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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正略钧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任何发表、转载须先得到许可，联系方式：010－58671818-291/332） 现代服务业是驱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产业部门。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着这一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也关系着现代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实现现代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已经形成了高技术研发服务区、专业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金融街、CBD、环保产业园、物流产业园等聚集区。这一空间布局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缘于以下机制：
第一，正外部性机制
现代服务业集群所依赖的外部正效应主要包括人才的易获得性，知识、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市场的聚集与辐射性和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1、 人才的易获得性。
现代服务业作为智力密集型企业，首先会出现在专业人才相对密集的区域，该产业的集聚地区也会吸引相关人才的聚集，继而形成一个专业化的人才市场，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人才搜索成本，另一方面为高技术人才寻找适合的企业提供了便利，使供求双方均能从中获得集聚经济利益。
2、 知识、信息、技术的可获得性。
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是现代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服务业企业聚集在同一区域，为许多具有相同专业素质的高科技人员或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知识交换场所，通过交流使知识在企业间传播、交流，形成相对分散和非正式的学习过程，从而产生知识外溢现象。这不但有利于企业获得知识、信息和技术，而且可以催生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将其转化为组织资产。
3、 市场的聚集与辐射性。
现代服务业强调企业与合作者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高度互动。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与其他产业形成紧密的生态链和互补链，需要大量提供同类和异类服务的现代服务企业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间通过合作所提供的配套服务会成为一种规模经营，从而容易吸引客户的注意力。现代服务业易于在市场聚集和辐射性广的区域形成集群。
4、 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交易成本是在生产成本以外，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一般包括搜索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违约成本等。现代服务业会倾向于在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形成集群。企业在产业集群内更易于接近优质的、低成本的专业元件，如人力资源、营销渠道、管理理念等，从而大大减少信息交换成本和搜索成本。此外，集群内企业地理邻近，易于建立信誉机制和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合约的谈判成本，提高执行效率。
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形成也体现了明显的外部性机制。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中关村科技园的雏形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这一区域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密集、科技人才密集、科学仪器密集、图书情报密集、科研成果密集，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的首选地。各级政府对民营科技企业的鼓励和扶持以及给予政策的保障，降低了企业创业和科技创新的交易成本。这些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科技企业的加入，扩大了市场的聚集和辐射性。在人才、技术、信息、市场、政策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关村发展成为规模经营、规范运作的科技园。
第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经济
就空间分布而言，范围经济是指企业间由于经营区域接近从而通过业务上的联合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由于现代服务企业大多具有规模较小、服务功能相对单一的特点，因此功能上不同的服务企业的业务之间往往高度缠绕，不同类型的服务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赖。通过产业聚集，不同的现代服务企业间可以实现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关联、优势互补，联合起来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利益共赢。
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北京石景山区的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子竞技运动等8个特色中心。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也吸引了200多家文化创意企业，涉及软件、游戏、动漫、音乐、出版等。朝阳区798艺术中心利用闲置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吸引了上百家文化机构。这些文化创意企业由于存在相似性或相关性高，彼此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出于范围经济的需要进而呈现出集聚趋势。
第三，创新效应
产业集群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效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托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的扩散和转移。现代服务产业聚集有助于将大企业的创新成果向中小企业扩散和转移，进而在相似的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集群内企业成员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资源和信息的互补，有助于技术的增强和服务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减小了创新的风险。因此，在创新效应明显的地区，现代服务企业较为集中。
中关村区域有高新技术企业14000多家，并且每年以4000家的数量连续增长，其中约有80%为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进驻中关村，不仅是由于人才、技术、信息、政策优势的吸引，也缘于创新效应的影响。中关村科技园区目前已有19家产业联盟，其中TD-SCDMA产业联盟、闪联工作组、龙芯联盟、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关村创意产业联盟、移动电视产业联盟、中关村手机产业联盟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这些联盟帮助企业走出恶性价格战的泥潭，通过信息、技术等资源整合，形成产业链相互配套发展，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突破性新产品产业化，也帮助新兴高技术中小企业顺利跨过市场进入的门槛。闪联产业联盟、AVS产业联盟、TD-SCDMA产业联盟、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和移动多媒体产业联盟还围绕行业标准的制定，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填补了多项国家行业空白。多个联盟不仅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加盟，还与之加强合作，使多项技术标准与国际化标准接轨，联盟信息、知识和技术资源实现了分层次开发和共享。以长风联盟、TD-SCDMA联盟为代表的企业技术联盟也为全国创新网络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四，政府调控机制
产业布局的形成逻辑上分为两种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政府调控机制。实践中，产业布局的形成往往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在于是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干预多一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增加，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政府通过产业空间规划，降低税收、购买产品、公共投资、提供信息服务、加强法律规范和市场监管等措施，影响本地区产业的空间分布，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北京市政府对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市既有的高技术研发服务区、专业产业基地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金融街、CBD、物流产业园等诸多基地和园区都是在其自然形成的过程中实施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空间分布，将现代服务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专项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并通过人才政策、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健全法律法规，引导现代服务企业的集聚。以金融街为例。1992年，北京市计划发展委员会批准恢复在西二环东侧建设金融一条街。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北京金融街应运而生。目前，金融街已经完成全部开发建设任务的三分之一。在金融街落户的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达到500多家，基本代表了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和领导力量，区域入驻机构和企业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大型企业的入驻为金融街带来了大量的国内外金融人才，最前沿的金融政策信息和最迅速的商业信息。金融街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
此外，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还受企业成本—收益机制的影响。例如，地租是企业重要的成本支出。城市中心地区由于交通便利、设施完备、信息密集，地租一般都会高于其他地区。企业能够在城市中心地区发展也是实力的证明。如果企业的收益不足以承担这一支出，就会选择与城市中心较远的地点发展。
综上所述，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机制中，政府干预机制的作用要大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现代服务业是驱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产业部门。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着这一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也关系着现代城市的发展水平。因此，实现现代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已经形成了高技术研发服务区、专业产业基地、文化创意产业园、金融街、CBD、环保产业园、物流产业园等聚集区。这一空间布局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缘于以下机制：
第一，正外部性机制
现代服务业集群所依赖的外部正效应主要包括人才的易获得性，知识、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市场的聚集与辐射性和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
1、 人才的易获得性。
现代服务业作为智力密集型企业，首先会出现在专业人才相对密集的区域，该产业的集聚地区也会吸引相关人才的聚集，继而形成一个专业化的人才市场，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人才搜索成本，另一方面为高技术人才寻找适合的企业提供了便利，使供求双方均能从中获得集聚经济利益。
2、 知识、信息、技术的可获得性。
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是现代服务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服务业企业聚集在同一区域，为许多具有相同专业素质的高科技人员或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知识交换场所，通过交流使知识在企业间传播、交流，形成相对分散和非正式的学习过程，从而产生知识外溢现象。这不但有利于企业获得知识、信息和技术，而且可以催生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将其转化为组织资产。
3、 市场的聚集与辐射性。
现代服务业强调企业与合作者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高度互动。一方面，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与其他产业形成紧密的生态链和互补链，需要大量提供同类和异类服务的现代服务企业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间通过合作所提供的配套服务会成为一种规模经营，从而容易吸引客户的注意力。现代服务业易于在市场聚集和辐射性广的区域形成集群。
4、 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交易成本是在生产成本以外，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一般包括搜索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违约成本等。现代服务业会倾向于在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形成集群。企业在产业集群内更易于接近优质的、低成本的专业元件，如人力资源、营销渠道、管理理念等，从而大大减少信息交换成本和搜索成本。此外，集群内企业地理邻近，易于建立信誉机制和互惠共生的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合约的谈判成本，提高执行效率。
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形成也体现了明显的外部性机制。以中关村科技园为例。中关村科技园的雏形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这一区域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密集、科技人才密集、科学仪器密集、图书情报密集、科研成果密集，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的首选地。各级政府对民营科技企业的鼓励和扶持以及给予政策的保障，降低了企业创业和科技创新的交易成本。这些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科技企业的加入，扩大了市场的聚集和辐射性。在人才、技术、信息、市场、政策等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关村发展成为规模经营、规范运作的科技园。
第二，现代服务业的范围经济
就空间分布而言，范围经济是指企业间由于经营区域接近从而通过业务上的联合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由于现代服务企业大多具有规模较小、服务功能相对单一的特点，因此功能上不同的服务企业的业务之间往往高度缠绕，不同类型的服务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依赖。通过产业聚集，不同的现代服务企业间可以实现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关联、优势互补，联合起来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利益共赢。
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北京石景山区的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已经初步形成了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子竞技运动等8个特色中心。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也吸引了200多家文化创意企业，涉及软件、游戏、动漫、音乐、出版等。朝阳区798艺术中心利用闲置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吸引了上百家文化机构。这些文化创意企业由于存在相似性或相关性高，彼此能够形成优势互补，出于范围经济的需要进而呈现出集聚趋势。
第三，创新效应
产业集群与创新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效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托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的扩散和转移。现代服务产业聚集有助于将大企业的创新成果向中小企业扩散和转移，进而在相似的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网络。集群内企业成员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资源和信息的互补，有助于技术的增强和服务创新能力的提高，也减小了创新的风险。因此，在创新效应明显的地区，现代服务企业较为集中。
中关村区域有高新技术企业14000多家，并且每年以4000家的数量连续增长，其中约有80%为中小企业。这些企业进驻中关村，不仅是由于人才、技术、信息、政策优势的吸引，也缘于创新效应的影响。中关村科技园区目前已有19家产业联盟，其中TD-SCDMA产业联盟、闪联工作组、龙芯联盟、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关村创意产业联盟、移动电视产业联盟、中关村手机产业联盟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这些联盟帮助企业走出恶性价格战的泥潭，通过信息、技术等资源整合，形成产业链相互配套发展，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突破性新产品产业化，也帮助新兴高技术中小企业顺利跨过市场进入的门槛。闪联产业联盟、AVS产业联盟、TD-SCDMA产业联盟、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和移动多媒体产业联盟还围绕行业标准的制定，进行了一系列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填补了多项国家行业空白。多个联盟不仅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加盟，还与之加强合作，使多项技术标准与国际化标准接轨，联盟信息、知识和技术资源实现了分层次开发和共享。以长风联盟、TD-SCDMA联盟为代表的企业技术联盟也为全国创新网络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四，政府调控机制
产业布局的形成逻辑上分为两种机制，一种是市场机制，一种是政府调控机制。实践中，产业布局的形成往往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在于是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干预多一些。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增加，依据产业发展规律、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政府通过产业空间规划，降低税收、购买产品、公共投资、提供信息服务、加强法律规范和市场监管等措施，影响本地区产业的空间分布，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北京市政府对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市既有的高技术研发服务区、专业产业基地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金融街、CBD、物流产业园等诸多基地和园区都是在其自然形成的过程中实施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空间分布，将现代服务业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专项规划，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并通过人才政策、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健全法律法规，引导现代服务企业的集聚。以金融街为例。1992年，北京市计划发展委员会批准恢复在西二环东侧建设金融一条街。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在西二环阜成门至复兴门一带建设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国家级银行总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部。北京金融街应运而生。目前，金融街已经完成全部开发建设任务的三分之一。在金融街落户的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达到500多家，基本代表了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和领导力量，区域入驻机构和企业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大型企业的入驻为金融街带来了大量的国内外金融人才，最前沿的金融政策信息和最迅速的商业信息。金融街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
此外，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还受企业成本—收益机制的影响。例如，地租是企业重要的成本支出。城市中心地区由于交通便利、设施完备、信息密集，地租一般都会高于其他地区。企业能够在城市中心地区发展也是实力的证明。如果企业的收益不足以承担这一支出，就会选择与城市中心较远的地点发展。
综上所述，北京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机制中，政府干预机制的作用要大于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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