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皖北的出路何在？ - 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是什么让我饱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题记

2009年的春节，过得颇为平静，比往年要更为平静些，或许成为沉静可能更为准确。从踏上返乡途中的那一刻起，我的大脑一直随着乡村的景致不断演绎着。印象中的乡村是美丽的，晨起总是可以闻到泥土的芬芳。然而，现今的乡村变得并不比20年前有多大改观。皖北农村的建设高潮始于十九世纪的晚期，大概是85年前后。当年的土坯房变为砖瓦房的改造，曾几何时是随着“万元户”称号的兴起而同步完成的。然而近二十年已经被江、浙一代的乡村“别墅”远远抛到了十万八千里。皖北乡村的脏、乱、差，毫无规则而言。所有的商业规则依然还停留在初级的关系经济阶段，漠视商业规则、漠视合同、漠视法律；人情大于法、人情大于安全。我在思考皖北农村的崛起之策。或者，应该首先反思的是皖北农村为什么依然如此贫困？

原央视《对话》节目的策划人罗振宇先生在激荡三十年的终局篇中，曾满含悲悯的回忆起他2008年的一次经历：“。。。她们正要离去时，其中一个妇女就问我可不可以把那个装水的塑料袋给她，我说这可以，就把袋子给了她，自己抱着水走。走着走着，我就想，我真的了解中国吗？刚刚那个妇女，会连一个塑料袋的小利都介意，然而她还不是最底层的，还有比她过得还不如的，而且多得是。而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甚至应该说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我们每天在那里谈财经，谈上市，谈那些我们认为很大的事。然而我们是否了解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悲。所以我认为，你越是觉得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生活中，越要多一份谦卑。” 罗振宇谈到的那位妇女，其实并不仅仅在山西可以看到，其实在皖北的农村，依然有人为了柴米油盐发愁、依然有人为了每包石灰两毛五分钱去卸货而挣破脑袋、依然有人为了几百块的医药费而抱憾死去。贫困是一种病，它会侵蚀一代人的精神。所以，重要的是需要明确是为什么皖北农村依然如此穷困？

是人不够勤奋嘛？no。皖北人从来都是勤奋的劳作着，甚至连沟坎河沿都精耕细作，但是他依然穷困。

是人不够聪明嘛？no。皖北那片热土曾经孕育出多少英雄豪杰，多少仁人志士啊，乃至庄子这样的大思想家！

思来想去，应该是观念。小农的传宗接代观念禁锢着几代人的思想，计划生育始终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有限性与逐渐增多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将制约长远的发展；当地腐败的政商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皖北人固有的性格弱点某些方面与当年的河南人颇为相似，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形成了敏感、虚伪、浮夸、算计等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使得所有人都成为了制度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其实，当今商场上史玉柱就是蚌埠怀远县人，一个典型的皖北人，极尽专营之能事，属于破坏性领导。

可能大家有意无意会在全国各地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些顶着“专修楼房漏水”招牌的机动三轮车、面包车游走在城郊、乡镇的大街小巷，靠着车上的小喇叭里播放的喊话声招揽生意。开着这些挂着"皖S"、“豫*”、“皖k”等车牌的人，为了生计，他们拖家带口、风餐露宿，凭着自己的手艺为他人修房补漏。每当夜色降临，他们一二十人、七八辆车一组，蜷缩在城市的一角，过着四处漂泊的“小篷车”生活。其实，这群安徽补漏人，90%左右都来自我的家乡，安徽亳州或者阜阳一带的农村。日前，媒体给了这群人一个新名词：中国现代吉普赛人。

他们生活状态往往是这样的：在路旁（小区内）做饭，在车里睡觉，在水库里洗漱，去免费公厕……

正所谓“心忧炭贱愿天寒”，碰上下雨天，他们会喜上眉梢;遇到大晴天，他们会愁眉不展。有时候好些天没有生意，只能节俭度日，多天不见荤腥；有时候被保安、交警纠缠而老泪横流；有时候因为与业主发生纠纷而被警察盘责而不得脱身；有的甚至发生安全事故而魂飘异地他乡。

春节从家里返沪时，出村的路，我就是做着堂兄的“补漏专车”出来的。俗话说，“要出游，三六九”。大年初六，放完准备好的一挂长长的鞭炮后，他们正式踏上了远赴云南的行程。离家几千里外的云南，将是他们2009牛年财运的圣地。震撼我的是和堂兄道别时，他和嫂子低沉的话语与强压住的泪水，他们即将踏上他们的行程，抛开自己年幼的女儿。他们将自己年仅五岁的女儿全托给了幼儿园，毅然决然踏上了他们的行程。我只知道转身离开他们的那一刻，我感动的不能自已。我给了堂兄及同行的人们以最最美好的祝福，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好运！

以前，我一直对这群补漏人的钻营、暴利嗤之以鼻。我一直以为他们继承了当年“河南人”（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河南人的意思）的坑蒙拐骗到全国各地去扫秋风去了。毕竟，那些用来补漏的所谓“料子”可能只有每斤一元钱左右，他们往往通过强卖的方式在帮助别人补漏的过程中一次用掉好几百斤，而且报上每斤10元乃至更贵的价格。前两年我回皖北老家的时候，当时这种生意还不成气候。家乡几乎八成以上的家庭都从事这种生意，足迹遍及全国，我自己就曾经在出差湖南张家界、武汉等地看到过他们的身影。

与堂兄分开后，他们踏上了远赴云南的行程。我则从堂兄夫妻的婆娑泪眼中看出了皖北农村崛起的希望。这种希望源于一种精神，这是一种坚忍不拔的自强精神，这是一种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这是一种吉普赛人的自由精神！这显然是当年温州小商人的“四千万”精神（走过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说尽千言万语）的再现与发扬。有了这种精神，即使不能继续“补漏人”的生意，那也是无往而不胜！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2 21:07:09编辑过]

同是中国的乡村，为何东北的农村富裕？（电视上看来的，不知实际是否富裕？）每个地方都有贫穷落后的小乡村，广东也不例外。

“安徽补漏人”这一说，还是从以上文字描述中第一次听说，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地域性的营生专长吧，在深圳，一群一群跑营运的人货车大都来自四川重庆。

皖北的投资环境就比皖南差的多（当然皖南也好不了多少），为什么？

改变这个现状的人，靠当地的领导，安徽阜阳贪官是有名的。

以下是引用whitezeng在2009-2-6 15:58:41的发言：

现在这样的农村还很多

皖北最多算冰山一角、

我也是以点带面，对皖北乃至中国农村的出路谈些个人认识。

政治问题只是一部分因素而已。关键的是经济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战略层面：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认识，树立科学发展的决心，励精图治，严以律己；增强规划研究能力，加强科学调研力度，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增收”办法；要加强各级政府“一把手”的考核力度，无能者下；

从战术层面：要加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升级、农产品优化升级；要加强土地的规划整理及高效利用，加强村级土地整理力度；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指引其创业或出外劳工；加强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贷款、税收等的支持；

“三农”首重民生

丢掉“便宜”幻想，打破历史循环，致力全面改革，方是正路

农历春节假期刚过，新华社就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这是从2004年起，连续第六个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自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11个“一号文件”锁定“三农”，足见在中国改革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之重、之难。
　　今年“一号文件”出台的背景，较往年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已陷入一场既深且广的衰退之中。在工业化国家“去杠杆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和亚洲国家依靠外需形成的高增长难以为继。在中国国内，短期经济维稳需要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压力相叠加，农民工就业困难和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困难相缠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力量相交汇。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也因之面临新的挑战。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中何者为重？这个多年来在政策面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年其实有了明确的答案：既然广大农村是未来中国内需增长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农村消费蕴含无穷潜力，则农民问题成为“三农”问题之首已是必然的政策取向，农村政策的新思维需要实现从重生产向重民生的转变。
　　以时点收入情况看，农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人均收入三分之一，农村消费水平也仅为城镇消费水平三分之一。从纵向看，城乡收入与消费支出存在差距扩大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发轫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城乡消费水平对比平均为2.5∶1。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这一比例则变为3.58∶1，显示出农村收入和消费相对比例下降之势。这既是城乡差距的写照，也是中国经济分配不平等的体现。显然，提高农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迫在眉睫，缩小城乡差距任务尤为艰巨。农村改革成败与否，直接关乎农民最终能否分享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使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为此，一系列关键领域制度变革和创新应当提上日程：
　　首先当是放开价格。长期以来，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管制政策，对农产品贸易实施干预政策，剥夺了农民充分享受价格上涨好处的权利。尽管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补贴再巨也难以解决数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题。结果，在粮食连续增收的情况下，农民收入增幅依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
　　其次是放开户籍管制。减少农民数量，允许愿意并有能力成为新市民的农民进城，既可以加快城市化步伐，也可以增加农村人均要素拥有量，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民人均收入。面对目前农民工失业的严峻考验，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令其“扎根”在农村或“离土不离乡”，以换取城市的社会稳定。实质上，这是将农民工简单作为稳定经济的“蓄水池”。失业的农民工返乡，减轻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却使农民工承担了经济放慢的苦果，民生问题不进反退。
　　第三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政府应该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树立其在土地交易、征用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收益权，避免地方政府借用流转制度剥夺农民的土地。不仅应该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也应保障自愿放弃土地进城的农民有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主张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流转，也不能妨碍自主流转”。面对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不同目的“强迫流转”的现实，这些主张可谓有的之矢。
　　第四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基本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要建立适当的农民养老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属于二次分配，应当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投入的力度，以部分消除一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在连续出台五个有关农业的“一号文件”之后，“一号文件”转换了主题。主持其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领袖人物杜润生老人后来解释说：“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结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正是因此，农村改革一系列‘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
　　杜老的话意味深长。中国农村改革归根结底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求出路，而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三农”不再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丢掉“便宜”幻想，打破历史循环，致力全面改革，方是正路。以农民为首、以民生为重看“三农”，不在疏财而在制度变革，不在局部而在全局运作，意义正在此。■

（本文刊于02月16日出版的2009年第4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