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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的争吵：IT不再重要？
作者：方军 来自：经济观察报
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有电力供应，这能给这家公司带来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吗？在1903年和2003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截然不同。现在，信息技术与公司竞争优势的关系正类似于电力之于公司，在2003年5月号《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尼古拉斯·Ｇ·卡尔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Ｇ． Ｃａｒｒ在一篇题为《ＩＴ不再重要》的长文中这样说，“由于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普及性已经到达成熟阶段，它的战略重要性降低了。公司处理信息技术投资和管理的方式必须彻底变革。”卡尔认为，与铁路、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一样，信息技术已经变得如此普及，对公司来说它不可或缺，但它已不能提供战略性竞争优势。公司不应再试图通过应用信息技术获得竞争优势，而应该防御性地管理信息技术——着眼于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而不是寻求新机会。
卡尔的观点给尚未从1990年代的过度行为中恢复过来的ＩＴ业界巨大的冲击，重现往日关于新经济的伟大争吵。《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纷纷引述、讨论，ＩＴ传媒更是对此异常投入，Ｇａｒｔｎｅｒ、Ａｌｉｎｅａｎ、Ｐｅｅｒｓｔｏｎｅ等ＩＴ研究机构纷纷对卡尔的观点发表评论。
在微软ＣＥＯ峰会上，比尔·盖茨反驳了这篇文章，“人们真的低估了我们所能做的”，软件和计算机能给公司带来竞争优势。英特尔ＣＥＯ克莱格·巴瑞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英特尔2002年财年年报的主题是，“技术真的重要吗？”英特尔的高层主管们给投资者提供的答案是“ＹＥＳ。”曾经引领潮流的《网络利益》和《网络价值》作者约翰·哈格尔称这篇文章“将对商业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它也是非常危险的）。”
《财富》杂志“快速前进”专栏则对卡尔的文章进行异常激烈的攻击，它的标题是“愚蠢学刊的警报：为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对技术的观点是危险的。”此文作者认为“耸人听闻的标题”往往能给文章带来超过其本身价值的、过度的注意力（他为自己的专栏起前述标题以展示这样的效果），他攻击说，卡尔的文章是“伪造的历史、传统智慧、中庸见解以及无论据支持的断言的大杂烩。”
争论如此激烈，6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17页的读者来信，作者包括知名公司ＣＩＯ、ＩＴ研究机构、商学院教授等，而卡尔的原文只有9页。在读者来信的开头，总编辑托马斯·斯图尔特特别做了一个介绍，称《哈佛商业评论》提供了三种内容，新想法、原理与争论，“ＩＴ不再重要”被归入争论类，他说这一论题对商业领袖来说是无可辩驳的迫切与重要的。他帮助澄清对这一争论的常见误解，这篇文章不是说“ＩＴ已经死了，它不再是激动人心的变革的源泉。”它要表达的是，这些变革将对行业中所有的公司带来利益，而不是单个公司。
一
1985年，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写道，“信息革命正横扫世界，没有哪家公司能躲得过它的效应。传统的交易方式，正面临大幅降低信息获取、制造程序、信息交换等成本的变化。”（见“如何利用信息形成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维克多·米拉，1985．6）波特在当时认为，信息革命正以三种重要方式影响竞争：一、它改变了产业结构，同时也改变了竞争规则；二、它让企业以新的方式超越竞争对手的表现，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三、它能从企业内部既有作业中，开展出全新的事业。
“现在，ＣＥＯ经常谈及信息技术的战略价值，谈及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获得竞争优势，谈及将公司的商业模型‘数字化’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在2003年卡尔说，现在主管们对信息技术的看法是危险的。根据波特的竞争理论对现在的情况进行分析，信息技术不再能为单个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简单地说，即所有的公司都使用信息技术，因而单个公司不再能利用它把自己和竞争对手区分开。“使得一个资源是战略性的——也就是它是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不是普遍存在，而是稀缺性。只有拥有竞争对手不能拥有的东西，或做他们不能做的事，你才能相对于他们拥有竞争优势。但是，对所有企业来说，现在ＩＴ的核心功能（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都可以应用，也买得起。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普及性已经开始将它从潜在的战略资源转变为制造的商品性因素。它成为所有企业经营必须支付的成本，但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差异化。”
现在处在一场非理性繁荣后的衰退，众多公司削减ＩＴ方面的投资。在过去近20年间，一切正如波特分析的那样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个人电脑的发展，企业在ＩＴ方面的开支开始增长，而在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非理性繁荣的90年代后期，ＩＴ和互联网给所有人描绘了极其美好的前景，预期中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千年虫问题让许多公司在ＩＴ方面过度投资。
现在再回头看，1995年以来至2001年间是信息技术被企业界广泛接纳的年代，互联网使得较小的企业能够应用原先只有大企业才能买得起的技术，对美好前景的描绘以及“生存或死亡”式的恐吓让众多企业决定购买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地位也从技术层次上升到企业战略层次。如果大胆预测，这可能正是信息技术发展史的巅峰时期，其后是高原期。如果这样理解信息技术与商业结合的历史，这场关于ＩＴ的争论实质即是前景之争，对于企业应用来说，ＩＴ是已经完成发展的主要阶段，其后只是渐进的、微小的改进，或者现在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仍然处在一个萌芽阶段。
卡尔激起了对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的反思，但是他的观点可能失之武断，因为创新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以汽车业的发展为例，从发明汽车到现在，汽车业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大量生产、市场无限和对量的需求巨大，这是亨利·福特时代的成功，他制造的是适合所有人的汽车；第二次转型是1930年代修正大量生产方式、市场巨大和渴求产品多样化，通用汽车则是制造适合不同阶层的汽车；第三次转型则是精益生产的兴起，市场娇小，渴求不同类型的汽车。现在汽车业可能正处在第四次转型之中，它的驱动力量是譬如中国等新市场的机遇，但它的基本特征尚未形成。
正如汽车发展史所展示的，新的创新总是在重新塑造过去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在轮子发明之后，汽车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最多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易于驾驶，这是对的，但这忽视了许多根本性的东西。在硬件和基础软件方面，信息技术可能暂时不会有大的变革，只会变得越来越快与易于使用，但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进业务流程、创新业务仍然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单个公司在这些方面依然可以做到与众不同，从而从中获得竞争优势。
二
“ＩＴ可能成为在过去两百年中被广泛采纳的、重塑行业的一系列技术中最新的一个，这些技术包括蒸气机、铁路、电报、电话、电力和内燃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它们成为商业世界基础设施的一个部分的过程中，一些有远见的公司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机遇获得竞争优势。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它们的成本下降，也就是说它们无所不在时，它们就成为商品性的输入。从战略的角度看，它们变得不再可见，它们不再重要。这正发生在信息技术上，这对信息技术管理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卡尔这样分析。
卡尔将技术分为两类，专有技术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基础性技术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专有技术能够被一家公司拥有，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可以拥有某种药品配方的专利权。只要专有技术受到保护，它就可以成为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使得公司可以从中获得比竞争对手高的利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础性技术在被行业内大部分公司共享时能比一家公司独自使用发挥更大的价值。对铁路、电报或是发电机这些基础性技术来说，它们的特征和经济性使得它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的商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在基础性技术发展的早期，它也可能呈现出专有技术的特征，这使得某些公司能够利用它获得竞争优势。另外，那些有预见性的公司能够创造性地率先利用新技术，从而带来更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在建造阶段的后期，尽管技术为整个行业带来彻底的变化，但它带给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很少了。过度投资带来激烈竞争、容量过剩、价格降低，这使得新技术对许多更多的企业来说变得可用，也买得起了。技术被广泛采用又使得通用的标准逐渐形成，技术的使用方式也慢慢变得标准化了，最佳实践被广泛理解和模仿。最终，最佳实践也变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所有的新建工厂都有电力供应。技术和技术的应用模式都被商品化（ｃｏｍｍｏｄ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了。在建设阶段结束后，公司能从基础性技术中获得的惟一竞争优势就是成本优势，而且这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这并不是说基础性技术不再影响竞争。它们依然影响竞争，但是，它的影响只能在宏观经济层次感觉到，而不是在单个公司层次。譬如，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技术上落后（不管是全国性的铁路系统、电网还是通信系统），这个国家的工业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同样地，如果某个行业在利用技术的力量上落后，它将非常容易被取代。”
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卡尔认为现在公司应该把注意力从机遇转移到风险，即主管们应将注意力从ＩＴ带来的机遇转向ＩＴ带来的风险——从进攻转向防守。从过去基础性技术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点，“当一个资源对竞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战略来说却是不重要的，那么与之相关的风险将比竞争优势更为重要。”以电力为例，现在没有公司会围绕电力的使用建立商业战略，但是，即使短暂的电力供应停顿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ＩＴ的运作风险也很多，包括技术失误、过时、出错、不可靠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由于公司从严格控制的专有系统转向开放的、共享的系统，某些问题被放大了。现在，ＩＴ系统崩溃能使得公司制造产品、提供服务、与客户联系陷入中断，更不用说对声誉的影响。但是，现在没有多少公司仔细地识别和应对它们的弱点。担心什么可能出错的工作不像思考未来那样具有魅力，但是，现在它是一个越来越关键的工作。”
基于这样的观点，卡尔为未来信息技术管理提供的指南是：支出更少。随着ＩＴ商品化的继续，错误的支出带来的损失会变得更大。跟随，而不是领先。摩尔定律指出，对于一个ＩＴ采购，你等待得越久，你买到的东西就越多。关注缺陷，而不是机遇。通常来说，一家公司很难通过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使用一项成熟的技术获得竞争优势，但这项技术的一个短暂的供应停顿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三
卡尔在一个最好的时机推出了他的观点，信息技术依然处在泡沫破灭后的复苏之中，这使得我们能更为理智地衡量它的价值；信息技术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人们需要思考它的未来走向；公司主管们都在思考如何处理过去在ＩＴ上的过度投资和未来的信息技术投资战略，卡尔的这种鲜明观点可以立刻与实践结合起来思考。《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在分析了卡尔引起的争论后，总结道，“卡尔可能过早地预测这是产业的转折点，对于许多公司来说，仍然可以通过聪明地实施信息技术获得战略价值。但是，随着标准的扩散和计算能力的提高，通过技术获取可持续领先地位的空间变小了。”实际上，这是一场持续多年争论的最新发展——信息技术的商业价值究竟有多大？
反对卡尔的观点一个主要理由是，与信息技术应用伴随而来的业务流程改进、业务创新、管理技巧并未商品化。《计算机世界》刊登一篇文章称，“你能通过技术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你只是不是从产品、服务和信息中获得，而是从流程、技巧和执行中获得——同样的东西让任何公司不利用信息技术就可以实现差异化。”通用汽车ＣＩＯ拉尔夫·斯简达对《信息周刊》说，“当尼古拉斯·卡尔说‘ＩＴ不再重要’时他非常正确……但是，业务流程改进、竞争优势、优化、商业成功依然重要，它们并未被商品化。为了推动这些改变，ＩＴ技术可被视为一个差异化工具。现在，公司必须是一个实时公司……我也同意应用最小的投资去达成想要的结果。关注成本的业务要求对核心基础设施和流程差异化的精确投资，而不是过去曾用的霰弹式投资。”
ＩＴ市场研究机构Ｇａｒｔｎｅｒ公司认为，卡尔认为硬件和网络连接已经商品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一些ＩＴ基础设施服务也已经商品化。但他忽略了除此之外非常大的一个部分。ＩＴ依然重要，不是因为硬件或标准化的商用软件，而是因为智能化的、创造性的对信息的应用能高速地、低成本和以正确的范围解决了业务问题，创造了客户价值。数字化带来的服务、流程和产品创新刚刚开始。像过去一样，收益会流向那些业务重心明确、严格，在组织内有信息灵通的、集成的决策过程的公司。现在就转而聚焦于风险将限制ＩＴ的惊人潜力，卡尔的观点可能把主管们带向控制ＩＴ成本的方向。控制风险是必需的，但它不能通向竞争优势。
另一些反对观点则试图讨论信息技术本身的战略价值，他们总地来说继承了波特在1985年所做的分析。《网络价值》与《网络利益》的作者约翰·哈格尔认为信息技术仍是创造战略差异性的催化剂。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显示，信息技术本身几乎从来不曾带来战略差异性。但是，ＩＴ依然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的间接作用——它创造了过去不存在的可能性和选择机会。那些在其他人之前看到和利用这些可能性的公司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差异化，获得经济回报。ＩＴ可能会变得无处不在，但能发现和利用它的潜能的洞察力不会平均分布。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执行副总裁、ＥＭＣ公司ＣＥＯ马克·Ｓ·刘易斯说，“ＩＴ从来没有重要过。重要的是那些发明技术的人，那些实施和使用技术的人。”未来，ＩＴ的使用将和运输上的创新一样。公用标准诸如公路、机场存在着，但我们选择的汽车和我们选择的旅行方式是基于我们自身偏好的。企业将因它们如何利用特定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加州大学Ｉｒｖｉｎｅ分校ＩＴ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Ｖｉｊａｙ Ｇｕｒｂａｘａｎｉ说，技术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是能够用这些技术创造价值的管理能力。
实际上，2002年底，《麦肯锡季刊》一篇题为《泡沫破灭后的信息技术》已总结了那些成功利用信息技术公司的五项特征，相对于观念争论，这对企业界来说可能更有实践指导价值。“表现最为成功的公司采取了五项行动，首先，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也着重管理方式的创新，以收相辅相成之效。其次，将技术投资集中于降低对生产力影响最大的互动成本，这些互动成本对垂直产业而言相当明确——包括搜寻、协调和监督成本等等——大部分ＩＴ领先公司的投资都大力着重于产业垂直交易的需求。第三，领先企业对其从事的产业部门（和附属产业）特定之生产力杠杆有明确的了解，他们会在最有可能对这些杠杆产生最大成效的计划上，投入大笔ＩＴ预算，其比例远远高出其它领域，ＩＴ投资因而能对营收和利润产生重大的实质影响。第四，这些公司选择了正确的投资顺序，逐步累积ＩＴ实力。最后，他们改造业务流程，并改组架构，使得管理创新和ＩＴ实力获得充分发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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