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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资料。对于国家来说，土地是公有资产，因而土地有其使用价值。最近，关于“三农”问题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不断见诸报端。特别是在湖北乡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当前农村中“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这就使关于土地和农业中的一个概念——“地租”的概念重新被重视起来。当然，在目前的我国社会和经济学领域，这个概念更多的是被“使用费”、“租赁费”等所代替，但是从来没有人否定获得土地使用权就意味着永久性取得土地产权。取得土地产权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某种土地私有化，这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被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土地是否能够被私有化，确实已经关系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了。 “地租”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地租表现为地产所有者向市场提供一块土地所取得的经济收益。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场经济中，地租会参与资本的形成。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几乎不谈地租问题。因而，国内在针对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无视了“地租”的概念。这是对古老法则的废弃与违背，也是我们国家三农问题迟迟不能全面解决的深刻原因。 自从我国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制度以后，以集体主义和公有制为原则，废除土地有偿使用的天然经济规律，使我国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民负担过于沉重。究其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土地的使用价值得不到提高（比如沿海地区一亩地的经济价值，与西北地区一亩地的经济价值就无法相比）。土地使用价值不仅仅在于用于农业生产，同时更表现为参与更多的经济活动，比如公用事业、房产开发、工业开发等，其价值明显高于农业目的的土地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地租”成为重要的经济杠杆，使地方政府成为土地所有者而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土地的使用价值只能在长时间内局限于农业生产，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微薄；而地方各种摊派、税费则基本由农民来承担，从而形成了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负担过于沉重、农村凋敝的现状。这就是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租的低廉，使我国房地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形成了暴利空间。九十年代初中国一些地区掀起了圈地运动。开发商通过官员审批取得土地使用权，然后将土地价值作虚拟评估，根据评估价再将其抵押给国家银行套兑资金。这一套办法是模拟西方土地市场的。但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产，是私有地产。而中国则是国有地产。实际上，当国家允许地产商将国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时，国家犯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错误。国家忘记了土地所有权是自己的，银行及其资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国有土地抵押给国有银行后，银行的钱却支付给了私人即名义上的开发商。 打个比方，这就象有人向一个老板借钱。老板要他提供抵押保证品。而这个老板居然同意对方用老板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将其抵押给此老板自己，然后又从老板的钱袋中拿出钱借给那个人使用。内外媒体近年常常谈及中国国有银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帐烂帐问题。而众所周知国内银行呆烂帐中的相当大部分，来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房地产业投资。这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和呆烂帐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是从上述的金融骗局来的。
为什么这个骗局能进行？因为从国家银行套兑到钱的那些开发商，往往会将一部分所得资金转移给批租土地的官员（成克杰批地受贿案例即是已被曝光的一例），此外也会转移给帮助其完成贷款过程的银行官员。而在这一资金转移的过程中，土地同时也由国有转为私人使用，又转为银行抵押资产，最终又作为银行拥有的不良资产被拍卖而私有化。
九十年代中国的一批巨富，就是利用土地的这种变相私有化过程，从攫取巨额地租中诞生。因此，当时谁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圈到土地），谁就能发大财。这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 最后我们在来看一下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也是基础产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地租”的问题，我国始终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进展不大。如上文所述。所谓“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实现。当前我国的农民，实质上耕作国家的土地，或者承包，或者集体，总会存在土地产出与土地使用的问题。有人力主土地私有化，借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这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断然不能实行。长期以来的小农经济的模式，以土地私有化的解决方式不会收到好的效果。这已经是业界的共识。 不过，对于国有产业的系统分解的改革，是基于英美经济学派在中国的试验性实践，并且在表象上已经取得一些效果。这种改革可能会导致在土地政策上变化，这是令人担忧的动向。 2007.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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