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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到对方的每一眼都变得奢侈？
听到两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男人，妻子入院了，若干天后，他只看到一纸死亡通知书和一个骨灰盒。
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妻子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自从妻子进入隔离区之后，两个人就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今天得到消息，他的妻子已经被感染……也许，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
坐在会议室里，眼泪险些流下来。
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我们报社的协调下，可视电话连通了隔离区，昨天，有些医护人员的家人终于看到了爱人的眼睛，是的，只有眼睛。穿着防护服的他们戴着口罩的他们，只能露出眼睛，充满疲惫充满渴望充满爱。
我们说，想办法让那个记者看到他的妻子吧！
但这很难，因为她已经是病人，要实施多么严密的防护措施才能让这次见面成为可能？没人能够确定。
昨天晚上有同事开玩笑，说这个病，晚得不如早得，因为现在病人太多了，医护人员无论在体力还是精神上，都几近崩溃……
不知道哪一次见面就是诀别，不知道哪一次对视就是终点。
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真想要多看你一眼。
(以下就是那位新华社记者的亲笔记述)
我的妻子累哭了
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我的妻子就在治疗“非-典”的第一线工作。对这一点至今我都难以置信，因为我没料到这么可怕的巧合竟会落到自己头上。
早上她还像往常一样洗漱、吃饭，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突然下午她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接管的一个病人疑似非-典，医院安排她隔离。那是４月７日，到今天，我们已有整整半个月没见过面。那时窗外的杨树还垂着暗红的杨花，而今已是绿满枝头了。
隔离前她恰好在读一部法国小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几乎原样复制了书中的情节。在小说开头，主人公里厄医生把妻子送上火车，因为她要去外地养病。不久，医生所在的城市就因流行性疾病爆发被封闭起来，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将近一年后疫情结束。
我的医生妻子被隔离时，我也正要出差。作为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但这次，我心情则格外的复杂。妻子是第一次读这本书，而且只读一小半。而我早已熟知故事的全部：到结尾城市重新开放时，里厄医生得到了妻子去世的噩耗。我庆幸她还没有读到这里。
当然，非-典的严重性远不及小说家笔下的恶性传染病，它得到控制的时间也远不用那么久，即使不幸被传染，出现严重后果的概率也要低得多，但是要想让作为当事人的我除掉心中的恐惧和忧虑，实在不容易。
万一呢？万一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小说中，里厄在送走妻子时还说了句“得好好保重啊”，而我，在妻子离开时连这么句话也没来得及当面对她说。
我不希望妻子知道我这些想法，那会削弱她的信心。现在我之所以敢把这些写出来，是因为我清楚，处在隔离中的她没机会也没精力看到这篇文字。万一她看到了，我也希望她能明白：生活与小说毕竟是两码事，我不相信我们真会那么倒霉。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里厄夫妇进步得多了，我们可以通过电话随时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这实在说不上幸运。“我们医院有五个护士发烧了。”这是她４月９日晚给我发的一条手机短信。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样可怕。接到这条短信后，我每天都对手机提心吊胆，生怕这两个字再出现在屏幕上。
１０日，她说：“医院里不接触非-典的人都不住宿舍了，整个楼都快空了。”这条短信让我心里一阵酸楚。他们那幢宿舍楼有６层，每层３０多个房间，原来每间房住三四个人，而现在她却孤零零地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
１１日是她最艰难的时候。那天周五，有确切消息说下周一他们医院将把她所在的急诊内科病房改辟为非-典专用病区，她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申请调到其他科室，要么留下来每天和非-典患者接触。“我怎么办？”她问我。其实她有理由离开，因为她并非呼吸疾病和传染病的专业医生，这么重要的工作应该让专家来做。而我，自然盼着她尽早远离传染源。可是她十分犹豫。我坚决希望她离开那里。但是她勉强笑笑说：“还有，原来我管那个怀疑是非-典的老太太已经确诊了，而且就快不行了。我实在不忍心丢下她不管。”我说换了别的大夫一样会照顾她，可她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我都急了：“这事有什么好犹豫的？要么走，要么留，你决定就是了。”她在电话那头哭起来，责问我：“你怎么这种态度？”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很内疚。过了一会儿，又打过去向她道歉，然后说：“要我决定，我还是首选让你离开。但是情况究竟怎样你比我清楚，你怎么选择我都支持：走了当然好，但是你要想留下我也同意，因为我感到骄傲，我老婆很勇敢。那你就不仅是我老婆了，而是英雄啦！”她笑了，说周末再考虑一下。
１４日，她正式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５名专治非-典-型-肺-炎的医生之一。
妻子没有出现异常，但她还身处险境之中。昨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又哭了，当然除了累也没更多缘由。“就是想哭。”她说。
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她，这两天北京又凉了，要多穿点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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