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MC: 咨询人生,心的旅程!欢迎各位来到管理咨询网,今天做客我们咨询人生的嘉宾是来自于清华大学的王以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掌声)
ChinaMC: 为了能够让大家对王老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制作了一个PPT,请大家观看。这是我们拟订的这一期有关王老师的话题,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咨询师——王以华。王老师对这个话题曾经提出过异议,说自己并不是1949年出生的,为什么要拟订这样一个题目,其实看完我们后面的介绍,大家就会清楚了。王老师的学术之路和从业之路都与共和国的成长一些重大事件有着相似的地方。在大家对王老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我想先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大家猜一猜,如果王老师不是做咨询师的话会去从事什么工作,有没有人猜一下,举手示意。有请!
观众: 应该是外交官之类的吧!
ChinaMC: (笑)果然是一语中地。王老师您考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第一个选择,是吗?
王以华: 对!
外交梦的破灭,意外地成就了咨询人生
ChinaMC: 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王以华: 我小时候一直很想做外交,尤其是小时候在国外生活过,那时候觉得中国人不是特别受人尊敬。我记得小时不论走到哪,只要是学习好,穿的干净点,礼貌点,人们就会问:"你是日本人吗?",那时心灵总是会受到一种刺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喜欢外语,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很希望做外交的。
ChinaMC: 那当时你没学到自己最希望学的专业,这可以说是您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挫折,就这个挫折给您的今后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以华: 其实是挫折不小,但是我觉得受益也不小。5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特别讲革命接班人,对出身要求都很严格,那时候国家又有政策很明确的讲“出身是自己不能选择的,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都很有理想,看着国家欣欣向荣。尤其我自己经历了从国外又回到国内的这样一种过程,我非常相信国家的前途和党,这个党对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她未来都会有重大作用。只不过是第一次遇到个人的利益,和那时的国家利益发生了矛盾,当时思想上也产生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王以华: 我那时候很简单,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矛盾,内心是冲突很大了。我当时在54中,是最好的北京市的女校,我的同学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在我们填志愿的时候,有的同学填家庭成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党员……,可是我填的家庭成员就是国民党党员。我父母和我讲,你填了这个你绝对做不了外交官的,干脆也不要去做外交了,做外教。因为家里既然有这个条件,你就去当老师,对我说你报北大外语系吧。到最后就只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父母对祖国的深刻感情,在她年幼的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
王以华: 小时候我父母在瑞士留学生当中,是被国民党送出去的留学生中唯一可以说是家庭相对困难一些的,父母是下定决心要回国的,原因只有两个:一,就是因为祖国;二,父母在国内。所以他们大概是在1951年前后,中国人民共和国在瑞士的中立国成立大使馆以后,首先而且几乎是唯一一家返回祖国的家庭。
这之前我父母为使馆做了很多工作,我父亲翻译了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为的是让我们国家了解西欧的情况。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都是封锁的,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来了解,所以当时南美来的很多资料都先邮寄到我们家,使馆的外交官傍晚的时候再到我们家来取,我可以说所见到的第一批中国人,大陆的,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就是这批外交官。他们那时候的态度,仪表以及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心中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国家的代表。到后来我也接触到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人,那么说到这些,就是说我想做外交官的想法不是凭空来的,从小就有一个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后来总是觉得心中的愿望不可能,希望非常渺茫,毕竟自己还是个孩子,在国外都是白皮肤的人,就我们是黄皮肤的人。瑞士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家,外国孩子对我们没有歧视,但是毕竟感觉不是自己的国家。而且,从1947年以后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我父母所有的奖学金都没有了,所以他们都是靠勤工俭学把我们带大的。
1957年的时候我们有幸回到祖国。国家对我们非常好,1953年到1954年,周恩来总理到瑞士参加了一个关于越南、法国停战的联合国会议,当时使馆的人向他汇报说有这样个一个家庭,为国家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很希望回国,总理表示很欢迎。再后来1957年国家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我父母那时候通过报纸看到国家欣欣向荣的情况,所以就决定回来。当然回来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在欧洲继续工作、生活下去的可能,因为学校就是瑞士大学,留下来也是很好的,但我父亲母亲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我母亲在回来之前问过我父亲,如果回国以后政策上有什么变化怎么办?我父亲说:我宁可回去扫马路,也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掌声)。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说我18岁的思想转变,能够接受“一个红心,两手准备”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思想的,我在自己做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感觉到自己的志愿和当时的好多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后忽然间清醒了!我说:你是谁啊,你为国家做过什么,就已经开始讨价还价了。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确实自己从小到大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觉得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我后来很快思想就转变了,转变以后心也就塌实下来了;心塌实下来,成绩很快就上来了。1960年,越南宣传抗战、抗法、抗美,当时复习政治,就是看这些报道,特别是看这些报告文学。看到那些为自己翻身解放的受压迫的人们都是20多岁的人,和我同龄的,确实特别感动,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呢?有什么呢?做什么不行呢?只要是自己活的有价值就行了。我那个时候转变非常快,是一场思想斗争极其激烈的转变,所以我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痛苦,但是痛苦的同时也有收获。
十年文革带来了磨难,也带给了她珍贵的友谊
ChinaMC: 我们在坐的也有很多大学生,听完王老师的讲述,那些因为没有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没有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觉得遗憾的人,应该向王老师学习,既然不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就喜欢自己所选择的吧。我们看到王老师的求学之路,当中有一段,就是从1970年到你后来考上人民大学研究生,这期间也正好是共和国经历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动荡时期。从您的个人的简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10年中您的简历几乎是空白的,您能讲一下当时的处境以及对于您后来选择事业和道路有怎样的影响?
王以华: 我从70年到80年这段时间分两个阶段,70-78我是在天津储运公司粮仓一库,在一个仓库里工作了8年,做工人,做过搬运工,维修工,运输工,各种各样的工种都做过,后来做了工会的干部;78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招第一批研究生,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了三年学。
大家现在对那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每一个人的说法都有她的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我的经历给予我的可能是近乎悲观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一面。
我大学时的很多同学很勤俭,出身很贫寒,但是心都很高,人都很正派,我觉得虽然知识没那么高但他们的心地都很好,特别善解人意,人生难得求知己,他们能懂你,他们知道我虽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而且又有海外关系,但是他们能理解我的整个道路,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心是怎么样的。这使我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种特别深的归属感。我交了一些知心的朋友,这是我大学期间的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是属于物资部管的,所以就分配到全国的储运公司,从南到北的储运公司还有储备局,全国的储备局都有我们的同学,给国家管理储备物资,不仅有粮食还有枪弹。我最早是在河南,后来河南省政府说要锻炼我们,让我们下基层,我们的基层就是仓库,仓库必须守着铁路的中枢,所以我们就只能在郑州,如果郑州落不下户口的话那我们就得搬家。后来分到了天津,在天津南仓一库当工人,开始做修理工,后来就把我分到各个岗位上,被分配到过搬运队,做过统计。那时候我们都特别能干,一搞突击队,搬50公斤的锭子,我们都特别能搬,女孩都不服男孩。我们那时候觉得你能干,我比你还能干(笑声)。
我最幸运的就是认识一些工人,一些搬运工,开吊车的师傅,和我们一起维修的师傅。他们看人看的一清二楚,什么都不说但是就能明白你想的,你的心,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在那里找到了深深的归属感,后来我考上人大研究生,我得到了由衷的祝愿和祝贺。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是特别善良特别正派的人,他们的容忍力特别大。我觉得当自己走出了这批人以后,也真是为了这批人去着想,他们真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没有这批人兢兢业业的工作,哪有国家的繁荣富强?!你吃什么,穿什么。记得当年,我每次走到国外一看,中国的老百姓做什么都是一筐一筐的,像是特别便宜的鞋等等,东西都很好,可是上不了档次;再过一段时间一看东西都是别的国家制造的;可是现在一看,满天下的东西都是madeinchina.,都是上架的东西。中国的电器啦,服装啦,鞋啦,都是谁造的?是工人师傅制造的!我跟他们接触以后觉得他们身上有特别宝贵的东西。
ChinaMC: 我建议大家把掌声送给王老师的那些工人朋友们。(掌声)的确,苦难是一所大学,我们从王老师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种坚忍不拔的品质,还有面对人生乐观的态度以及一颗感恩的心。文革那段岁月过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您又是最早出国的那批人当中的一员,您在法国的经历对您以后选择管理咨询行业做为自己的事业又有什么影响呢?
重回象牙塔,使她有了更深的学术积淀
王以华: 虽然我在国外上学,但我一直感激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感激我的导师,如果不是导师支持我的话,我不可能做为那一届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以后复校的第一批108将中唯一一个刚毕业马上就有机会出国的学生。应该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三年给了我很多,觉得一下子你的世界打开了,虽然学的课不多,但是很专业。当时我没想到中国人民大学就是企业管理的鼻祖学校,我比较幸运,我们这个专业的带头人,当时在国内就有两位老师愿意作我的导师,这两位老师都是非常严谨的,我感谢他们给我创造了一次到上海纺织行业系统调查的实习机会,我在那里跑了三个月时间没有休息一天,这个工厂休息我就去那个工厂。我就是利用这三个月时间,大概找了57家企业的直接工作者,他们给了我最有价值的资料,三个月的调查给了我很多很多观点,这些观点当时处在一种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后来我把这些东西系统的整理出来。可是整理出来之后老师说这充其量是高级调查报告,不行。当时想这可怎么办,不知道理论是什么,后来慢慢开始理解理论是抽象产品,而且是成体系的概念,后来达到了老师的满意。当年那个论文据说还是很不错的,得了人大的一个优秀毕业论文。我很感谢那些工人们提供的信息,没有这些东西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再有就是很感谢老师,我觉得这篇论文给了我一个独立思维的概念,另外我感谢人大,大家都认为人大好象有点神学院的氛围,但是在人大认真的读原著给了我很好的益处,我是认真的读了《资本论》,对它的资本主义大概知道了一点,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方法,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贯穿始终,是推翻不了的,因为结构太严密了。后来,哲学上的严谨加上我当时学的资本论,我认为奠定了我直到现在的思维方式。老师提供的调查研究的机会使我理解了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因为真知来源于实际,理论来源于实践。最接触实际,最前线的人,他们最知道什么是真理,只不过他们的真理都处在支离破碎、局部的状态,那么我们理论工作者就需要把这些想法整合起来。
外籍导师的刁难,锻炼了她坚毅的性格和独立的能力
王以华: 那么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法国,回来的时候获得了两个法国硕士学位,一个是法国南希大学,另外一个就是巴黎的九大。在法国最深刻的体会有好有坏,先说坏的。在法国首先遇到一位老师,那大概是个特例,他是法国老师里是前所未有,大概也是后无来者的,他是一个思想比较狭隘的人,他对中国人抱着一种不真诚,不尊重的态度,他招中国学生就是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到那的时候语言不行,就开始练语言了,那的硕士是一年制,一年以后你的语言能力必须上来,参加考试,然后再给你一年时间写论文,两年毕业。由于语言不行,听的时候往往被一句话中的一个词给卡住了,我想这可怎么办呢?后来第一件事情,我跑到大使馆借了一个录音机,当时的录音机很笨重,天天背着我的“炸药包”,见了老师就问,老师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录音?老师说可以,然后就赶紧录。那时候我的奖学金很少,奖学金省吃俭用,剩下的都买磁带了,其实也是给自己买了个安全;但是考试的时候也未必就能全听懂,可是想至少把知识沉淀下来了。
老师找我谈论文的事情,要我写中国和欧洲进出口贸易的题目,我和老师讲我过去不了解这方面,但比较了解中国纺织企业的改造,如果老师要这样让我做贸易方面的论文的话,我首先有两个条件。一、能不能拿到中国和欧洲纺织外贸的一些数据;二、我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信息。但是这个老师很狭隘,他说反正就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当时我去使馆说了这个困难,另外国内也没有相关数据。最后我和老师正式的谈了一次,写的是谈中国的纺织企业改造与欧洲纺织企业改造的异同,他不同意。从那以后,他对我就一直都不好,所以课堂上我发言不是很积极。考试那天,考官拿了三份问卷,他从考卷里拿出一道题,说你就答这道,当时我一看那道题觉得特别侮辱,我想你不就是觉得我不行然后恩赐我一个机会吗?我当时特别生气,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因为我之前请教过他一个问题,欧洲经济整个发展过程有些问题我不懂,希望给我点解释,因为导师在考试之前是需要答疑的,他说这些问题需要浪费他半天时间。他大概觉得有愧于我,现在反过来想照顾我,意思是让我过,我特别反感,我就拒绝了,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就是考个0分也不受这样的侮辱(掌声)
欧洲友人给了她难得的友情,也给了她宽广的胸怀
王以华: 但同时在欧洲我觉得我接触了几位老师里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些老师在学术上都很站得住,能尊重别人。他能看到你的价值,了解你是一个肯上进、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他们愿意真诚的帮助你。同时他们也是欧洲的官员,很有爱心。他们有一种世界观,他们关注的是世界的事,这三个人使我从另一方面了解了西方社会比较光明的一面。
当时有一位比利时德高望重的老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后来跟我关系很好,最后一次我临回国之前他请我去他家做客,结果他送我回招待所的时候晚了,我没赶上到机场的大巴,最后他居然直接把我送到机场。这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很钦佩我们中国学生,他说你们在这样微薄的物质条件下能够学有所成真的很了不起,他说已经能够透过我们看到中国;他支持我们这些学生,这里的老师他们都能做到这样。
我有几个在欧洲的朋友,一个朋友是我们跟着学校到欧盟去参观,因为我学的是欧洲经济,在此期间给我们做报告的一位先生说,“你能来我家做客吗?”他说我夫人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曾经到中国来过。我去了以后就和我们沟通中国的情况。他18岁的时候带着社会党、共产党的那些思想到中国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然,还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想理解这个变化。他知道你是中国人,就会很尊重你,尊重中国,尊重世界,思想很OPEN,心里讲,他不是戴有色眼睛来看你,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其中的一个朋友,帮助我去欧盟实习,欧洲10多个国家的35个学生,最后只有两个人到欧洲实习,我得到了这个机会,就是他们帮助了我。他们还给我找好住的地方,找了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友人的家庭,就那样的一个家庭,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住在他家里,他给我讲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英国人的生活,他的信念,他的价值观,最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而我实习期间给我讲过课的一个丹麦老师这时候又是欧盟的官员,对我很关照。他们那四家人围绕着我……你们能理解吧!八个人在关注着我,我就想我怎么能得到这么多呢,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几十年的好朋友。是他们帮助我把思路放开了,用一种开放的心理来看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