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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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9·11”恐怖袭击描述成“文明冲突”，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部分学者处于“低幼状态”的典型例证，我在文中称他们为“草包学者”。我问：“先生你把恐怖分子、恐怖活动摊派给那个文明了？”这一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足以把“草包学者”放挺的。以某些学者的习惯，面对不好直接回答的问题先考虑抹煞它，说这是“假问题”，心里嘀咕“明摆着是伊斯兰文明么！”我这一问正“设套”等着这句呢，不管抹煞还是反驳，他都得露出更多的草包馅来。

　　遭袭的“世界之窗”并非西方霸权的象征，而是文明交融、文化包容的象征，其中就有中国公司和阿拉伯石油组织机构，恐怖分子未曾因大厦、飞机上有不同国籍、种族、宗教的人而手软，所以我说“无论中华、欧美、阿拉伯，凶手们一概不曾放在眼里。”恐怖分子不仅出自穆斯林世界，并不是只有穆斯林才从事恐怖活动，其他人群中也有干这个的，对自己文明内部的敌手也向来杀人不眨眼。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掌握相当多的科学技术。阿拉伯国家组织一再强调“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反恐的，”要论证恐怖分子“更代表”阿拉伯世界，还得先论证阿拉伯国家组织为什么不代表伊斯兰文明及其主流社会。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非但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并且还有着互利互存的关系。没有西方社会的需求和参与开发，石油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物的进步”。仅有资源、金钱解决不了政治、社会问题，精神与物质的不配套，使一些地方的“文明”畸形而不人道，造就出愚昧、绝望的穷人和冷酷的领导者。即使西方不插手，同属一个文明的地区间的冲突，并不会因此减少或减弱。恐怖分子多出于不民主的地方是不争的事实，与其说恐怖活动是“文明间的冲突”，不如说是“文明内冲突”和那个文明自身的危机。旁观一个文明的严重问题，当对我们“中国文明”有所启迪。回顾“文革”时代红卫兵的精神状态及做为，中国人对“肉弹”的“献身精神”也不该觉得希奇。伊斯兰教在美国是发展最快的宗教，两千多个清真寺在“9·11”之前之后均未受到袭击和冲击，理性的美国人民没有因悲痛而迁怒穆斯林群众，连一次高调的排外示威游行都没有，反而有不少反战的和呼吁宽容的活动。和容不下“异教徒”，激烈倡扬“圣战”的“基地组织”相比，哪个文明那个野蛮、哪个宽容那个苛酷，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中国工人在以色列被“自杀炸弹”炸死，“哈马斯”放言说“那是中国人自己不小心”，“草包学者”们能告诉同胞怎么个小心法吗？自己的同胞被人当了“肉弹”和目标，有人却以看热闹看笑话的角色评论着什么其他“两个文明间的冲突”，还有的糊涂虫将恐怖分子和中国抗战中的“敢死队”相提并论，把抱着炸药包冲向日本坦克而不是冲向妇孺、平民的烈士糟蹋得像些外国孬种。更有甚者，有人竟毫无人性地声称“牺牲几个中国人值得”。对国内的“更有甚者”和国外的“哈马斯”之流，我又忍不住使用“暴力语言”了，怎么？语言障碍吗？那看手势，我食指伸直冲天而去，这“世界语”该明白吧！

　　崇尚生命与自由的、尊重人权与个性的、多元与宽容的文明——人本的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明的失败，说到底是体制、思想、文化的失败，即文明构成要素与社会调节机制的失败。“宽容”对“文明”是个要害字眼，这一点，包括程亚文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也发现了。但气度不如制度，人治难比法治，教化不及民主。“宽容”首先是制度的宽容，以制度保障生命与民权，坚守文明底线不被践踏，这一最基本的宽容也就是最大、最可靠的宽容。成熟的民主社会没有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根本原因是体制的智慧与能力压倒了所有伟大人物，人民知道大人物和国家不能把他们任意怎么样，人民有宽容的权力而无需谁来宽容他们。体制因宽容而稳固，文明因宽容而博大，民族因宽容而振兴。宽容的出发点即人的权利与自由发展，其反面的“严控”的出发点则为对人的奴役和对物的贪婪。“文明”自有各自的“文明程度”，其优劣强弱是明显、具体的。

　　二次大战后美苏对抗史就揭示了两种文明的孰优孰劣。美国在列宁提出著名的“垄断与腐朽”理论之前已实施了“反垄断法”，而导致了苏联“速朽”的正是苏共所坚持的“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语出苏共、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资本世界的“垄断”不至于不要脸到让消费者出本钱的程度，而有的国度的“国企”是强使消费者投资，再向“股东”要高额“服务费”攫取吓死人的垄断利润，尔后还要恬不知耻的不断叫苦哭穷喊“亏本”，胡吹海滂地自赞自夸“讲奉献”。其实，从希特勒迫害异己而美国收容流亡者的时候，从大战结束苏军忙着拆厂运货而美国忙着网罗人才的时候，不同的文明、体制、文化和几大势力的消长已显出了预兆。

　　马克思救了资本主义世界，使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世界中加速成长，从而也证明了他的学说，抵制了他名义上的信徒的歪曲利用。西方世界重视“马克”，也吸收了“思”，马克思的“三大良方”——高额累进所得税、高额累进遗产税、社会失业保障这三种制度在西方的实行，消除了私人垄断和“民主虚化”的危险。他的“消灭三大差别”、“生产力标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理想、思想，西方对其接受的程度、“落实”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阵营”。相对宽容才能出现

　　马克思，才能正视马克思。宽容让西方社会的暴烈的颠覆性的“另类学说”，升堂入室并力挽“垂死”，而“严控”与“垄断”，则会使学说成为教条、宗教、迷信，变科学成分为谬误与虚妄。“人本”救了“资本”，“异化”了资本世界，不可否认西方世界的自救能力，也不能否认这种能力出自宽容。宽容留住了马克思，未因批判者的犀利与“偏激”而摒弃科学。所以，马克思乃西方而非东方、西式而非苏式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的，但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较成败、功效，“挂名信徒”的成绩不如“异教徒”。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地区的遭遇看宽容，看民主理念、机制之价值，当对怎样建设理性主导社会问题有所领悟。

　　文明是双鞋。可脚不可脚，舒适不舒适，谁穿谁知道。宽容的文明就是让你自己选鞋号选样式，允许制作各种鞋买卖各种鞋。理想的文明，套改马克思的话即“每个人的可脚是一切人可脚的条件”。不宽容的文明就是强加给你一双鞋，有分配鞋子的特权的穿着舒适可脚，可以闪转腾挪纵横驰骋，被强加者穿着则紧紧巴巴拖拖拉拉如戴脚镣，你想拒绝穿它那分配鞋子的还不愿意你，非要你更不舒服不可。审视学者们划分的所谓成独　立系统的“文明形态”，会发现其中有强权所分配的、对社会成员“一国多制”的“文明”，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哪方面考察，某个“文明”(或宗教、国家)中各阶层的社会成员，享受的并不是同一个“文明”，其“文明程度”有九天九地之差。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不过几个教条、戒律而已，就这，还是表面上所共有，而不是上下同欲、表里（言行）如一的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