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与管理》中,巴纳德对于智力在领导中的作用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区分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智力与很好地运用和表达获得知识的能力,他认为过去有很多人把这两种智力,或者是智力应用的过程混为一谈。人们获取知识的能力体现在一种快速学习的方面,如记忆力、联想能力等,特别是一些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如有些人就是能够考试得高分,很多人不一定不会做,而是在单位时间内(考试时间内)不能及时完成。——这像我们常说的“智商”。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领导者需要把知识与实际情况结合,知道什么时候应用什么知识,把知识与自身的表达能力、自己的价值观、情感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情商”。 巴纳德认为领导者所需要的是应用知识的智力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更多的是应用的“情商”,而不是一种能够获得考试高分的能力。这就像我们所说的,有的人会考试,总得高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却是一个低能儿。这也像我们古语说的:纸上谈兵。空有理论而不能实际应用。在《三国演义》失街亭的故事中,马谡就曾经是一个兵法的理论家,连他的父亲都辩论不过他,但他在守卫街亭时,根本就不会正确应用兵法知识,把部队驻扎在山上,还号称什么“凭高视下、势如劈竹”,最后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最终让诸葛亮挥泪斩了他。这正是“智商”与“情商”的区别,领导者的工作更多是与员工打交道,是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打交道,他要使用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实际应用、有效的知识,因此更重要的是“情商”。 巴纳德指出了只强调“智商”的局限。他认为:“智力水平高的人善于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是只停留在观察阶段,而身为领导,仅有这种敏锐的观察是不够的,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不能说服所有讲理和不讲理的下属,并且不能负担起道义和情感上的责任,那么就无法成为优秀的领导。”巴纳德还认为:“较高的智力水平对于领导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维系领导力却不够。”“智力水平不能替代其他的素质。” 巴纳德认为,在选拔领导者过程中,如果过于强调智力的作用,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一是对智力的过分重视会排斥其他可能合格的领导。自持自己智力高的领导,他们很难听从那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杰出领导的调遣,并且他们对行政工作并不擅长也毫无兴趣。这种自大常常还伴随着有急躁的情绪和破坏性,并以个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名义出现错误的、无情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会使领导者的工作成效大打折扣。二是较高智力的领导,往往具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贬低体力劳动者的智力和个人素质。知识分子优越感的态度会人为地引起分歧,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破坏合作,而且这些问题不能通过“善意的措施”来纠正。 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越感正是因为我们社会过多的依靠学历、职称来判定一个人的能力。这助长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或优越感。所以也曾被认为是“臭老九”,这也是大家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评价吧。巴纳德的分析确实指出了知识分子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巴纳德说道:“我所抨击的这种不良态度并不能因为人的智力水平、教育程度和领导能力的不同而有所改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让人生厌,即使是知识分子自身也对此深感厌恶,但是他们通常只是从其他知识分子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优越感的害处。” 作为未来社会,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如何能够去了解、克服这种所谓“清高”的缺点。以及作为领导者如何能够去化解员工中知识分子的这种“清高”呢?这需要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前几天还有朋友在我的《专家治国才有希望》的帖子中跟帖说,一些专家比政客都不如。他可能深恶痛绝的就是巴纳德所分析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弊端,他们自持清高,不好团结,不顾整体,以学术名义来决策现实事件,这些都影响现实工作中领导的效果,确实需要我们引起关注和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