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讯)台湾联合报社论社论指出,当媒体像数饺子一样计算着坠楼人数,郭台铭带着数百记者,到深圳富士康现场,公开安抚情势。记者问:
还会不会有人跳楼?郭台铭说,在逻辑上及科学上,他都无法保证不再发生。讵料,当日深夜就爆出第十二跳。
此事发生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发生在全球最大且在诸多领域最顶尖的电子专业制造厂富士康公司,且富士康又是台商;所以,此事已不只是
劳工的血泪事件而已,而是在全球化、中国政经改革与两岸经济互动的几个大架构下,一个必须从全球高度及宏观角度来严肃审视的课题。
大陆媒体《南方周末》的评论可资参考。该报记者化身卧底在富士康采访二十八天后指出,富士康的工作及待遇均符合规范,最后该报将悲剧的
性质归结为“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
先从全球化的大架构说起。我们曾经指出: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是列强资本家挟工业革命后的产业竞争力,一方面对内
剥削本土劳工,另一方面对外以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向弱势国家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却主要是因列强资本家为摆脱本
国的高工资及高环保,藉“全球化”的名义及“境外外包”的手段,向弱势国家寻求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所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对准了列强资本家的胃口。
因此,中国的崛起,可谓是历史上首次从廉价劳工推动的“由下而上”的崛起;马克斯所说的劳动的“剩余价值”,遂成了中国崛起的杠杆。
再谈中国的政经改革。中国从每一个人的职业及每一个人的住房皆由政府安排,转变到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求职谋生;于是,数以亿计的弱势
地区青壮人口涌向城市及工厂,他们因应新情势的艰辛痛苦,不言可喻。北京政府一方面深知,“中国价格”(其实主要是低廉的“中国工资”)及禁止工运,是维
持“世界工厂”的主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相较于各式媒体上纸醉金迷的繁荣表象,这些在工厂里年轻青涩的“螺丝钉”们,岂能没有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北京
当局虽亦以《劳动合同法》等手段,设法强化劳工的福利保障;但一方面并未落实,另一方面亦与劳工的人生期许仍有极大落差,他们看不到可以逐步往上爬的人生
之梯。这也许就是《南方周末》所说,“一代产业工人的命运”。
这正是中国政经改革的大吊诡: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但现在廉价劳工及穷困的农民却仍是社会的主体;农工阶层在经济上感觉受到剥
夺,在政治上又被别人“专政”,使整个社会如愈来愈蓄势待发的火山。中共政权必须尽快通过这个过渡阶段,始有可能长治久安。
最后说台商。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无论在中国境内,或在“全球化”的平台上,皆应不能说是血汗工厂。但当中国劳工的相对剥夺感形成了政经
压力,两岸经济合作必须超越“代工”的层次,也必须超越低工资的层次;否则,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迟早会有人取代“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台商在大陆的角
色特别敏感;或可享有一些政经特权,但也极易形成社会攻击的标靶。此次大陆及香港媒体对富士康的批评,已经带有社会歧视的色彩在内,值得注意。
北京当局在审慎处理此事的同时,亦当进行更具高度的省思。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趋势中,政经改革的比例及速率应更积极一些;另一方面,
富士康是相对守法及讲理的台商,若将此类社会深层病灶不成比例地归咎于公司,显非公平,更且药不对症,切勿因此使台商心头蒙上阴影。
此事显然已经演成“维特效应”的感染现象。但其成因及解决的方法,却皆潜藏在中国政经改革的深层地带;不能肤浅地诊断,更不可能以肤浅
的药方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