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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辽宁省近日公布了省国土资源厅、审计厅等13家省直单位的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情况，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这些单位的内设机构总计增加了33个。坦白地说，看到这个消息的直觉并不很好，因为这些部门并不是因为部门合并而增加内设机构，而是因为所谓的职能调整而又多盖了一些“庙”，多供奉了一些“神”。看了这个消息感觉多少有些不解，为此还专门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检索。据今年三月召开的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会议上宣布的省大部门改革的最终方案介绍，省政府的工作部门和部门管理机构将由55个精简到48个。总的精神似乎仍然贯彻的是精简的原则。那么，此次作为这项改革举措一部分的13部门机构设置为何一气儿又新增了33座“庙”呢？照这样的“大手笔”整下去，辽宁省直系统的“县太爷”可是要成灾了呀。ffice ffice" />
在中国历经的每次机构改革过程中，通常的打法都是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拆庙送神”。而这次由于世界性金融海啸的影响因素，为了保持稳定，据称此次机构改革中原则上不减人，而主要是在部门职能的调整上多下功夫，通俗点说就是只“拆庙不送神”。但像这13家省直单位如此大幅度的“建庙供神”似乎有些过了吧？大概出于消除公众的疑惑吧，报纸在刊登此条消息的同时，还特别请一位行政学院的教授进行了一番答疑释惑。从一个旁观的普通市民角度上看，这样的事情似乎请出这样一个学者角色来答疑，恐怕有些欠妥啊。因为这并非是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多么高深的理论鸿沟需要借助学者的研究造诣来跨越。这其实是人们在中国国情和体制现状之下，司空见惯的官场游戏了。只不过在国家率先提出通过设立“大部委”来强化精兵简政的大背景下，这些省直单位竟然能堂而皇之地“建庙供神”，这完全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问题范畴了，恐怕是面对现实体制内庞大的“资深和尚”阵容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吧？
所谓“资深和尚”，就是指那些在机关苦熬多年的副处调、正处调及资深科员们，人家在官场走了一回，如果始终连座“庙”都混不上，是否也太惨了些啊。如果凭空增加干部职数、增设新的部门，没有特别的缘由，那是不符合现今的官场规则的。而借助体制改革的机会，以应付日益复杂的机关工作职能，进行“建庙供神”，通过增加职能处室，使更多赋闲多年的干部得以名正言顺的提拔和重用，当然会对“提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维护和谐稳定的大好政治局面”有好处了。此类事情如果仅从省直机关的孤立角度看，其积极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了。但如果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呢，答案也许就和学者们的空而论道大不相同了。正如媒体的相关报道那些，以下一些问题是应该向社会公众明确回答的：省级大部门改革之中，省直单位内设机构、处室为何会增加？这种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处室增加后是否会增加行政成本？
这些问题的确是很多人在得知“建庙供神”的信息后头脑中产生的疑问，但我觉得那位学者的回答却有点隔靴搔痒的意味，是否被“御用”当然就更无从知晓。我觉得如果政府认为应该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应该是由此项工作的主管官员来正面回答为宜。在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负责解释之前，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就有理由对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增加处室的原因就是因为“储备的资深干部无法得到适当的安排”；具体的依据就是“和尚太多现有的庙无法安置这么多的住持”；而行政成本的增加则是必然的，毕竟多设立一个处室，就得新增两个正副处长吧，就得多增加几间办公室、多配备几辆办公用车吧。至于那位专家和记者强调处级调研员和处长的工资差异并不大、以证明增加不了多少行政成本的问题，更是有些可笑。即便没在官场呆过的人也都清楚这样的常识：握有实权的处长和担着虚衔的处调真正的收入差别当然不是工资条上职务工资栏中那几百元的差别，至于其中究竟有多大的隐性或灰色的差别，大概没有人能够具体定量，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官场潜规则吧。
其实，谁都懂得这样几个基本的道理：政府机关的体制改革绝非机关干部们自己的事情，它的确涉及到政府的行政成本的问题。既然大家都是百姓们的公仆，社会公众作为行政成本的买单者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并不过分吧。我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占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大约为四分之一，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与那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对比悬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改革要算政治账但更要算经济账。储备干部队伍庞大是个事实，但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通过“建庙供神”的方式来解决吗？况且增加一座庙、供养一尊神，其真正的成本可并非体现在财政支出账上那么单纯啊。增加一个处室就会多一个形使行政权力的机构，也就要百姓多花上一笔香火钱将其供着。而且百姓面对的是处级员还是处长，所交纳的香火钱是大不相同的呀。因此如果算大帐的话，“建庙供神”的选择在百姓的层面上绝对是不得人心的，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利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大局呀。不知有关人士以为然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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