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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澜：如何评价创新成果
时报记者/钱立富 联系方式：Julan69@sina.com；lujiang@neec.cn 主持人：张明伟 科学时报社记者
访谈时间：2006年4月20日 主持人：在“创新型国家”战略提出后，整个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40年的巨大“引擎”，但是这个“引擎”需要国家每一个研究团队都必须建立一种动力机制来维持。这种动力机制需要建立一种可以“从基层到顶层”每一个环节都能使用的技术成果评价的“统一度量衡”，这是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最基础性的工作。听说您在“创新型院所”和“创新型重点实验室”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方面采用了一些新工具，您能结合“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谈谈这些话题吗？
巨澜：可以。首先声明这是参与中国新时代控股集团公司国防科技研究中心实验室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点燃了我对技术成果评价这个问题的再认识。我的认识基于“本身技术转化水平就低，技术成果管理和评价的水平更低”这一判断。这个判断使我坐卧不宁，唤起了我作为一个科技管理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我开始考虑能否建立一个技术成果评价体系，将各个方面的技术成果通过一种类似“货币”这样的“度量衡”联系在一起。当我这个大胆的想法有所突破后，我除了利用经验进行推演外，还找了几个研究院所进行试验，很受专业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一直困惑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解决的途径，他们很希望能有高层推动! 主持人：您认为政府和科技界两个方面应该如何互动？
巨澜：政府和科技界两个方面互动是最基本的!我认为政府一方已经开始行动，基本能够满足科技界增加研发投入和要宽容失败的呼吁。比如：在“十一五”规划中，将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从“十五”的1.5%提高到2%。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科技支出716亿元，比去年增加115亿元，增长了19.2%。但是缺乏科技界对政府的公开承诺，也就是说缺乏对于科技投入的效率和回报的承诺，具体地说就是缺乏对于科技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科技界需要经费，纳税人非常理解；科技界将经费变成论文的水平，纳税人已经领教；科技界将经费变成生产力指标的能力，一直让纳税人放心不下。再把话说得更严重一点，“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这个“千里之堤”，弄不好就可能毁在“缺乏创新成果评价的基本度量衡”这个“蚁穴”上。 主持人：您认为科技界目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巨澜：我从三个方面来说明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第一，科技界按照传统的思维逻辑，只做好了承接课题拿到经费的准备。到目前并没有人按照创新的思维逻辑，提出自己承担的课题应该在“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当前的39%提高到60%”这个国家目标中如何来考量自己；第二，我们还仅仅停留在“论文、职称、专利”这种狭隘的基点上来理解“创新成果”数量，没有站在“投入经费产出生产力”这种科技、经济、社会责任的基点上来理解“创新型国家”战略；第三，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创新”这个“名词”上来理解我们已有的责任，并没有站在“创新型”这个“动词”上来理解这个词对科技人员提出的更“苛刻”的要求。我们决不能以“需要自由探索”为借口，掩盖科技成果转化中低劣的绩效水平和能力。我们应该向社会公开提出可以监督考核我们的过硬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这才像个在“转型时期”承担国家责任的科技人员。2004年是我国绩效评价的一个分水岭：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组部出台了党政干部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我国颁布了国家标准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社会上种种做法表明，科技界仅仅坚持原来的论文和专利的评价准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我们应该为“我国现在对外技术依存度如此之高”而负有责任，这难道与我们科技人员长期以来坚持“不好量化考核”的“最低”要求无关吗？整个社会所有的组织都在为自己设立“具有挑战性”的目标，难道科技界连给自己设立一套“可以量化考核的指标”都不敢？! 主持人：“论文和专利”是世界上通用的评价工具，我们使用时为什么带来很多弊端？
巨澜：任何工具都只能在一定的对象和范围中有效使用，更改对象和范围，工具不但失效，还可能会起反作用。论文和专利本是两个很好的工具，问题出在我们几乎将它当成“全能工具”使用。比如：科学家、教授、工程师本是三个不同的职业，其绩效素质评价和创新基因形成都具有不同的“机理”，但我们在职称晋升评定中却广泛使用论文来评价，导致工程技术人员都愿意叫“研究员级高工”或者“教授级高工”，而不愿意被称为“高级工程师”。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职称叫法上的差异，其实背后深层蕴含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取向的极大混乱，更是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时必须从理论上公开回答的大是大非问题。“创新型国家”目前“极缺”的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教授，而是可以将技术成果转换成产品的“工程师”!但是我们的工程师都向往教授头衔，难道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在2003年的职业声望调查中，教师是第一位(58%)，科学家第二位(47%)，医生第三位(42%)，工程师第七位(15.4%)。这种排序说明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首先需要解决工程师的“地位”问题，同时需要解决工程师的绩效评价问题。千万不能用社会宏观评价代替单位微观评价! 主持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呢？
嘉宾：比如说科学家是可以自由探索，但工程师就不能自由探索。因为两者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在欧美发达国家分工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难知道，政府采购的项目都“不约而同”地存在严重的“拖降涨”(进度拖、指标降、成本涨)，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工程师的基本定位出现“危机”。导致从事国家型号项目的工程师的“责任基因”在两条指挥线的客观环境中发生“变异”，其罪魁祸首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按照工程师“质量、成本、周期”三要素来严格“塑造”工程师，进一步导致甲乙双方不敢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每个WBS的技术就绪水平(TRL)和“质量、成本、周期”三要素，缺乏这样的描述就无法评估项目存在的风险。作为设计师的工程师的“责任基因”是“质量、成本、周期”三位一体，而现有的体制和机制硬是将它拆分开来，导致工程师对自己设计“模块”的口头禅是“成本进度我不管，技术指标有风险”。这显然与工程师三位一体的“责任基因”相矛盾，起码80%以上的“拖降涨”都由此产生。如果不给工程师持续施加“质量提升、成本降低、周期缩短”的压力，就不会有持续创新的动力，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我国现在参与同类产品研制(特别是国家采购项目)的工程师人数比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多得多，这就是工程师“三要素拆分”的结果。在人机系统中，人是最不可靠的因素。当项目参研工程师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项目总师要协调的关系以几何级数递增，项目的可靠性也随之递减。欧美等国家“以人为本”是在对工程师的绩效标准非常严酷的条件下倡导的，我们不能离开严酷的绩效标准泛谈“以人为本”。本来“非理性的”绩效标准与“理性的”以人为本才能构成一对矛盾体。欧美几乎对于工程师设计的每一个模块事前都有“质量、成本、周期”的具体设计指标，而且事后评价激励。不管是企业还是工程师，都遵循一个基本假设：工程师设计的产品是有风险的，但是可控的。这个基本假设就意味着“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不能对自己设计产品的分配指标说不”。现在有人说“要宽容失败”，冷静思考后我们会发现对于失败的“宽容”，世界上首数中国，中国首数国家采购项目。这种“太宽容”已经严重影响到工程师的创新基因、创新动力、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由于三要素的人为拆分，导致的问题最多。比如：产品的“质量、成本、进度”三要素在工程师“这个基本单元”就被严重割裂，其他人再努力“只会越忙越添乱”。最终形成“三驾马车三个号，接收'天线’最重要。各吹各的政策调，综合效果天知道”的现状。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经常讲的“当质量和进度发生矛盾时，要确保质量”。类似这些“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话语体系，欧美人听不懂。难道还有不保证质量的进度？这都牵涉到科技界价值取向的重新选择!但我们大大小小的领导“乐此不疲”地讲这些话为工程师“降压”，其后果必然是有一大堆成果，出了无数批人才，市场还是被外国产品占领!不是我们没有提前想到“要攻克某种技术难关”，关键是我们在操作上“不严酷”就差“一口气”，所以只能“望洋兴叹”。 主持人：您说的动力、生产力、能力、竞争力都能衡量吗？
嘉宾：都能衡量!您只要承认这些都是一种力，那么就必须符合牛顿力学原理中描述的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三要素。这是一个起码常识!特别是一个工程师的能力，永远是可以按照“三要素”测量的!我在院所制定业绩考核的规则时，有一个“很霸道”的“巨氏理论”：任何一个工程师，只要在年初的目标计划中描述不出来您当年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基本上可以判断“您只消耗组织资源，不为组织作贡献”。反之亦然!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有点“无理无情没良心”，但其实际作用却“迫使”工程师为自己提出明确具体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年度目标计划”。 主持人：对于工程师的技术成果不能及时评价是造成创新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吗？
嘉宾：我认为是。“质量、成本、进度三拆分”的运行规则必然导致一个组织长期“不识好歹”，就是不能及时识别贡献大小，不能形成差异激励。这就造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想走(高端人才留不住)，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赶都赶不走(低端人手要常驻)，中间生产力的代表不想走也不好好干(中端人物靠不住)，形成一种“亚责任基因链”。这种“亚责任基因链”就是任何一个环节上都追求“差不多就行了”，那么，“差不多”链接起来就是“差得远”。由于缺乏差异激励，人们就缺乏激情，使有限的激励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反而形成发完奖金“不是生产效率提高，而是生产效率降低”的负向激励。尽管汽车已经驶向了掌握方向盘的人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大家还是坚持条块分割下“红头文件”的权威性，一般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可悲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但每个人都没有能力阻止其他人这样做。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加速事态的持续恶化，每一次激励都是以下一次更难管理作为代价。已经到了该下大力气改的时候了! 主持人：您认为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嘉宾：我们迫切需要引导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能力，但我们评价的指挥棒却是发表的论文；我们迫切需要引导企业的工程师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但我们评价的指标却是专利的授权量。其实“论文和专利”仅仅是一种“标志”，生产力转化真正需要的是评价技术成果的“技术就绪水平”，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成果“距离货架产品还有多远”。我的研究结论：“论文和专利”仅仅是“技术就绪水平”的外在表现，“技术就绪水平”才是“论文和专利”的本质内容。只有实验室“技术就绪水平”在级别上有重大突破，才会有“专利和论文”产生。但我们的评价一直没有抓住技术成果的本质。 主持人：您上面说的WBS是一个什么概念？
嘉宾：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工作分解结构)。这是一个国标GJB2116-94，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标准。我认为：任何一个课题，都可以分解成为可以独立表达的一组WBS(当然一个课题也可以是一个WBS)，由不同的工程师承担。每个WBS都有“质量、成本、进度”三个要素可以描述。只要每个要素中的一个指标发生“改善”，都是一种技术创新成果。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将对研究人员创新能力的评价和对WBS的三要素评价对应起来。 主持人：您上面说的TRL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嘉宾：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s技术就绪水平)。TRL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1995年提出，在美英科学技术界影响巨大。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使用，并于2002年4月正式颁布军事采办条例，将TRL法律化。我认为：任何一个专业组织(实验室、研究室、团队)所有的该专业方向上的技术成果(半成果)都可以在“技术就绪水平九级”上进行自定义。美国九级定义标准描述：第一级为“观察到基本原理并形成正式报告”，第二级为“形成了技术概念或应用方案”，第三级为“关键功能分析和实验结论经得起推敲”，第四级为“研究室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第五级为“相关环境中的部件仿真验证”，第六级为“相关环境中的系统/子系统样机演示”，第七级为“在实际环境中的系统样机试验”，第八级为“完成了实际系统并通过实验与验证”，第九级为“实际系统通过成功的任务运行的考验”。我认为这个“技术就绪水平”工具基本上可以描述任何一种专业技术从“思想火花”到“物质成品”的转化过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8 7:35:38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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