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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心行 于 2012-3-7 08:43 编辑
文字的产生，对人类文明可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文字克服了语言在时间(停留短暂)和空间(不能远距离传播)上的局限，使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信息能传之久远，流传后世。使我们今天的人能谈到几千年前的作家、诗人、学者们所写的诗文和各种学术著作，使我们能够去认识那业已消逝了的各种社会历史情况。这就是人类在语言之后还要发明创造文字节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字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文字与语言相较，虽然它有自己的独特优越性，但如果不解决文字的载体——书写材料问题，文字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两大功能也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速朽的材料是不可能成为文字的载体的。过去人们在研究文字的时候似乎很不重视文字所依附的物质载体问题。可是在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甚至以此作为解释一些民族为什么有文字，一些民族为什么没有文字的重要依据。比如傣族神话传说认为：文字是佛祖创造出来赠送给人类的。在没有获得文字之能人类只能以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用数千颗、数万颗豌豆来记数。这种记事记数的方法据说延续了几千年。后来事物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感到它不够用了，而且常常出现差错。当人们正在发愁时，听说帕召——佛主从天上来到人间，要把智慧和文字带给人类。于是不同民族带着各自的装文字的工具去到帕召讲解佛法的神山。汉族带纸、傣族带贝叶、哈尼族带牛皮。帕召把同一种文字分别写在纸上、贝叶上和牛皮上。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由于河水暴涨，在渡河的时候，汉族带的纸被浸湿，写在纸上的字变了形，像鸡爪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象形汉文；而哈尼族带的牛皮由于在途中饥饿，把它烧来吃了，而傣族带的是贝叶，它既不怕水浸湿，也不能烧吃，因此只有傣族把佛祖文字的原样保存下来，成了今天的傣文。
这样的传说在其他民族中也有，只不过内容大同小异而己。从科学的角度看，傣族的这则神话传说解释的内容是不足信的，但是透过这天真而浪漫的想象，却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字的物质载体，虽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不直接产生影响，然而它对充分发挥文字的功能和作用方面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国由于傣族最早采取贝叶作为记录宗教经典的载体，因而在自己的神话传说里突出贝叶的优越性以及对贝叶产生一种虔诚的宗教意识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突出显现和流露。
在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就创造出了象形文字，以及一些用会意与形声的方法组合而成的古埃及文字。这些文字最初是刻在石块上。后来古埃及人因地制宜，采用尼罗河上丰富的芦苇状的“纸草”的茎撕成薄片而加胶制成纸草卷，作为书写载体。其中一部分保存到了今天，使我们得以识庐山真面目。这不能不说是古埃及人的伟大的创造。而生活在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苏麦尔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就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后来又变形为楔形文字。可是在他们那里既没有古埃及那样的石头，又缺乏芦苇状的“纸草”作为书写材料，有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泥土。苏麦尔人就是用这些泥土捏成一块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的平版，小的可以拿在手里，大的就放在特制的架子上。泥板做成之后，用细绳在上面打格子，再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骨杆等刻写出楔形文字，最后将泥板晾干或烧制成形。这种用泥板作文字的书写材料，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不受虫蛀，不怕霉烂，经得起火烧，缺点是容易破碎，很笨重。世界上最早的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什》和英雄史诗《吉尔迦美什》就是靠这种泥板保存下来，为后人所释读的。
以前印度的文字书写物质载体主要是贝叶、桦树皮以及少量的羊皮、棉布等，许多佛教经典大多是用贝叶刻写下来，俗称贝叶经，在人们用心目中极为珍贵。我国傣族地区用贝叶书写佛教经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印度文化的形响。贝叶是一种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名叫贝多树的叶子，属棕榈类。在我国傣族生活的西双版纳的热热带森林里有这种树生长。我们的古人发现和利用贝多树的叶子作为书写文字的材料，并不像上述传说的墨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应按说是许多代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在实践中不断筛选才认定为文字的书写工具。所以说这一发现包含了古代人的智慧。贝多树作为热带、亚热带的一种木本植物，当它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生自灭、没有被人发现、利用的时候，是无所谓价值的，在人们没有开采之前，它还不具备所谓的现实价值。只有当贝多树的各种自然属性以及它独特的外观被人们认识之后．并加以利用，它的潜在价值才变成现实的价值，可以被人观赏，成为观赏价值；或作为文字的书写材料被人们创造出来，进入文化领域，具有了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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