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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应对央企威胁论
作为中资企业，如何在央企威胁论即将成为事实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对具相而稳健的操作呢？我们有如下建议。
第一，竖起风险管理的大旗不倒，紧密注意把央企威胁论作为我们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通过对东道国的选择，对东道国政治文化环境的选择，来有效管理央企威胁论。
西方经过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以后，老牌企业帝国已逐步形成，但凡国际上的资源高地、技术高地、市场高地，老牌企业通过实业资本加金融资本加商业资本，三轮运转，已经将优势资源吃干榨光，中资企业现在到全球去，只能到政治不稳定、环境恶劣、基础条件差、工业配套设施落后以及专制政府等等特殊环境当中去，或钱权交易非常严重，政府效率低，贪腐相对严重地区或国家发展，所以如何树起央企威胁论的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大旗，在这样一些特殊国家中，踩好点、布好局，是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
第二，在发达国家里面，我们依然要努力去获取可能获取的资源，尽管由此形成的路非常漫长，但是我们要学习日韩企业在国际化当中的有效的经验和手法，努力地去构建庞大的友善人脉，从院外说客集团、利益游说集团，以及东道国的大型企业与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重磅级政治人物、政治交往团体的构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央企威胁论对我们的冲击，尽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方案。
第三点，给央企的国际化提了一个巨大的醒，如何低调地在当地市场化的进行，尽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业竞争的特色带到国际上去，至少是不要明显地带到国际上去，恐怕是央企国际化的一个重大考量。
第四，央企如何转型，以财团的身份，隐藏在若干市场化公司的背后，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为强势出资人，来推动旗下若干与境外公司的合资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国际产业基金与投行等手段，与国际公司之间形成跳双人舞乃至集体舞的能力。
第五，如何通过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利用轮动式国际化手法——在欧美国家陷入到相对低谷时期，把握跨国并购的战略机遇期，形成我们进入该国的高峰，而在该国经济高潮时期，形成我们退出的高峰的这样一个冲浪式国际化。
第六，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领导人，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望，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形成自己的声音、理论、观点、提法，从而彰显中国思考，彰显中国对市场的认知，从个人魅力、个人的人性等维度，形成一定意义上对央企人性的再认知，形成软性的友善环境。
第七，对央企来讲，下一步的国际化，如何形成与中国的民企之间的友善联盟，央企不擅长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国民企去做，中国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是否央企可以搭一把手。
第八，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我们和我们的周边的友善国家之间，和我们国际上的友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普遍的泛联盟机制，合作机制。然后同非友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市场化、贸易化的一个界面。在友善国家之间，推动资源有序流动、产业转移等行为，而在非友善国家之间，主要推动自由贸易、中国优势产品的出口，以及战略性物资和产品的进口。
第九，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能否与中国的非友善国家之间，通过利益联盟的建立，合资公司的建设，形成相对强大的进入能力，尤其是积极介入到该国的非国计民生产业的持有、运营。
第十，能否充分利用中国央企特有优势，比如说在电动车联盟等方面---以中国市场为大实验场，通过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综合设计十六家主要联盟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关系，跳代发展，跳过这一代机械汽车总成技术，直接在电动车总成技术上形成若干中国独有能力，因为该标准是举一国之力，综合形成，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作为，从而形成向国际上强大的出口能力，进而超越纯机械汽车技术。最终，以该项特有技术的形成来构造中国产品与技术优势，形成中国吸引力。
我们主张中国企业应该积极使用这一模式，在若干重点技术上形成突破，形成中国出口装备、项目、技术，一揽子解决方案强项。中国的国际化不能一直简单地是个低端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国际化，必须有一些国际上缺少的，国际上不能或难以形成的能力和产品。
从全球来看的话，中国的高铁、电动汽车和大飞机，有可能是以超大国家体量，以整个国家为实验场，以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能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并且形成真正意义上国际标准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当然这完全看中国的决心，以及央企能不能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
第十一，未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须依托与中国企业，尤其央企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须得到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央企威胁论最终可能会形成国际上对中国央企的一个综合的遏制行为，通过掐断中国若干有形的手，最终遏制和使中国经济失去活力。
央企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包围当中有效突围，恐怕是下一步国资委层面、专家学者层面、政府层面、中介结构层面，以及当事央企的领导层，央企海外公司层面，央企战略发展投资层面，共同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第十二，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央企大量的海外并购的失效，海外资产投资管控的无序，低效国际化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政治筹码占有多少比重，人为因素、决策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在接下来的新一波的挑战下的国际化，是否应该有更新的思考的介入，更新的手段的介入。
从长线来考量，我们不应简单的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一面，我们还具体地要通过中国在国际上的资源布局，主动地调整我们的出口数量，主动调整国内的原材料定价，理顺自然资源定价，把已经扭曲的定价调整回来，牺牲一部分出口数量，提高出口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咽下自己过于鼓励出口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的苦果。
在消化产能过剩过程当中，积极将中国的军工市场、电力市场、铁路市场、基础建设市场，大批量地向民营企业开放，进而消化这部分过剩产业转移可能对政府形成的压力，从而以内养外，以稳定的内部，形成向对外扩张的能力。
第十三，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进行大的调整与变化，把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旧认识转变为外交是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心，而内政是为之服务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与国际各大经济体、政治体之间的交往形态，要发生大的变化，不能简单商业利益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与我们的长期利益。
六、做好央企威胁论的持久战准备
我们预言：
第一，下一步,西方会形成很多针对性的操作、立法、潜规则的设计，势必会形成对中国的主权基金，央企的一股强大反弹力量。
第二，西方势必会在央企所生产的产品，所出口的产品，所进行的主要业务上，对中国进行多层面的施压，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市场竞争行为的压制。
第三，西方一定会用各种政治力量，督促中国在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前提之下，进一步弱化中国央企的超市场行为。
第四，中国目前已经喊出来的央企整体上市等等行为，国资委最终成为若干央企的持股人，等等行为，事实上已经在呼应西方这种压力，是想一定程度上缓解彼方之压力。但从根本上来说，满足不了西方步步为营，图穷匕现，无止境的地对中国央企的，事实上是对中国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的遏制意图。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的提法和实际操作之间，到底应该形成怎样的夹角，我们的提法是不是真的应该落实成那个样子，应该拿央企怎么办。
第五，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势必是以中国新价值观的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更新的角色的积极的建设为依托的。不可能简单通过企业这个局部因素国际化的成功，来拉升中国这个系统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关系，价值观的建设，包括重新解释中国模式，重新解释中国与西方的体制差异及未来体制的走向。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以上问题的持续关注，主动管理恐怕才是这一波央企威胁论的真正的消解之途、解决之道、化解之门、理顺之法以及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按纽。(白万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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