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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经济政策问题显得尤为复杂。这就是那些如今已实
现工业化的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相对较低水平起步时所面临的境况。当前，
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各国（包括中国）亦面临某些非常相似的问题。因为，经济的
高速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发展。各部门、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甚平衡。某些经济
部门的发展快于另一些部门，必然出现瓶颈现象。如果我们将中国的经济现状与美
国12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一比较，即会看出高速发展必然显现的这一特征。
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同样，农业
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当前，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但如果我们转向教
育，则两国的比较更为有利。就小学在校学生与相关年龄组的比例而言，中国已达
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然而，如我们比较一下两国的中学教育，就会看
出中国已经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而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目前水平的4
倍。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中国已经达到美国1966年的水准。但以城
镇人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
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而是若干不同的水平并存。中国
经济的某些领域发展较快，有些方面则相对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美国的经历
表明，发展较快的部分必然对发展滞后的部分造成极大的压力。从某些方面而言，
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协调各方面间的压力比美国进行得更加平顺。
都市化进程加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80至1995年之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
例从19％升至30％。尽管面临住房和基础设施等其他方面的种种压力，城市人口的
预期寿命仍有所增长。在美国，1860至1890年间，同样规模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但其生活水平却大为下降。在极为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婴儿死亡率达到50％。19至
20世纪期间，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城市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其提供住房、相适应
的污水处理设施、洁净饮用水及安全食品的能力。对比之下，在中国和其他经济高
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以较为先进的公共卫生技术和较好的住房条
件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人们普遍使用开水。
经济高速发展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失业。中国的失业问题，与美国和西欧
诸国从以农为主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刻所面临的失业问题相类似。1880年以
后，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失业率
居高不下。另外，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城市的工资降低，失业人口骤增。这
一向工业化社会过渡而引发的严重的失业问题，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前夕。
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虽可部分减缓因结构调整而产生的失业问题，但却难以消
除结构骤变而导致的所有经济困难。诚然，某些已列入计划的改革（如国有企业的
改革）很可能会增加过渡性失业，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如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快
速增长）则可能加大对基础结构的压力。现代工业多集中于能源、运输服务和通讯
服务。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会对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构成压力。
以汽车为例。在美国，1910年至1970年，对汽车需求的收入弹性为2．6。即人
均收入增长1％，对汽车的需求就会增长2．6％。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6％，
且与美国对汽车的收入弹性相似，到2015年，中国的家庭和企业每年将购买1000万
辆汽车。目前，中国汽车的年产量约为150万辆。因此，15年后，其产量将增长约6
倍。这一增长速度将使中国达到目前美国的汽车购置水平。如中国以6％的速度持
续发展至2024年，2．6的收入弹性即意味着汽车购买每年将增至4500万辆。这一数
字相当于目前全世界汽车购买的总量。
有人或许会担心，汽车的大量增加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对中国来说，大量使用
矿物燃料已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轿车进入百姓家庭，即意味着更大的污染源，其
前景似乎令人沮丧之极。然而，即使收入弹性趋高，中国在21世纪末之前也达不到
一户一车的水平。到那时，人类应该已经发明出新型技术，取代了以碳为主的燃料。
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快速赶上美国的技术，也表明，中国的消费结
构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变化与美国所经历的变革一样。美国在1875年，食品、服
装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75％，而教育和保健仅占2％，消遣为18％。到
1995年，生活必需品占消费的15％。教育和保健几乎与食品、服装和住房的消费份
额相当。但消费中增长最大的是消遣。1995年，仅消遣一项就占到支出总额的67％。
美国的经验表明，当收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消费者对那些曾经代表生活水准
的产品的消费会达到饱和状态，包括数十年前曾被视为奢侈品，甚至仅是科幻小说
家想象中的许多物品。在美国市场上，诸如电冰箱、电话、空调、洗衣机、收音机
和电视机都已达到饱和状态。几乎每个家庭都已拥有这些物品。当然，有些物品（
比如收音机）已大大过剩，因为如今在美国，每人都拥有不止两部收音机。
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后，经济发展就不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而100多年前，
生活必需品却对健康与疾病，长寿和夭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即使在贫穷
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人们的寿命也比富国在本世纪初的预期寿命长。目前，即使
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人们的预期寿命也要超过美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的最好水
平。
大多数人再也不是无穷尽地积累耐用消费品，而是尽享生活的乐趣。休闲并非
好逸恶劳。正如著名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所说，“劳作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休
闲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让身心从疲惫状态解脱出来。”
同时，在过去100多年里，美国人在利用时间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美国男
性工人的休闲时间增加的幅度很大，休闲时间增长了3倍，而其每周工作时间从60
小时减至如今的34小时。中国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的进展比美国更快，城市工作时
间已经减少到每周40小时，这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直到二战以后才普遍达到的水
平。
为什么近年来富裕国家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许多人认为，由于技术性失业，
导致富裕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高至20
％）。在有些国家，据说就业员工被迫减少工时，以便为失业人员增加就业的机会。
但在失业水平较低的国家，工作时间也有所减少，比如在美国（5％的失业率）和
日本（3％的失业率）。
休闲需求的极高收入弹性构成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调动资金去享受休闲活动的
丰富内涵。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中国目前都正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解决这一问题可
能需要几十年时间，但目前看来解决方案会采取预留基金的方式，职工将其收入的
三分之一留出来，汇入一个共同基金，而基金收益将用于健康保险、住房抵押贷款、
接受教育和养老金的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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