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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小学时代]
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给我幸运的年代。经受过1960年的苦难、并且在文革中成为支边知青的父母给了我今生今世都难以改变的传统教育。我和千千万万生于7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我们的记忆中没有“牛鬼蛇神”和“走资派”，有的只是“让我们荡起双浆”的儿时的天真和无忧无虑。
我至今还珍藏着记载童年的小学毕业照、各种奖状，还有那条我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红领巾。我在最落寞的时候，会经常想起学校操场上的秋千，并回忆起春游时候的兴高采烈。
童年天真。我和同学们的拉勾友谊，在我们升学考试、中国成功试射海对空导弹的时刻，被永远定格在1985年7月。
[我的中学]
我当然对1986年中国大学生的游行不甚理解。我的最大目标，就是以最好的成绩升入重点高中；当然我也十分迷恋刚刚流行的电子游戏，并且在星期天背着妈妈流连于街头的游戏厅，直到她把我扯回家，写下“保证以后再不玩电子游戏”的保证书。当然，我有我的理想，要么就做华罗庚，要么干脆就象费翔或者周润发那样，成为大明星。我根本不懂得T·S·艾略特先生的《荒原》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那么长，这个英国佬究竟想说什么呢？
所以，在高考日益临近的5月，我和几个同学偷偷去了南京，去看齐秦的演唱会，去满足我们追星的欲望。当我们从五台山体育馆出来，意犹未尽地徜徉在江东门时，我们谁也意识不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有30万中国人被屠戮的沉重历史。
我和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的字条，成为16岁花季的最好诠释。我成了全年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型，并成为我在中学时代一个挥之不去的烙印，就仿佛叶甫图申柯的《恶之花》一样。
[难忘的大学]
没有哪个时刻，如同我的大学时代一样，值得我那样回味。
在1991年华东地区那场滔天的洪水过后，我如愿满足了我自己、妈妈和老师的愿望，成为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四年大学，我攻读了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与金融、财务管理学，以及一切专业知识必备的基础课程。只有在大学时代，我才真正理解张恨水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留给后人遗作的深刻内涵；我也和所有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样，对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新思维”有着自己的理解，以及看着镰刀锤子旗从红场落下时的遗憾。
我们的宿舍，尽管我们熟读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依然实行了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我和其他五名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同学结成兄弟般的同窗友谊。我们一起畅想人生，一起挑灯夜读，一起为尤文图斯队和荷兰人克林斯曼而呐喊，直到我们接到烫金的毕业证书。
大学时代是我走进这个商业化社会的最后一段学生时代。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纯真已经离我远去，永远地远去。
[走向未知的未来]
离开家的温暖，离开无忧无虑的校园，我成长了。我耳边经常响起小虎队的那首《放心去飞》。
是啊，放心去飞，是以前的我对于现在的我的一种期盼，也是一种祝愿。
新年的钟声和震天的鞭炮，告诉我马上就是千禧年了。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门槛上。
21世纪，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每天忙于自己琐碎的工作，我小心地周旋于各种各样的商界人士周围。即便是本·拉登一次次发出对于世界的恐怖威胁，即便这个世界一次次印证着克劳塞维茨先生的战争理论，我也仍旧不紧不慢地忙于我的财务分析和市场研究，忙于我的商务洽谈。对于布什、布莱尔和普京这些人来说，他们虽然可以影响世界，但他们去无法改变我的公司的经营。所以我对萨达姆是否被捕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明天的业务合约是否能够如约签定。
我成了这个世界60亿人中间的普通一名，平凡得等于零，或者说近乎不存在。当然我和所有不愿意成为零的人们一样，因为不甘于零的结局，所以一直在为自己奋斗。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而我却清楚地听到欧内斯特·海明威对我说：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因为，我的未来和许多许多人一样，无可预知。我为此而思索，而迷惘。
2005．1．16
[em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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