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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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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2-9 1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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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能力理论及其评论
企业能力理论禀承亚当·斯密生产分工理论,并突出研究企业的能力分工。企业能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推陈出新的研究工作,企业知识基础论早期出现在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25年的著作中,后来在安蒂思·潘罗斯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论》中得到深入发展和全面阐述。潘罗斯的研究极大地鼓舞了企业资源基础论的研究者们(如Wernerfeit,1984)和企业成长理论家们(如Richard Nelson and Sidney Winter,,1982)。
然而,尽管早已有诸多理论先驱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工作,直到80年代末,企业能力理论才引起经济学界和战略研究专家的广泛兴趣。从此以后,企业能力论实际上成为企业战略领域的研究主题。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在1982年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的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
1982年,纳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Stephen 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 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仿制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理查德租金”的资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的先河。两年后,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在安蒂思·潘罗斯(Edith Penrose)的《企业成长论》(1959)和里普曼与罗曼尔特的论文基础上,发表了“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成为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有关企业资源的学术论文。从此,更多的有关企业能力理论的学术研究被统一特指为“企业资源基础论”。
与“企业资源基础论”息息相关,更加接近于工商实践的相关研究开始于1990年,C.K.潘汉尔德(Prahalad)和加里·哈默(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成功发表了“企业核心能力”一文。其后,理论工作者围绕“企业核心能力”掀起了理论研究的新高潮,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相断发表。在这一时期,与“企业资源基础论”或“企业核心能力论”密切相关的论文有:“能力论”[兰格路易斯(Langlois),1992],“核心能力论”(Foss,1993)和“激励能力论”[蒂斯(Teece)、匹斯安欧(Pisano)和舒恩(Shuen),1990]以及“企业能力基础竞争论”[哈默和赫尼(Heene),1994],“企业的资源基础论(Kathleen R.Conner and C.K.Prahalad,1996)”等都属于这一系列。
我们将这些略有差异的相关论著观点统一,简洁明了地称为“企业能力理论”,因为所有以上理论研究成果都一致认为,企业整体战略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企业拥有的特殊资产,即:与知识相关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的、难以买卖和在企业内各部门可分割的资产。这种特殊的具有上述特征的资产即我们所说的企业“资源”或“能力”。
1.企业的性质:能力体系
企业能力理论把获取正利润或赢利可能性作为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产生或“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决定了企业的首要问题是“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决策和组织问题,不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生产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还是通过市场分工进行的选择问题。因此,企业能力理论在分析企业性质时,首先把企业看作具有生产功能的单位。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它进一步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过程的角度,把企业作为一个行为实体来对待,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永远是一个能力体系(Foss,1993)。而能力是企业的能够胜任工作或任务的表现为行为流程或潜在特点的智力资本(资源)。通俗地讲,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告诉拥有者如何解决现实难题的主要资源或资产以及为人们共同感受到的社会智力资本。
透过“企业能力”,我们发现企业有一种特殊的智力资本,这一资本确保其拥有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尤其是促使企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更有效地处理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种现实难题。由于具有类似于管理技能的特征,企业能力有其特殊的、可为人们认同的、呈现非对称分布的组成成分。企业的特殊能力可能分别属于企业内不同的个人,但是,存在于企业和企业战略管理中的特殊能力更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组织所拥有的资产(资本或资源),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资产(企业能力难于模仿和传递)。这是企业能力理论最重要的基本立足点。因此企业能力理论坚持一贯的以“能力”为核心的企业概念认识。
2.企业的目标:获取竞争优势
企业能力理论在经济的“自然选择”中研究企业行为,主要强调企业能否产生赢利可能性,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正利润以“生存”下来。企业的契约学派认为这种赢利可能性是通过改变企业合约安排,从节约交易成本中获得的。但是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只看到企业从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赢利可能性,忽视了企业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赢利可能性以及和前者的相关性。卢沙贝(Loasby,1998)根据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企业合约安排实际上反映出企业内部分工格局,企业合约安排的变化意味着企业内部分工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企业创新预期或创新类型和生产率的变化。德切克(Dietrick,1994,p38)更明确地指出,在一个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新的企业合约安排中,事前要素投入者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形成组织资本的成本。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管理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从生产过程看,企业合约安排的改变实际上是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改变,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变化又形成了与新的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核心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竞争中获得赢利可能性,并通过一系列战略行动来实现,以取得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Langlois,Robertons,1995)。也就是说,企业能否存在不能仅从交易成本相对大小来判断,而是根据企业核心能力所产生的收益与产生核心能力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的比较来判断。因此,企业的目标也就从节约交易成本变成了改善企业内部的能力配置,形成异质性核心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及其导致的租金最大化。
3.企业边界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在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中,路径依赖与隐含知识至关重要。其逻辑起点是生产性组织的创造力是一个学习使用与整合生产资源的时间耗费过程,这就导致了惯例(能力的速记)与能力的产生。当然,随着新问题的解决与个人加盟本企业,它们也会随之变迁,即能力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知识的发展由强烈的学习领域的惯性力量所幸引(Dosi,Winter, and Teece 1992),这就引申出知识的边界决定了企业多样化经营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增长的路径依赖过程限定了企业边界的生长。例如,企业的超额管理能力可能产生于自然的产品生产活动(Penrose,1959),但是它们仅仅会在紧密关联的产业中发生效力。一般来说,企业会避免承担需要不同能力的活动,相反,这些异质能力的服务流反而通过市场购买或者通过企业间的分工而实现,并且依赖于互补性活动的深度(Richardson,1972)。进一步而言,由于市场上缺乏这些资源(Dierickx and Cool,1989),非常专业和战略性的重点惯例与能力不得不在企业内部产生与聚集。
总之,在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的边界由知识的地位来决定,尤其是,当知识资源难于交易并且特质化时,它便在企业边界内缔造并治理,同时,企业一般避免整合一种与它们已经控制的知识资源大大相异的知识资产。尤为重要的是,这与起源于机会主义的激励冲突的重要性毫不相关。
尽管在近年来,有关企业能力理论的研究涌现出相当多的著述,但客观公正地讲,这一理论还不成体系,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而且,和企业契约理论相比,企业能力理论更多的是内涵界定并不十分清楚的概念和判断。简言之,当契约理论家们谈论“契约”、“激励”、“团队生产”、“剩余索取权”等问题时,他们都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并知道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些概念来分析说明问题,且在这一研究领域,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可供大家分享。
相比而言,两个以企业能力为研究基础的学者最多只能在“能力”一词的精确涵义上达成共识,仅此而已。企业能力理论研究人员甚至在“核心能力”的内涵上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企业能力理论与已经相当成熟、研究透彻、非常深奥和规范的企业契约理论相比,只是崭露头脚和刚刚起步,理论显得有些疏松、叙述纯文字化和概念含糊不清(Foss,1996),因此,企业能力理论缺乏微观基础(Foss,2000),威廉姆森曾严厉地指责企业能力理论学者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定义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式地循环论证(Oliver E.Williamson,1999)。
企业能力理论研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由多方面原因造成。比如,有关企业契约理论的绝大多数研究工作都基于相当规范的经济学理论,而企业能力理论则源于大量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而且,企业能力理论较企业契约论更具实践倾向性,更多地采用各种专门术语,更愿意不断地修正已有的观点和提出新的观点等等。这样,企业能力明显地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极大兴趣,一些企业的经验实证分析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理论的主要论点,尽管这一理论确实仍然缺少强有力的实证基础和充分服力的理论论证。但是,这一理论没有使该管理理论研究沦落为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微小分支,而是在组织理论中茁壮成长。
四、后现代企业理论:一种新的综合
前述三种企业理论往往各自关注企业的不同侧面,其理论重点决定了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时至今日,一种新的综合态势正在涌现,尤其是企业契约理与企业能力理论的互相溶合。 在Nicolai Foss与Volker Mahnke (2000)主编的关于企业理论的最新书籍“Competence,
Governance,and Entrepreneurship”中,综合趋势非常明显。
企业契约理论的主帅Oliver E. Williamson (2000)在捍卫企业契约理论的同时(即认为企业能力理论对它们的批评有一些错误),认为二者即是对手又是互补者,而后者更甚于前者,当然二者是不同的流派。但对于理解复杂经济现象以及构建企业组织科学而言,它们都是必需的(Williamson,2000)。企业能力理论学者Kirston Foss与Nicolai Foss(2000)进一步指出许多企业能力理论的解释性概念可以直译为企业契约理论的形式(用产权经济学的语言),见图1。
为此,他们发现二种理论有许多交叠之处,当然理论构架是不同的,但是彼此取长补短以及保持对话将是大势所趋。换句话说,一种综合的企业理论正在涌现,而这种企业理论必定是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理论预测功能的统一范式。我们把它命名为后现代企业理论,因为人们习惯将企业的契约理论称之为现代企业理论。该范式的理论要点如下:
企业契约理论的解释要素 企业能力理论的解释要素
(产权诉求) (当作待解释要素)
图1 翻译为企业能力理论的途径
资料来源:Nicolai Foss and Volker Mahnke.2000.Competence,Governance,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6.
首先,企业作为一种与国家、市场、家庭并列的制度形式,其制度选择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耗时的历态过程(ergedic process)(秦海,2001)。即企业的起源、发展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请注意,进化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宇宙的、物理的、生物的、人类的自然现象(埃德加·莫兰,1990)。为此,企业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典企业(指业主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到现代企业(现代公司制企业)进而到新兴企业——后现代企业(网络型企业、虚拟企业、联盟企业等)的历史过程,而对企业的定义必须涵盖这一历史进程。从历史的进化角度,我们认为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以生产、销售产品为手段,满足日益增长需要的自我演化的经济组织。
第二,企业的本质功能是生产功能。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分工是企业产生的必要条件,社会分工造就了企业的最初形态——手工工场的始作俑者——商人,而手工工场本身也是一种分工的组织形式,但是企业的生产是为其他人进行专业化生产(Harold Demsetz,1997)。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与企业能力理论是对的。
第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在平衡协调的成本与收益后,才涉及到组织与参与者之间的具体契约(赫伯特·西蒙,2000),即企业的生产功能引致了契约的安排。而且,随着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及后现代企业的演化,企业的活理机制也逐渐复杂。就这一点而言,企业契约理论更适合对现代企业及后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描述。
第四,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时需消耗资源,它是在管理协调下人力资源与其它非人力资源的集合体,其增长与发展是基于知识集聚的进化过程(Penrose,E.T.,1959),这一过程表明企业在本质上是以专业化生产为导向的一系列高度专有的具有再生能力的知识聚合体(Penrose,F.F.,1959;哈耶克,1945;Nelson and Winter,1982);而从经济当事人角度,企业是由异质性能力的当事人所组成的能力团队。在这一团队中,企业当事人能力在企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均质的,企业家的战略作用与管理协调作用至关重要(Schumpeter,1934;Barnard,1938;F.Drucker,1995)。
其中企业的知识资产包括高绩效的商业程序/惯例(组织资产)和技术上的know-how(图2)。企业的整合和重组能力,设计和再设计自身对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图2 企业的产业知识资产
资料来源:David J. Teece, Firm Capabil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Technology, Learning, & Innovation, Edited by Linsu kim & Richard R.Nelson,P12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图3 工商企业:动态能力要素 资料来源:同图2,P122
第五,在快速变革的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与战略的“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如果一个企业想要发展与众不同的能力,需要明确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因素,这种因素对企业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David J.Teece,2000):(1)如何使现有资产进入新的或(和)相关的商业活动。(2)如何学习,如何组织和重新组织资产以建立新的业务和进入新的市场。Teece(2000)已经论证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竞争优势)基本上取决于程序、环境和路径。然而,只有当它基于难以模仿的惯例、技巧和附加的资产时,竞争能力才提供竞争优势,产生超额利润。如果基于一套特定惯例的企业能力在市场上不再发挥作用,或者如果它能被竞争对手容易的复制和学习,那么这套惯例将失去价值。当一个厂商发现并能轻易的复制另一厂商的组织、惯例和工艺流程时,模仿就产生了。当一个厂商发现达到同样功能的替代方法时,竞争就产生了。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一个给定类型的竞争能力(例如,质量)可以由不同的惯例和技能组合支撑。例如,Garvin(1988)和Clark and Fujimoto(1991)的研究都表明,没能达到高质量和高效产品发展的单一“公式”。图3是对这一动态能力核心内容的一个简要描述。该图表示,在缺乏对相关互补性资产或互补性技术的控制或使用时,企业知识资产的价值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将企业的互补性资本和它的联合结构作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图4 企业的演进与企业理论的关注重点——后现代企业理论:新的综合的企业理论
此外,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需要外部活动与技术的结合。关于战略联盟、纵向一体化、买者-卖者关系及技术合作日益增多的文献证实了外部协作与外部源泉的重要性。外部协作与内部协调大不相同,因为人们不能用等级制度来进行经济活动。
以上五点,是理解企业全貌与未来的关键,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新的综合企业理论——后现代企业理论,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取三种企业理论之长、补其短,以历史、演化的穿透力整合出新的动态构架,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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