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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发展历史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但也要仔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理之处，对任何事物的分析都需要看其正反面，才是我们处世的正确态度，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棍子打死再说！！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发展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关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定义怎么解读中国的历史似乎都不合适。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不能产生民主政治，不能产生现代科技？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根本就不具备产生的土壤？我想用黄仁宇的一句话“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表述来更加精彩。中国与西方从根本上就迥然不同，根本就不具备产生的土壤。为什么中西方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对人性的假设有根本的区别，儒家倡导性善说，也就说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是不会伤害别人利益的。而基督教倡导性恶说，每个人都是要忏悔的。西方是人人可为上帝之信徒，中国则人人可为圣人。 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内圣外王”，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圣人政治，中国的社会精英有科举这条路直接进入政治管理层，民众与政府是一体的。每个当官的人都被视为是无私的。这种政治体系的特点只有皇帝的监察，而没有民众的监督。只有当为官的人真的做到无私，或者皇帝是尽责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效率会高，进步会快。但是当皇帝不尽责，为官的私欲横行的时候，也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西方传统政治中，社会精英没有进入仕途的通道，精英们闲散在社会中，自然要批评和监督政府。而且西方传统政治是假设当官的都有私欲的，所以要三权分立，要有监督。民众与政府在传统上就是敌对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心忧天下，先国家，再集体，而后个人，一般情况下中国进入政治管理层的精英都是好官，而民众一般都认为当官的人是好人，是值得信赖的。但一旦出了贪官，则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风险很大。 西方传统政治的传统习惯人权高于主权，注重个体性，先个人，再集体，而后国家。民众一般不信任当官的，所以要加强监督，虽然程序复杂，效率低，却风险很小，失误很少。
另一个根本原因是科举制。
中国传统政治大原则是求贤共治。自周汉举孝廉，隋唐兴科举以来，中国百姓从贫民阶级到统治阶级的路一直是通的，也就是中国精英阶层的职业升迁的路线的定好的，只要学好四书五经，就能升官发财，就能光宗耀祖。所以中国的士绅阶层不会花精力去研究科技和商业。而欧洲不同，统治阶级一直由贵族把持，贫民阶层是不可能进入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没有升迁的希望，而贵族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财富有有很大兴趣，这就促成平民精英向科学、艺术、商业发展，促进了现代科技和商业的发展。反过来说，科举对中国也是有贡献的，那就是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精英阶层不必为了进入统治阶级，而推翻过去的统治阶级。稳定对中国的贡献是人民富裕，人口增长，这也许是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原因。
中国的发展的类型其实在汉武之后就已经定型了。也并不是说中国的发展类型不好，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钱穆的话说“我们究竟不能责备中国古人为何建立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呀！” 只不过每一种发展类型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优势罢了。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用一句话说，就是成也科举，败也科举。没有科举，中国不会发展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不会发展成为长期稳定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有了科举，就束缚了中国的社会精英向商业、科技发展的可能。 邹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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