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极大化与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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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核心，首要目标在于社会整体利益。然而目前的国有经济走的是通过减员增效来追求利润的道路，但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资产存量的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最高不过占社会就业人数的19.15%（1981年）。1997年后更是飞流直下，到2005年仅为8.22%。（见图3）注意，这8.22%的就业者占用了44.83%的社会资产存量。从绝对值看，1993年到2005年，社会就业人数增加了13%，而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减少了43%，这期间，国有经济拥有的资产（以不变价格计）增加了205.4%。

由此，资本利润极大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资本利润极大化成为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它的基本动态特征如何？

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

   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社会公众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和就业机会不足（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这又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总工资收入。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 后者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

 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动力与资本的双“过剩”。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

 追逐商品的货币萎缩，追逐利润的货币膨胀。投资总额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直持续上升，虽然其间有大幅波动。进入本世纪后更是以接近“大跃进”的速度冲高。到2005年竟高达48.26%，这意味着近一半的产出被用于投资。（见图7）

  于是找不到出路的生产能力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货币只能在虚拟经济中狼奔豕突，而一旦开放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势必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为国内盈利机会萎缩。

要缓解社会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的失衡，逻辑上有两个方向：或者降低社会生产能力，或者提高有效需求。前者导致产品销毁、产能闲置乃至企业破产。这并非异想天开，在罗斯福的新政时期，1933年5月开始，新设立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就在春夏两季有计划地犁掉了大约1000万英亩棉田，收购和屠宰了大约20多万头即将临产的母猪和600多万头小猪，几千万头牛和羊。但对于大多数国民还相对贫困、有的人甚至绝对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可行吗？

 

要实现后者，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对最缺乏购买力的那一部分国民进行补贴。目前建设公共财政体系，走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展开的教育、住房、医疗“新政”，建设主体功能区等即属此类。它本质上是财政转移支付，而这种支付有出无进，无法计算其“经济效益”。

 罗斯福：“大萧条”与“新政”

 如果以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困境是“中国特色”的，那就错了。

 19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离任。继威尔逊后是3届共和党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这是一个全社会“向钱看”的10年，共和党政府相信“看不见的手”，让利润极大化原则自由挥洒，果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辉煌。1929年夏季的3个月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点上升到258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点上升到391点。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说：“人人都应该富裕，我们每个人都是股东。”

 在中国以胁迫、欺诈方式盗取开平煤矿而起家的总统胡佛，被视为个人奋斗的“美国英雄”，他在竞选演说中为人民展示出美好的愿景：“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与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家两套住宅”的“小康”愿景异曲同工。

 然而，这辉煌背后是冷酷的现实：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方面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挣扎在仅够温饱的每年2000美元水平上下，还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新经济”增长的喜讯掩盖了“夕阳产业”如采矿、造船、纺织、皮革等行业的危机，这些行业中开工不足、减产、失业相继出现。但共和党政府眼中似乎只看到了“繁荣”，美国财政部长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

 1929年10月24日，美国金融界崩溃了。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逐一分析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现在我们知道了，控制货币供应量无法解决逐利货币与购买商品货币间的失衡问题，无法为多余的逐利货币找到真实利润的来源，它们只能到虚拟经济中去玩赌博游戏。

 “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影响之深远，此后半个世纪里，民主党执政32年。然而，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在于资本利润分流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力，那刺激有效需求的资金来自何方？凯恩斯给出蹩脚的药方：利用行政的力量，通过加大赤字刺激内需。赤字的代价就是牺牲国民的未来。

 1933年3月10日，罗斯福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放弃金本位；6月5日，废除以黄金偿付公私债务；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

 此例一开，法币发行量失去了任何物质制约，只能仰赖政治家和银行家的道德、操守与判断力，而历史事实证明，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恰恰是最靠不住的。过去20多年，中国为“创汇”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资源和环境代价，将大量的美元作为财富积攒起来。而今美元“跌跌不休”，等于让我们巨大的付出白白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还得了便宜又卖乖，喋喋不休地对我们指手画脚、耳提面命。

    超量的货币发行只要能转化为“有效需求”，经济循环过程就可以持续下去。然而，这一循环必然使货币持续积累为资本，于是，持续的超量货币发行就成为经济持续循环的必要条件。由于货币发行不再受到黄金存量的制约，使当局有可能持续超量发行。然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速度。由此，我们发现了利润极大化原则必然会造成的第三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真实财富间的失衡。其长期后果必然是巨大的通胀压力。

    滞胀——宿命？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走到了这个临界点。

 赤字财政：美国政府公债在50年代每5年的增长率只有6.3%左右，但1960～1965年增长率上升至11%，1965～1970年更高达18%，1970～1975年则猛增至42%。1958～1960年，联邦储备银行每年平均净购政府证券11亿美元，1961～1965年每年平均净购27亿美元，1966～1979年每年平均净购额上升到60亿美元。

    超额货币发行：银行将认购政府公债的价款或政府借款作为存款列入政府往来账户，以供财政部随时支取。由于银行增加了这笔虚假存款，从而使它有可能扩大对客户的放款。这就是所谓“派生存款”，如此步步“派生”造成存款的连锁扩张。

    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造成了美国经济学家所谓的“奔驰性通货膨胀”。

    一般认为，是里根让美国走出了滞胀，而里根奉行的是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理论。供应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减税，货币学派的核心主张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减税的后果是政府财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被削弱；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后果是投资能力与购买力同时下降，整个经济冷却。

    1981年2月，里根提出其“经济复兴计划”，7月，美国开始进入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第八次经济危机之中。里根经济学实施两年后，美国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危机，出现了50年来最高的企业破产数，40年来最高的失业率，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

    从1982年下半年起，里根政府不得不同意增税以减少赤字。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从1982年年中起放松银根，使1982年货币供应量大大超过原定4％～8%的增长目标，达到11%。

    事实上，长达十余年的滞胀完成了一次破坏性的调整，加之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新抬头，提供了向广大地区转移矛盾的可能性，恐怕这才是美国走出滞胀的真正原因。

敢问路在何方

2004年谢国忠在《新财经》第八期上发文《亚洲各央行是否应向滞胀宣战》，警告：

    “亚洲各央行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若不开始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那么，全球经济可能通过滞胀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财富再分配。”

这种见仁见智的理由难免让人无从判断，但如此多的人关注滞胀却耐人寻味。问题是：对中国而言，胀从何来？滞因何据？

    自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内蛋、肉、粮、油、菜明显涨价。当时有专家称，那是“恢复性”上涨。然而，很快价格就接近甚至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又有专家出来说，这是“结构性”上涨。如2007年8月20日，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他认为目前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结构性上涨，非全面通货膨胀的前兆。

    从一直关注产能过剩的发改委的角度，整个经济体产能过剩，涨价只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这就是所谓“结构性”上涨。然而，产能过剩未必能杜绝通货膨胀。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货币发行量，当所发行的货币量明显超过社会真实财富时，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其二，资源性物资（如农产品、石油、矿石）匮乏时，再多的产能也只能闲置，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第一个因素已经是现实，第二个因素正露出端倪。由此，通货膨胀的危险绝非空穴来风，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那“滞”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结构。

    理论上，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由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决定。进口一部分满足国内消费，一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相对比重分解进口量，可估计国内生产者在内需和投资上所占的份额，从而估算出国内生产者面对的市场结构演化（图13）。

   数据显示，1978年以前，虽然投资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国内生产者主要还是面对国内消费市场。1978年以后，国内消费市场所占份额已经大幅萎缩，投资所占份额增幅有限，而出口所占份额则明显上升。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进入本世纪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0%（见图14）。

 

逻辑分析和统计数据显示的趋势都提示我们：由于内需不振，投资饱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出口。要继续维持经济运行，出口的份额就必须继续扩大，其可能性如何？

 

我国出口市场分布

 欧洲、北美占到我国大陆出口市场的44.6%，而亚洲部分，东亚的港、日、韩、新、台即占了整个亚洲市场的75.5%。其他市场相比之下微不足道。在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地，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浓厚，针对中国的贸易纠纷此起彼伏，出口量绝难维持当前的增长率。而一旦出口停止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至少下降一半，其后果是什么？

 

由于利润极大化的内在逻辑造成的两个基本失衡（有效需求与产能的失衡、购买商品的货币与追逐利润的货币失衡），生产萎缩成为经济体系的固有趋势。无论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来校正它，都势必造成第三个失衡：货币发行量与社会真实财富的失衡。短期内这种政策可以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甚至可能造就烈火烹油般的盛世，从长期看，只要无法转移矛盾，第三个失衡的积累势必导致滞胀，这将是此类经济体的宿命。

   如果应对次贷危机失败，美欧各国经济难逃衰退，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出口地亦难置身事外，于是中国的出口不但无法维持目前的增长率，反而会收缩，那中国经济将如何避免“滞”？

   出路何在？根本的出路在于内需，只有内需与产能达到某种平衡，中国经济才不会被拴在别人的战车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带来大多数国民生存方式和基本素质的改变。然而，内需建立在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底层公众的货币收入上。如果这收入依赖政府转移支付，势必导致财政赤字和超额货币发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被抵消，从而导致通胀。要想避免这一态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间作出调整，既然利润这个财产性收入是导致问题的症结，压缩它、制约它而不是鼓励它就成了唯一对症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