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穷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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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3 13:11: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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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5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二是"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这两段话意味深长，既显示了本届政府施政的大智慧，又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注入了更为具体的含义。

    但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应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成为富人的经济学，而不是如何帮助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经济学。如果"穷人的经济学"是为了让穷人变富，那穷人变富了之后，还是应该有"富人的经济学"。因此，倘若把温总理提出的"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面旗帜，那么，这面旗帜也应举在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非要树立一个对立面，甚至为主流经济学扣上一顶"富人的经济学"的帽子，并涂上"不道德"的颜色，那就不是做学问，不是平和的学术讨论，而是生生制造社会冲突了。应该说，挑起这样的冲突，与创造和谐社会的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有些人看来，主流经济学以增长方式带动效率提升，是一种专为富人说话的"富人的经济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富人又从来都是贬义词。于是，温总理提出"穷人的经济学"的概念，竟然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真正要关注穷人，让穷人变为富人的重要前提恰恰在于，全社会能否形成这样三点共识：第一，合法的私有财产(不论是多还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第二，能够让富人变为企业家或者投资者，私人资本变为企业资本，从而带动就业和推动财富增殖的制度安排；第三，不能把企业家简单地等同于富人：企业家成功时是富人，破产时是穷人；富人中有的是企业家，有的不是企业家；富人中有既成的企业家，穷人中也有潜在的企业家。

    有了以上的共识，我们就能理解：绍济学家呼吁为企业家提供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既是在关注穷人"经济学"，也是在关注富人的"经济学"。也能理解：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在这个领域，有的经济学者侧重于研究富人的行为选择，有的却侧重于研究穷人的行为选择，这是一种社会分工而已，原本就无可非议。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既然穷人也有成为富人的权力，在逻辑上就不应把穷人与富人天然地对立起来。如果在根本的理念上，让穷人认为富人是坏人，那么，实际上就是阻挡穷人成为富人。而这种所谓的"关注穷人"，其实是漠视穷人应有的权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靠"说教"办不到，搞"穷过渡"也办不到，刻意强化穷人与富人的对立尤其办不到。只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建立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从而尽可能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要发展生产力，就离不开企业：企业要发展，就离不开企业家；企业家要投资办厂做生意，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文不名的穷人。进一步说，企业家既然要带领穷人变为富人，其自身就需要以一定数额的财产来获得经营所需的信用，同时意味着他有经济能力承担市场风险。这一切其实都是常识。当一种所谓的"正义感"违背常识的时候，正义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已经被人类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再验证过无数遍了。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各阶层和谐发展、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平等自愿地进行公平交易的社会环境，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来说，实现小康都将是一句空话。一个"两极分化"严重、"仇富心态"强烈、"富而不当"盛行、"为富不仁"猖獗的社会．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天堂。而是人人自危的地狱。．因此，我们才说，"和谐"应该是_种包容。如果穷人是一种存在，那富人也是一种存在，双方其实是一种共存的关系，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要从"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过渡到"共同富裕"，通过和谐发展实现全面的小康，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郭梓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3 13:16:4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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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写作的是一种大多数人读得懂的经济学散文。与那些越来越臭名远扬的御用经济学家不同，卢周来作为当下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中坚人物，他关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对社会公正的承担，他用良知和责任感来指挥手中的笔……
　　对捐款维修故乡小学校舍的抵拒和质疑、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是一句转嫁沙尘暴肇首于牧民的可笑口号……卢周来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视角：它审视出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后记： 收入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来写作的部分经济学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公开发表过，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学术媒体转载外，还被转载于《读者》、《报刊文摘》等多种大众媒体。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据此我对我的这些小文字于读者的亲和力建立了一种信心。也正是这种信心，促使我一直将写这种小文字作为一种正业，不敢稍有懈怠。 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许多非议。有的人说，其实写这种东西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恰恰是不务正业，尤其是搞国防经济学的专门家，更是有些过分了；还有人说，不仅写这些东面是不务正业，而且这些东西本身也不全是经济学的；即使是经济学的，因为其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判断，也有违经济学家的职业本性。对于这种批评，说我完全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总有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一者，经济学在中国如此年轻，通过写这些小文字，可以帮助这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走向普通民众，也凭此可以打破国人中对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在中国与其地位及贡献不相称的一种迷信；二者，的确，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都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告诉人们孰好孰坏，不能够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做什么，经济学家只能揭示各种不同变量的成本与收益，以便使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因此理论上讲，我是不适宜在经济分析中糅进个人的价值判断。但我又想，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过民主程序也无法充分反映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我不能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专门家，而要利用我仅有的一点话语空间，为社会中的底层百姓说说话。 也因为我基于以上思考后表现出的倔强，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精英经济学家们对我的态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经济学家们为主组成的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大家庭中，我是一个“搅梦者”。也许我如果稍微圆滑一些，出生与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样被指称为“新左派”经济学家那样左右逢源，但可惜这又有违我的本性。于是，也就认了自己的边缘位置。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几年前一篇读后感《何处是归程》作为本书结束篇的原因。 但我不是没有同道者。这些同道者，除了认可我文字的读者以外，也还有许多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体编辑。在写作这些文字过程中，崔之元、王绍光、温铁军、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王小东、房宁、韩少功、韩毓海、程晓农、何清涟等等都给予过或多或少的支持，尽管他们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达出的倾向；《经济学茶座》的詹小洪，《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赵明、陈大均、张剑荆、徐冰等，《中国改革报》的袁喜清，《深圳特区报》的毕敏，《博览群书》杂志社常大林、李炎，《粤海风》杂志社的徐??铁，以及《科学时报·读书》的王卉、傅婷等，《湘声报》的向继东，还有约请我为“经济茶座”专栏作家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的徐瑗与《惠州房地产》的何华，我要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这些原本就无甚高论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见于他们编辑的版面。我更要感谢《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为维系一份知识界杂志而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是始终不忘记表现出对我这个其实至今也未谋过面的作者的厚爱与支持。没有他的督促及力荐，我是无法完成这本集子的。最后，还要向为此书的出版与编辑付出极大心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赵南荣先生表达谢意。 卢周来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
　　作为一个琢磨文学的人，当一个经济学的合格读者尚且不易，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作序当然更是十分不合适。抱愧地说，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准备来评价这本书里所有的观点和思路，还有背景和影响。
　　好在这些文章并不都是为专业读者而写的，好在经济学本身关乎大众的世俗生存，是一门社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知识，一般来说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体温和脉跳。一个普通读者即使不熟悉某些术语，仍可大体感受到字里行间的亲切或者疏冷、坚实或者虚浮、准确或者紊乱，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断出这些说道能否与自己的经验接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理论越来越多文字的空转和语言的迷宫，是必要的高深玄奥还是无根的病相？有英国公式而没有中国农民佝偻的背影，有美国概念而没有中国工人汗渍的气味，有某种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大堆图表、引征、注释以及索引，却永远没有中国商厦集市里的惊讶、迷惑以及一声叹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再到书本的中国经济操典，岂能不让人生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前辈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现代却继之不易。一个现代学者可能是这样生存的：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游观光，几乎大半辈子都封闭在语词和书卷里，然后有了高薪、轿车、网球、出国签证以及所谓高尚社区的寓所，也许还有三角恋或者脂肪肝一类烦心事。他们研究军事却可能从未经历战火，研究政治却可能从未斩获政绩，研究经济却可能从未在车间、农田、工地、货栈、股市、海关那里摸爬滚打，甚至从未独立地赚过一分钱。英国一位著名学者D.莫里斯说过：将军一旦可以远在后方，一旦不再直面鲜血和尸体，是否会使战争变得更加轻率和残酷？这一悬问其实点破了现代知识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理论正在远离实践，而且理论者正在更多地受制于阶级地位局限。就后一点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运一些，他们即便是“朱门酒肉臭”的骄子，至少一出门还可能目睹“路有冻死骨”的惨状，贫富交杂的日常图景还可能震击情感，还可能让他们萌发出追求人道与公正的冲动。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界不乏理想主义叛逆的背景。然而对于很多现代精英来说，一旦有了博士衔一类中、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贫困和创伤就可能永远退出了视野，波音飞机、奔驰汽车、宽带手机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门”只与“朱门”跨越式相接，已经删除了各种艰难的过程和刺眼的景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已经固化出技术性封闭，已有预设的模式。舒适而洁净地滑入这一模式之后，如果还想了解一下社会，除了健身洗浴以后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看主流传媒，还能干些什么呢？而那些主流传媒非常清楚它们的购买者，就其商业化的大体情况而言，除了聚焦于中、上流社会生活和恐怖灾难一类奇闻，还有多少空间留给破产农民或失业工人？那些劳什子既不是广告对象又岂能成为新闻卖点？
　　知识是生活的产物。丰富多样的中国当代生活正在孕育着中国以及全人类的大知识和大学问。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而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个资源、人口、地理、历史等国情条件迥异于欧美各国的国家，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盛产着各种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使无论欧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遗产，都无法准确描述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现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识界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新的思想增长点之一，人类新的学术纪录标高之一，就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就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非洲等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头的精装译本里。可惜不是所有学者都敏感了这一点，可惜现代知识体制和现代生活方式常常阻碍某些人看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来说，迈开两腿、出身臭汗以走出某种个人生活模式是很困难的，起出书卷局限和阶级局限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真理永远在别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强势的话语那里。他们宁愿鹦鹉学舌，一万遍重复“买跌不买涨”的所谓一般需求定律，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服装厂那里发现靠涨价反而促销的另一种真实；他们宁愿邯郸学步，一万次重复所谓"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满足公式，而无法像本书作者那样，在一个富有的收藏家和一个饥饿的打工者之间，发现了价值的曲变和理论的断裂，发现了经济学后面深深隐藏着的利益制约和文化制约，因此一个生活领域里的真知一旦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里就完全失效（见本书内文）。他们昨天可能更熟悉报纸上的莫斯科，今天可能更熟悉电视里的纽约曼哈顿，而对自己身边的穷乡僻壤和穷街陋巷总是盲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滔滔高论除了折腾一些空转和迷宫之外，还能说出些什么？
　　卢周来先生来自乡村而进入都市，在这本文集里奔波于社会的各个区域和各个阶层，出入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理和各种感受，知行相济，道术相成，展现了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知识创新的勃勃生力和闪闪锐锋。我再说一遍，我几乎无法具体评价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赖他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我相信，作为现代知识危机的突围者之一，周来与他的众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继往开来于人间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论求索无论长短得失都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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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
2 出租车惊魂记
3 “杀掉山羊，保卫北京”？
4 经济学与乡愁
5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6 向前看与向后看
7 穷人与富人
8 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
9 “富人比穷人讲信用”？
10 出生、私有制以及“教育产业化”
11 选择
12 一位思想者的离去
13 我为什么没有捐款
14 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15 文明与贫困
后记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

乡下的姑姑来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我在此作一点评。 侄儿：你好。姑姑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忘了老家了。 点评：我倒是没有忘。每次从老家回来，都因老家的贫穷以及乡吏的腐败增加一种很疼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太重了，竟使得我不得不刻意回避它。学界流传着关于北大某经济学家的一则典故。这位青年才俊是陕西乡下放牛娃出身，但现在却以其著名的三论——“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为了达到私有化不妨吐唾沫论”、“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论”——名噪一时。据说他每次回到陕西老家，见到故里乡民依旧不堪贫穷及官民矛盾后，不禁惊呼：不得了啦，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啦。但刚回到京城没几天，他就自嘲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相信我的良心终不会这样使我有一天视而不见我的父老乡亲。 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你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度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点评：作为学经济学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我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凑巧的是，我翻译一本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书。里面讲了同样的一个案例。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惟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惟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