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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还是年薪丰厚的外企高管（近二十年外企生涯，16年在IBM任职，2000年离开IBM时，是IBM本地员工级别最高者之一），有很好的家庭环境，在IT圈子里享有非常好的名声和口碑。但一年后的今天，却在这一年与一个知名美国公司的抗争中，几近失去一切，先是失去工作，后是被律师所骗，再被法院驳回诉讼（仅只因为该美国公司不具备成为被告的法律实体。如此看来，一个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而毫无任何顾忌），此刻更面临着失去家庭的现实前景。而这一切的前提却是在我并没有任何实际过错，相反只是因为我反对那个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中所从事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而带来的切实后果。忽然间，我成为了一个唐吉柯德似的人物，不合时宜地在这个远非理想的现实里在为正义和荣誉做无力的抗争。但从小就一直崇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就是不能轻易放弃这场事关一个普通人荣誉与基本道德的战斗。
在简述过去近一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前，先是我的简要生活经历背景（此前四十多年的冷暖人生）。我在50年代那场有名的反右运动时出生在北京，父亲当时是冶金部机关的一个活跃的文秘，因一篇‘为何不闻党员鸣放声’最终被打成右派，于是全家被逐出京门，下放至马鞍山钢铁公司（若非如此，我的生活轨迹也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作为右派子女，我们兄妹四人（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最小的妹妹）从来不在外面再给父母惹事（也不敢，因为稍有争执，回家必定首先挨打）；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记得我们从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一些破旧的古典名著，为了先看，我们经常争抢或以其它某些利益相让来换取先睹为快，但这些书籍（比如《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司》、《牛蟒》等）也在很大层度上造就了我们比较理想化、崇尚正义、不屈从的个性（这种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我其后的生活道路包括今天的这个事件）。
高中毕业后，因为是右派子女，所以尽管哥哥已经下乡插队，我仍然不能留在城里（通常如果一家已有一个插队知青，第二个孩子中学毕业时可以留在城里分配工作），而被下放到安徽省巢湖地区庐江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我身体体质较差（幼时营养不良，并曾患过肺结核），加上田间劳作辛苦（南方的水田农作活大都是人工体力），父亲决定在46岁时提前退休，以便我可以顶替回城（当时的规定是，父母亲退休可以由其子女顶替在原单位工作）。于是在下乡插队一年多后，1976年我顶替父亲回城，在马鞍山钢铁公司销售处当了一名工人。1977年的夏季，大家都在谈论文革后大学即将恢复高考，我也心动了，闲暇之余把三年前高中时糊弄念过的书本又翻了出来。最有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对我非常关心的赵师傅，他是我工作班组的班长。在上班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常在上班时，被赵班长差遣去与另一个单位（与我们在一个工作地点）的象棋高手下棋（我棋下的不错），每当我赢了时，赵班长总是很开心，但偶尔当我输掉时，他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因为那个象棋高手会非常自傲地在我们班组前炫耀）。某一天赵班长对我说，从现在起，你别干活，也别下棋了，你就复习你的功课吧（从此，虽然我还是要来上班，但我所做的就是看书复习）。几个月过去，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感觉不太好，记得最后数学、语文、政治和理化（一张卷子的正反面）四门课总分是240分左右，心里已经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可年底却得到了体检通知，但赵班长仍提醒我说，还有政审这一关呢（当时政审十分严格，我哥哥那年就是因为是右派的子女，未能通过政审关，而没有被济南军区篮球队招募，尽管他当时打篮球和手球都非常出色），我应该有所准备。但最终，我还是接到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在改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若非如此，我的生活轨迹又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尽管录取的不是我报的志愿（我当时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师范学院或医学院，我特别喜欢当老师的感觉，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可以不用花钱，我们家当时经济上非常拮据）。
1978年年初，在当了几年农民和工人后，我又回到了课堂里。从那时起，学习可是比高中时真当回事了。记得我真正学习英语是从大学开始的（从ABC起），当时工科的学习压力不是很大，所以我在英语上花了较多时间，大二时就可以时不时炫耀地读点英语读物（好像是北京周报），大三时更是试图翻译德莱塞的名著《嘉莉妹妹》（好像也兼有打动同班女生的目的），可翻到一半时，某一天在东大街外文书店的书架上，突然看到中文版的《嘉莉妹妹》，心中顿时一凉，好似一盆冷水从头浇下，随即悻悻地暗自打消了翻译出书的念头（其实当时不清楚，原著是可以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的）。迄今仍保留着那些翻译了近一半的文稿，并买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嘉莉妹妹》，两厢对照，觉得我倒是在不少地方翻译的更加确切和忠于原意。大四毕业前夕，在电视上看到老实巴交的卡特总统在辩论时被灵牙利齿的里根尽情言语挖苦，并输掉总统大选时，我不禁心生怜意，提笔给落选的卡特总统写了一封慰问信。转眼4年大学生涯很快过去，在毕业前夕，父母亲通过他们过去在冶金部的关系，为我确定了一个分配回北京的指标（当时仍是国家分配制度，而该学院又是冶金部直属院校）。但最后没有与家人商量，我自己擅自做主，决定随我相识相交才3个月的女友（我们的大学最漂亮的女生之一）共同分配去了重庆（若非如此，我的生活轨迹再又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为此我曾经给系辅导员写保证书，承诺如果学校能将我俩分到一起（重庆是当时唯一的可能），我自愿放弃我的北京名额（我被那些古典名著所影响而形成的冲动激情和理想化的特点在此时表露无疑）。父母亲友们为我的自作主张感到生气和不解，毕竟重庆可是一个听上去远在天边，对我无亲无故的陌生之地，而北京却不仅是我的出生地，而且那里还有我父母的一些关系，我也有姑妈在北京可以照顾，同时每个人当时都梦想能够进京，事实上北京也的确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1982年初，我来到冶金部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报到，我的女友分配在重庆钢铁公司设计处。很快，我就被院里派往上海宝钢现场设计队工作实习（我们院与日本新日铁共同参与了上海宝钢的设计工作），女友也在两年后调回杭州父母亲处，其后不久，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中断了恋爱关系（她母亲一直反对她与我相处，觉得她本应该在学历上找一个更加出色的对象）。对我来说，那可是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违背父母的心愿和安排，来到遥远的陌生之地（探亲回家，从重庆坐火车到上海全程54个小时，脚都坐肿了），不能被亲朋好友们理解，最后心中的至爱又悄然离去，一时间，仿佛天都塌陷下来了，失落绝望无比。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办公室里除了加班就是收听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新闻（特别英语）。好在工作还是得到同事认可，先后参与了好几个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工作，并在1985年初，被院里定为第三梯队接班人的重点培养对象。那年春节原本打算回家探亲，火车票都托人买好（那时春节的火车可是一票难求的），但快放假前，突然被院里通知准备参加IBM的考试（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一个国际知名大公司有了隐隐的直接关系）。当时院里的理解是，如能通过该考试选拔，则有机会到美国IBM公司学习一年，再工作一到两年。因为我当时是被院里选中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所以院里为我报的名（我自己原本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机会），通过抓住这个机会，院里希望我可以掌握扎实的外语和计算机的知识（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膜拜好像始于那时），以更有利于对我的培养发展。于是我退掉车票，开始恶补计算机（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基本知识和强化外语训练（每天院里一个早年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的老工程师给我们几个人传授一些英语考试的技巧）。三月初，先是参加了重庆国际经济合作公司（有些类似于北京的外企）的筛选考试，从大约1200人当中（不乏清华，交大等名牌理工科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佼佼学子，他们大多表现出十分自信甚至目中无他人的神情），先淘汰了800人。三月下旬IBM来了浩浩荡荡的一干人马，组织它的笔试。记得在开考前，没人知道到底会考些什么，大家凭猜测觉得应该是计算机知识或者英语水平考试，很多人在卷子发下来前仍在闭目默诵英语单词，我当时既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我可是一个计算机盲啊），也不知到底应该再准备些什么，所以我只是静静地等着。卷子发下来了，它既不考计算机，也不考英语（虽然卷子本身是英语的），它考的是某种智力测验，三大部分（字母变化规律、图形变化规律以及基本算术知识）总共95道题，时间是一小时。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某些人看到卷子时的表情，由于与他们精心准备的内容大相径庭，所以突然间感到一片茫然和不知所措（当时人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智力测验的试题），只是呆呆地在听监考的考试说明。这时，我在大学里猛攻英语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很清楚地理解了说明和题意，这一次我感觉十分自信。四月里，IBM又对通过笔试的三十多人进行了两次口试，再一次，我在前常常数小时连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派上了用场。虽然第一次口试的开头仍有些紧张，以至于我竟两次固执地以‘谢谢’（thank you）来应答口试官两次迷惑不解的‘你好吗？’（how do you do?），最后，她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放弃了与我继续纠缠下去的念头（如果她继续第三遍的话，我也会重复第三遍的），我不觉得我真正在与她对话，我的脑子当时有些木讷，我只是机械地认为用‘谢谢’来回答任何没能听明白的问题，至少不会是全错。但我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并成功地引导她转向我熟悉并有所准备的话题，并让她感到我是一个能够很快掌握新知识的人。最后，我成为IBM在中国招聘的第一批6位本地员工的其中一人。在了解到IBM其实是在招聘中国公司的本地员工后，重庆设计院反悔了，它不同意我离开设计院，并不给我办理任何手续，但我坚定地对它说，要么我高高兴兴地离开，并仍然会保持与设计院的关系（具体就是它可以得到我工资的一大半，这是当时的规定，IBM不可以直接支付我们薪水，而一定要通过一个国家企业），要么我就不辞而别，通过重庆国际合作公司而断绝与设计院的联系（那可是80年代的中期，人们还是非常看重国家的铁饭碗的，尤其是当时设计院的经济效益算是非常好的），眼见我决心已定，也了解我来重庆的背景，院里也就不坚持了。关于IBM为何去重庆招聘第一批员工，我知道一些，也可能我不知道全部，但我最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被我的理想化驱使来到重庆3年半后，我正在回到我28年前的生命起始点，那个我很小时就随父母离开的那座记忆中的城市-北京（若非如此，我的生活轨迹又多一次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
1985年6月20日，是我在IBM公司上班的第一天，也开始了我近二十年在外资企业的职业生涯。尽管我对计算机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我在IBM的第一份工作却是系统工程师。在短短的半年培训后，我就作为IBM主机系统在中国的工程师骨干之一给客户进行培训、装机、调试、优化、问题诊断和处理等工作。1992年转为销售，1995年被提升为销售经理，1997年被任命为IBM西北分公司总经理，2000年提升为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全国销售总监。在IBM近16年的生涯中，技能出色，业绩良好，无数次获得公司嘉奖，在客户、合作伙伴和公司同事中享有非常好的口碑（迄今还有民航和中远的客户不时地电话联系，尽管我们的业务关系已经在十多年前就分开了），被认作是最有激情（公司内部员工培训和经理人发展的主要讲师之一）和最正直守信的员工之一，并被数度派往公司美国总部，接受内部高层主管的培训和实习工作，2000年年底离开IBM时，是当时IBM级别最高的本地员工之一。当初决定离开IBM，是出于想试试外面的挑战（那两年，IT业大发展，网络经济日益高涨，很多大公司员工都纷纷离去，加入某个更加迅捷的中小企业），其实，当时离开IBM的决策也未必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若非如此，我的生活轨迹肯定也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
在加入美国SGI公司前（另一家美国高科技跨国公司），曾先后在美国优利公司（在中国为它销售了全球最大配置的基于英特尔处理器平台的多操作系统服务器）和东方华培科技有限公司-中华培训网（我的两个经典课程《竞标制胜》和《企业目标策略管理》今天在市场上可是广受欢迎并享有很高的声誉的）各自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2002年7月，加入SGI任该公司北方分公司总经理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3年底，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SGI-这个一度在市场里另无数人仰慕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开始了试图将我-一个为它尽心尽责努力工作的本地高管-无端解聘的努力，并由此导致了自那时起我与它之间的一场战斗（见杨良的战斗）。
现实世界远不是理想的，正义和尊严也决非触手可得。近一年过去了，我在现实中遭遇更多，在此期间，几近失去一切。但我仍旧在理想地追崇着我自小就期望的那个正义的世界，尽管我也被迫做了稍许策略调整。现今，我与该公司的战斗仍在继续，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它的判决。不久以后，我也许会决定移民海外，这场战斗或许又会在更大的战场上展开。我现在将这段经历发表，通过媒体来揭露一个美国著名高科技公司是如何让此事能够发生，它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它的内部复杂的管理机制和人际关系，它的管理失误及给它带来的影响，以及它暴露出美国高层经理层是如何对待一个处于弱势的外国人的。这些对我们中国企业的管理，对人事事件危机的处理，及中国人在外资企业打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有所裨益。
为了加强我的毅力，我从此事件开始即要求自己每周坚持跑一个马拉松距离。长跑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时有停下来的打算，但只要坚持跑下去，最后的感觉又是非常美妙的，你会感到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的体验。
回顾这过去的一年，的确是好一段冷暖人生。
若非此事件，我的生活轨迹肯定将完全不同。
杨良 于2005年1月19日（事件一周年纪念日）
杨良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咨询顾问
中华培训网
公司网站：http://www.china-training.com
个人主页：http://yangliang.china-training.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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