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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28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但重庆的市民们都注意到，这天很多银行都有些反常：明明下班时间已经到了，但这些银行却没有关门，反而分外地忙碌起来。营业大厅里面人来人往，有的银行甚至忙到通宵达旦，来的人都是办理同一个业务--黄金储蓄。直到第二天看到报纸，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仅仅在一夜之间，黄金储蓄价格就从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高到了3.5万元。
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大为愤怒。他原本特意挑选28日下班以后才召开关于黄金提价的会议，就是考虑到第二天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走漏了消息，银行、公司、企业、机关都相互串通购买黄金，甚至到后来现金不够了，就用空头支票、银行间互相流通用的本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两。
此事被新闻界披露后，轰动全重庆，当局被迫宣布核查，包括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等人入狱。这次黄金风潮最大的输家是被迫辞职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曾经在1933年10月被他排挤下去的宋子文，重新登上行政院长宝座。不过，正为重返权力中心而高兴的宋子文并不知道，这次黄金案不过是两年以后更大黄金风潮的预演，而孔祥熙的结局也昭示了他两年以后即将面对的艰难处境。
无奈的黄金计划
宋子文上任的时机相当不错，二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了价值达100亿美元以上的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宋子文趁机出售物资回笼了大量货币，遏制了抗战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打了相当漂亮的一个经济仗。这时的宋子文，手里有900余万两黄金储备，外汇10亿多美金，并且有望与美国达成20亿美元的贷款协定，人望之重，在国民党内一时无两。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军费支出急剧增加，种种被暂时掩盖的经济痼疾又重新露头，物资供应不足，财政收支严重失衡，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的问题再次出现。宋子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擅长于处理财政、经济金融方面的问题，但是到1946年初，虽然宋子文长袖善舞，但已经感觉到了难于回天的窘迫。为了再次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宋子文决定接受美国顾问杨格的建议，向社会大量抛售黄金现货。
从1946年3月8日开始，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抛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宋子文责成他的心腹、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具体负责，贝祖诒必须把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用英文向宋报告，报告的内容即使是财政部长俞鸿钧也不能过问。
在开始抛售黄金的半年时间内，一切都风平浪静，但随着1946年6月全面内战的爆发，平静被打破了。混乱的局势加上国民政府的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人们纷纷抢购黄金以自保，黄金价格迅速上涨，销售量也随之直线上升。8月17日到18日，中央银行两天就卖出黄金1万两。在汇价、金价的互动下，国内物价开始全面上涨。
随着黄金抛出越多，金价反而上涨越快。一方面，这是市场买涨不买落的传统心理使然；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黄金储备虽然充足，但毕竟有限，黄金越抛越多，中央银行的黄金终有告罄的一天，这是人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越演越烈的黄金风潮
到1947年1月，黄金价格已经逼近400万元一条的高价，仅在1月30日一天之中就售出19000条。最初抛售黄金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回笼法币，抑制通货，但由于国民政府滥发货币，法币信用严重不足。币值下挫一方面促升金价，一方面让所有的持币人，无论是金融家到工厂主、大商人，无不倾其所有抢购黄金。有手段的官僚政客乘机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到最后，全国都陷入了轰轰烈烈的黄金抢购潮中：政府部门挪用行政经费，事业单位拿出人头工资去抢购黄金；因为当时只有上海一地销售黄金，各部队长官纷纷将军饷运往上海，抢购黄金，甚至央行由南京开往徐州等处的运送钞票的专列，开到半路也调转车头，回到上海。各部为争取交通工具，暗贿明争，竟至于交火，更有的军官将手下的士兵统统派去上海参加抢购。各抛售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殴斗吵骂之声不绝于耳，上海简直成了疯狂世界。
就连宋子文开办的“生产贷款”也被贷款人变成了“黄金贷款”。有的贷款支票早晨刚发出，中午就出现在黄金市场。而这时，仅中央银行一个月内发出的生产贷款就达656亿元，这对于早已不堪重负的黄金市场来说，无疑又加上一重压力。
在举国上下的疯狂抢购之下，上海库存的黄金很快就接近枯竭。宋子文无奈之下，命令从重庆金库空运应急。当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在上海市场一露面，坊间流传的关于中央政府黄金已经告罄的流言更是得到了印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购狂潮。到1947年2月初，金价从几天一涨变为一天一涨，又从一天一涨变为一天几涨，最多的一天金价涨了9次。到2月10日，金价已经达到每条609.8万元的天价。到此时已经无以为继的宋子文不得不在２月15日下令停止黄金销售，宣告黄金市场关闭。2月16日，行政院通过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美钞自由买卖。此时，黄金市价已飙升到每条900万元，是黄金市场开放之初的６倍多。
黄金风潮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形势迅速恶化。由于金价、外汇、物价的相互刺激、攀升，带动了万物疯涨，整个市场陷入极度混乱状态。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市民一觉醒来，往往发现原先够吃一天三顿饭的伙食费，这时候已经只能吃两顿饭了，晚饭需要勒紧裤带了。尤其是许多粮店惜售待涨，造成连续几天大米市场有价无市。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不少城市发生民众捣毁米店、银楼的暴力事件。
相当混乱的出售内幕
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宣告失败，一场声势浩大的“讨宋”浪潮从此引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责成下，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人担任监委，调查黄金风潮中公务人员贪污渎职的情形。结果此次黄金售卖内部管理的混乱情况让调查员们大开眼界。作为主要抛售黄金的三家金号之一同丰余，居然连每天黄金进出的账本都拿不出来。在黄金买卖中，也有很多违规的地方，董事会名单中还有两个假名不知何人。最离奇的事情是，四名监委向上海社会局查核的时候，发现同丰余居然没有注册，是一家非法机构。何汉文等人询问社会局为何不查封同丰余，社会局说贝祖诒已经打过招呼，要他们不要管。贝祖诒则向四监委辩解，说同丰余的经理詹莲生是上海金业公会主席，熟悉情况，信用好，而其它的金号背景复杂，不可靠。
除了中行总裁贝祖诒外，当时抛售黄金的主持者还有业务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他们选择了三家金号同丰余、大康润、大丰恒和两家银楼方九霞昌记和杨庆和发记，作为抛售黄金的代理人，采用明配和暗售两种方式向市面抛售黄金：每天上午10点，由业务局公布牌价，上述五家金号、银楼申请当日购进的黄金数量，由央行配给，下午收市后，各配售金号、银楼将价款上交国库，这是明配；当时由于市场上黄金抢购风潮盛行，明配的黄金总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有黑市的产生，中行就按最高黑市价格委托上述几家金号、银楼向市场抛出大量金条，用来压制黑市，这是暗售。当时五家金号、银楼的总资本为6770万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停售为止，共售出黄金850万两，以1946年3月每两平均价156万计算，值132600亿元。以如此之小的本钱，做如此之大的生意，简直是骇人听闻。
同丰余经理詹莲生是抛售黄金的主办者，其余四家的配售、暗售额均由他决定。每天中行决定牌价后，林凤苞、杨安仁就用专线电话通知詹莲生，詹莲生借此操纵市价，上下其手，不知赚进了多少。有人说他共得了10万条，即100万两黄金。这样的数据也许失之夸张，但他肯定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计查黄金案
为了追查详情，四监委决定把詹莲生作为突破点。何汉文想了个计谋，把詹莲生请到东方饭店，好酒好菜，解除了詹莲生的戒心。酒酣耳热之际，詹莲生开始跟他大谈自己和宋子文、贝祖诒的交情。原来，同丰余的后台老板是徐补苏，徐是上海金业中的真正老大，杜月笙是他师傅，为避人耳目，由詹莲生出面主持。詹莲生和贝祖诒也有很深的交情，两人是苏州同乡，又是亲戚，所以才这样左右逢源，有恃无恐。
在交谈中，詹莲生对高达20余万两的火耗和销售利润直言不讳，对黄金交易的内幕也当趣事来讲。当时中行库存金条都是400两一块，市面上出售的是10两一条，贝祖诒就以每条3分的火耗委托詹莲生改铸。詹莲生承认，火耗一共达到8.6万两之多。不过后来詹莲生也自辩“赚头大，应酬也大，”大头都被当权者分走了，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
詹连生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交待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何汉文便借口上了一趟厕所，并在厕所里翻出早就准备好的记录本，把詹连生刚才所说的大致记了下来，然后把笔录交给詹莲生，要他签字。这时，詹莲生才开始有些慌张，后悔地对何汉文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您私人谈话时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是要请你包涵包涵!”
何汉文刚为调查有了突破赶到高兴，当天晚上杜月笙就找上门来了。杜没有自己出面，而是派他的徒弟、立法委员王新衡请何吃饭。王新衡转达了杜月笙的意思：叫詹莲生拿出200根条子来打点打点，让何汉文改掉笔录。这时杜月笙的势力已经远不如以前了，何汉文也没有答应，而是婉言谢绝。
不久，四监委把调查出黄金风潮案中的舞弊情形送交上海地方法院。在全国舆论的压迫下，法院判詹莲生12年徒刑、判林凤苞、杨安仁7年徒刑。但是很快三人都被“保外就医”，逍遥法外了。
追查宋子文
这时候还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就是国舅宋子文。监察院、立法院虽然掌握了宋子文失职的材料，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只好以四监委的名义打电报问蒋介石:
“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均座指示，确否祈赐电示。”电报发出之后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回音。四人只好直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当时的文书局长徐静芝笑着告诉他们：“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此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四监委看了啼笑皆非，只有放手。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宋子文得以全身而退。
虽然黄金风潮让蒋介石勃然大怒，但是他很清楚罪过并不全在宋子文身上，没有宋子文的殚精竭虑，他大笔大笔的军费支出从哪里来？况且，究其根本原因，引发黄金抢购潮的是日益剧烈的通货膨胀，而南京政府滥发货币的原因是为了填补巨额的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所以宋子文虽然号称“国民党金融之父”，纵横腾挪，却操办不出这一份无米之粥。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神形憔悴的宋子文裹着大衣，缩着脖子，登上了前往广州的飞机。
宋子文的离去并不意味着南京政府经济危机的结束，而是下一阶段更深的危机的开始，此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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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是亿万富翁？
在这次黄金风潮中，宋子文差点把蒋介石的家底都卖光了，抛售的管理看来也是相当混乱，那宋子文是不是也趁机混水摸鱼，在此次黄金风潮中大发国难财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关于“宋家王朝”的财产数目坊间充斥着各种骇人听闻的猜测。宋子文的名字也常常出现在诸如“全世界最富有的十个人”之类的排行榜中。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1985年出版的《宋家王朝》一书首页中写道：“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但是也有人坚信宋子文并没有获得那么多的贪污财产。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子文评传》的作者吴景平，提到自己查阅宋子文档案的时候，发现宋子文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吴景平印象中，宋子文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其中还包括房产，所以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有分析文章指出，当时宋子文经手的那些大笔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时，已经建立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借款的动用都有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宋子文肆意贪污的可能性并不大。如今察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可以发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都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吴景平还提到了宋子文档案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就是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他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他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比如他的秘书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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