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狂的成功 “辨证地吸收西方管理经验”、“要适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等等,成为很多公司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原则。 是否正确? 前几天与一位朋友聊天,谈到他们在做的强制分布。朋友表示,去年做得很好,部门内有一个员工表现比较差,正好借着公司的制度将其劝退。今年将非常痛苦,因为大家表现都还不错,很难分出个高下,到时候还是不知道如何操作。作为HR负责人,他正在琢磨着是不是调整一下周期,变成两年强制分布一次。 他所说的问题,相信很多实施强制分布的企业都遇到过。他的改动建议也很合理,毕竟很难选出个优劣,非要如此,既难操作,对于等级最低的人来说,也不公平。 我相信很多跟他们相似的公司,在遇到这个问题时都会采取很多折中的方法,而且很可能折中到最后,把整个强制分布的框架都打散了。 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我们要辨证地引进西方的管理工具,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要去修订嘛。 前两天翻出了任正非的一篇旧文章:我的管理经验。其中有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在管理改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方面,我们的方针是“削足适履”,对系统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我们切忌产生中国版本、华为版本的幻想。 就是要“削足适履”,就是要先僵化,这与我们传统思维背道而驰的说法,看似不合情理,却蕴涵着巨大的智慧。 任正非的不合情理,正如韦尔奇对待“活力曲线”的狂热和偏执一样。 活力曲线为GE带来了客观的效果,原因并不在于GE的活力曲线政策规避了专家学者们所揭示出来的弊端,而在于GE将活力曲线的优势充分地发挥了出来。而GE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中子弹韦尔奇的偏执和对活力曲线的不遗余力的支持,恐怕不无关系。 柳春鸣先生有句话:我常常在想,管理是不太适合老是拿出来讨论的,讨论讨论就变得中庸起来,而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在实践当中,偏执也许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可或缺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