技术在各方面都失去了优势。中国的汽车比日本车更便宜、性能更高。最可怕的是日本的工厂和研究所都被中国所取代。

　　而与上述结果相反的，就是对日本比较乐观的看法。在必须具备综合实力的汽车领域，就算是中国也难以轻易赶超，日中之间的技术差距仍为5～6年。

　　当然，标准看法可以说是最客观的预测，不过如果突然涌现出具有超凡能力的工程师，兴起有巨大影响力的技术革新，所有的前提条件就都变了。有一点是肯定的：IT业所发生的一切，对汽车产业来说并非隔岸观火。

必须创造杀手级技术

　　今后日本必须要与中国在亚洲地区建立综合性研究开发体制，以明确在什么领域竞争、在什么领域协调。到那时，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双方不同的文化，严格区别分别经营的领域与共同经营的领域。

　　还必须要注意核心技术的外流。虽然无法完全防范核心技术的外流，但要与专利战略相结合，同时最重要的是日方应对绝对立于不败之地的杀手级技术进行重新定义。也就是要学会选择与集中。应该尽早发现应该放弃的领域，尽快对下一项技术进行前期投资。因为如果总是把资源浪费在早晚会被淘汰的技术上，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干。

　　纳米技术、环境技术等开创新时代的先进课题都是上述杀手级技术的组成部分。不要追求一时的轰动，应该使这些技术转变为能被市场接受的形式，成为可用于提升竞争力的源泉。这样一来，日本21世纪的制造业就可以重新恢复原来的优势，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在人事费用高昂的日本，要想得到与中国同样的投资效果，必须进行收效为几倍以上的研究开发。留给日本研究人员的时间已经为时不多了。（全文完，服部 健一=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 。

流云

汽车产业，日本会被中国超过吗？（上）

2003/07/02


　　【日经BP社报道】 中国加入WTO后，与机械、精密仪器、电子厂商一样，世界著名的汽车厂商也开始正式进军中国市场。

　　且不提是否存在风险，单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勿庸置疑，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展市场。然而，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毕竟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并非“研究基地”，最多不过是可以降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事实果真如此吗？

外资涉足一般技术开发

　　目前中国，已经到了普通产品只要有图纸就能够生产出来的水平。而象摩托车那样由多种零配件组成的产品以及IC芯片那样的高科技产品，只要可以进行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指在没有设计图纸或者设计图纸不完整、没有CAD模型的情况下，按照现有零件（称为零件原形），利用各种建模技术及CAD技术重新构造原形CAD模型的过程），就可以仿制出来。由于在专利与创意等知识产权保护（防假冒）方面，中国的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点令发达国家感到相当头痛。

　　从这一现状来看，与中国相比，日本的优势在于“新功能以及新规格产品、配件设计和图形绘制”的工程领域，以及“开发出使产品具有新性能、符合新规格的技术”的研发领域。当然，商品企划方面也在上述之列，只是本文的探讨仅限于技术领域。

　　日中两国在开发上的差距要大于生产方面。不过，在开发方式已基本完善的零件、材料和日用品等方面，中国也已着手开发。事实上，中资企业在这些开发上基本上都得到了外资合作企业的援助。

AT方面的技术差距为10年以上

　　以日欧为中心提供经营战略咨询服务的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Rolandberger）近日以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汽车厂商技术人员为对象，对日中在汽车各个组成部分上的技术差距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与日本相比，中国在①通用技术领域（车门装饰、门铰链、玻璃、保险杠等）上的差距约为3～4年；②标准技术领域（车轴、活塞、散热器、车身内装、制动器、稳定装置等）约为6年；③高级技术领域（MT、手动方向盘、ABS、方向指示器、导航系统等）为8年前后；④超高级技术（引擎控制器元件、AT、液压方向盘、气囊等）为10年以上。

　　调查发现，AT上的技术差距比导航系统要大。也就是说AT之所以更难，是因为在整体优化、即所谓综合磨合上需要技巧与经验等知识与周边基础技术。在这一点上，象导航系统这样的IT产品，元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协议标准化进行调整，根本不需要进行复杂且麻烦的反复调整。

　　顺便提一下，要是将此次参加调查的合资企业换成中国独资企业的话，①-④所述的技术差距还要加大2～3年；如果将调查涉及的通用车型改为高级车型的话，差距还要加大2～5年。

10年后仍能安枕无忧？

　　但笔者关心的是未来。日中间的技术差距，在通用技术之类的成熟领域正逐渐缩小。而在技术飞速进步、尚有很大发展余地的领域，或者在系统技术这样既复杂又需要昂贵大型设备的领域，两国间的差距并未减小。

　　但是，这种看法能够成立的时间也就数年而已，（然而，要想让日本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恐怕还需要几年时间。）当到了中国的汽车厂家逐步增强实力，并且拥有人材的2005年前后，时代的“分水岭”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因为到了那时，中国在涉及研究开发的人力、物力（周边设备）和财力方面都大大加强，以通用技术与标准技术领域为中心，中国能够迅速提高赶超日本的速度。

　　总之，如果认为日本在汽车领域拥有5～10年的技术优势，因此而觉得“10年后也尽可放心无忧”的话，则大错特错了。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同时还应该丢掉“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领域领先许多”的心理，罗兰·贝格公司认为，在某些特定的应用研究方面，中国在效率上将超过日本。

　　所谓特定方面，指的是IT相关产品。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一领域中，个人想法经常会发展成为一项工程。事实上，只要具备了人材和制度，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将相当惊人。

拥有丰富的高潜能人材

　　在使IT相关产品迅速具备实力的人材方面，中国的超级工作狂和天才可比日本要多。假设每个国家的总人口中超级工作狂与天才所占的比例都一样的话，那么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这一人口的比例接近日本的10倍。

　　并且中国的教育热比韩国更甚，许多年轻人都在刻苦学习。尤其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是自觉地努力钻研。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在中国，年轻人是决不会象日本那样，“考上大学就算是实现目标了，然后就可以尽情地玩了”。

　　最好的佐证就是全世界高中生挑战数学难题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成绩。在最近10年里，中国9次入围，7次获得冠军。而日本的最好成绩只是在1995年取得第六名，然后名次便逐年下降。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问题，并不是通过补习学校的训练就能够解决的单一内容。参赛的学生虽然不能说是天才，却也要求具备相当高的能力。

　　与中国一样，俄罗斯与美国也取得了好成绩。将这两个大国比较一下，尽管人材的潜能高低没有显著差别，但美国将此与高度技术战略与事业战略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在IT领域尤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而中国则更强调个人能力，这种倾向更适合搞研究。因为研究越具有独创性，越会在无法证明的阶段里否定现有的考虑。这样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更少不了争议。在这种时候，强调个人能力就会起到促进作用。

　　实际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行的《科技评论（Technology Review）》每三年就会出一期特集，内容为在尖端领域取得划时代研究成果的35岁以下的“100名世界年轻科学家”，其中就有4名中国人，而只有1名日本人。这更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材济济。（未完待续，服部 健一=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