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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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四 作者： 韩德强 | 2005年05月23日09时52分 | 已阅 145 次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四

七、 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从道义上强烈地谴责资本主义：“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却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充分地肯定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地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安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学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意味深长。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被杀戮、被掳掠者的生命和尊严消失了，一切道义、情感、理想消失了，剩下的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和“历史规律”。共产主义不再是劳动人民对于无阶级社会的向往，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在这一自然历史进程中，拿破仑和波拿巴，俾斯麦和希特勒，英雄和流氓，都成了历史合力的不同分力，都将汇合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只有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化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才能具备。如果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宗教、道德等因素的约束，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由此产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共同体感情”，那么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将失去前提。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良和革命”的内在悖论。资本主义一经改良，则某种神圣的共同体感情就产生了，两极分化就不可能达到极点了，革命就无从产生了。而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又不得不从事一些改良运动，例如组织工会争取工资等，以赢得工人的支持。

怎样跳出这一悖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由放任的市场起作用。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客观上支持自由放任市场，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支持大资本吃掉小资本，支持弱肉强食。相应地，所有试图阻缓弱肉强食的社会设施，例如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则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成了形形色色天然首长的哀鸣，是屁股上烙着封建社会纹章的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似乎比马克思更聪明，他们一方面宣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拆除不利于大资本摧毁小资本的种种贸易、税收、金融壁垒，另一方面却结成本阶级的神圣同盟，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用镇压和收买两手，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无从发生。这样，原来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弱者的生命和尊严的制度和文化设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冷酷、无耻、肤浅、虚荣为时尚的弱肉强食社会。失去尊严的穷人在苟延残喘，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仍然如同海市蜃楼。

资产阶级自我宣传、自我标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旗帜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肯定。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本国的工人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甚至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首席经济师。

为什么强烈批判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会成为资产阶级的首席经济师？其奥秘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思想来源，一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三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使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行强烈的道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否定。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使马克思误以为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真是对现实经济的理论概括，忽视了在无数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现象背后，还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长期的、非现金交易的存在，忽视了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政治其实都主导着经济，从而夸张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夸张了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在马克思的笔下，似乎过去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都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唯有资产阶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剥削就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剥削，是有合理性的、在相当长时期内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的剥削。

德国的古典哲学则赋予了马克思一种历史进步观。如果说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则以生产力统摄世界历史的发展，用生产力决定论代替了绝对精神决定论，从绝对的唯心跳到了绝对的唯物，从而同样误解了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与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这样，马克思就决定性地把工业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把历史的先进性赋予给资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欧，更进一步，马克思客观上使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们接受了西欧中心论。

那么，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否就必然产生工业革命呢？

八、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

如果说从西汉直到清朝中期的漫长的近20个世纪里，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政府重农抑商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中国的资产阶级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拥有巨额资本，那么，人们理所当然地会问，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推动工业革命？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自动地能够促进技术进步。的确，这一逻辑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是从技术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技术先进的中国产生呢？

马克思曾经说，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西方人长于科学思维，而中国人长于道德思维，因此工业革命产生在西方。但是，《几何原本》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毕达哥拉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为什么此后漫长的20多个世纪里西方人的科学思维没有转为化工业技术，却是长于道德思维的中国人在技术上长期领先？西方近代的科学革命，即牛顿力学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距工业革命足足还有2个世纪之遥。事实上，牛顿研究科学的动力更多地是与上帝对话，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科学与实用的技术联系起来。

还有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物詹姆斯·瓦特是一位工匠，实际上是靠着技术而不是科学对原始蒸汽机作出了重大改进。工业革命发生后大约有90年时间，即从1780年到1870年间，科学继续与技术分离。火车、轮船、钢铁、武器、煤炭等十九世纪的核心产业的技术进步，都是能工巧匠们在推动，直到化学介入石油提炼业，电磁感应导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出现，科学才开始与技术结合。即便如此，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出现的工业，如汽车、电话、照相机、灯泡等，仍然是爱迪生、福特等技术发明家的创造。科学大规模与技术结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现。[1]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然而，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科学革命的话，那么事情就更加费解了。中国古代有着推动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市场经济，有着承担技术进步组织工作的大资本，有着能够承担技术进步任务的专心致志的能工巧匠，还有着为技术进步提供利润动力的庞大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各项技术的确也一直在进步，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对此，我仍然在困惑中。我否定了以上若干种习以为常的解释，但却给不出新的回答。如果说可以猜测的话，我认为，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和技术演进的突变性和多样性上。我们长期以来持有一种历史直线进步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技术进步也总是从先进变成更先进。我们还持有一种机械的决定论思维。或者是需求决定论，以为有了需求就有了技术革命；或者是制度决定论，以为有了好的制度就有技术革命。但是，这种历史直线进步论和机械决定论很可能是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陷阱。理解社会和技术的演进应该也可以从生物演化中得到启发。猴子本来比猫强大而聪明，猫也自认为落后于猴子，要向猴子学习。但是，猫的基因发生了突变，成了老虎，爪牙锋利，肌肉发达，在森林中称王称霸，要对猴子进行种族灭绝。我想，工业革命就是西方社会的一次技术基因突变，它使落后的西方一下子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中国。这场技术基因突变的原因既不在制度上，也不在文化上，也不在需求上。但是，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把它解释成制度的、文化的或需求上的原因，从而使西方社会在继工业霸权、军事霸权后取得了话语霸权，能够以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名义，以先进社会形态和高级历史阶段的名义，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征服和掠夺。而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征服者的产品、技术和社会理论时，一下子无法分辨是非优劣，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征服者的话语，改写自己的历史，丑化自己的民族，适应被征服的事实。

但是，如果猴子也发生基因突变呢？猴子可能在神经系统上进一步发展，变成人，靠智慧和团结打老虎；也可能有老虎的肌肉和爪牙，却有猴子的聪明机灵；还可能神经系统和肌肉、爪牙一起进化。无论何种情形，都可以使老虎威风扫地。对人类社会来说，肌肉和爪牙是技术和经济；神经系统则是组织体系。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儒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最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的文化。儒家文化与法家制度相结合，即东方文化与西方制度相结合，可以使组织效率达到最大化。高效的组织运用现代技术与科技，则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远胜于西方社会的组织优势来。以我个人的经验，学习数理化实在太容易了，但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从而懂得合作和组织的重要性，学会用组织的力量去发展技术，却是非常困难的事。

[1] 这部分的论述受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第四章第二节：《质量：科学与技术》（第257-第279页）的影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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